万景路：民国时期旅日文化人眼中的日本女人

清末民初，一批有志的中国学子纷纷远赴东瀛，求学救国。如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名人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和陶晶孙等，当初都曾是旅日学子。不过，名人也是人，闲来翻弄那个时代这些文化名人的作品，发现他们对日本的女性认识倒是也颇为有趣。

周作人刚到东京时，心情振奋的随着哥哥鲁迅屁颠屁颠的去东京的寄宿地伏见馆。抵达后，应声出迎的下女让周作人仅一瞥就受不了了，原来他看到了一双美丽的光脚丫子，而且，这一双美丽的光脚丫子还在“泛着草香的榻榻米上轻盈的跳跃闪动着”，这让生来所见都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子包裹严实的三寸金莲的周先生一时陷于晕眩……可以说，周作人与日本的一生缘，极具象征性的就包含在这最初的一瞥之中了。直到五十年后，已是八旬老翁的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依然如是说。

郁达夫眼中的日本女子比较统一，几乎全是“柔和可爱”、“皮肤滑腻通明，细白的像磁体”、“肥白柔美”型的。若非“良家尤物”，就是“玩弄中国学子感情的荡妇”。说是如此说，犹如饮鸠止渴，一直到郁达夫孤家寡人泱泱回国为止，风流才子郁达夫一直就这样沉醉在东瀛女子的一堆堆“肥白柔美”的“肉”上不能自拔似乎也不愿自拔。

汪伪政权中的张资平虽然由于趋利而人格卑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算得上是当时的留日文化才子了。据他自己说，留日时，在拥挤的电车上，常以触碰日本女子的肩部、膝部，闻日本女子的发香粉香为乐事。今天看来，就是一典型的“痴汉”（性骚扰者）。但他的一段关于中日女子比较的高论却十分精辟：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却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这点和中国女子相反，中国女子的态度举动则过于奔放自然，太无拘束，结果失掉了女性所必需的“淑”的条件，而对于身体则加以束缚，如束胸禁止其自然发展等。这段描述即使在今日看来，也当属高论。他看到成群结队的日本女孩儿从其窗下走过去时曾发过的“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之感慨，也堪称经典之句了。

说名人眼中的日本女子，不能不提的一位是徐志摩，这位仅凭陪大诗人泰戈尔游访日本一个月就写出了流传至今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小莲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沙扬娜拉十八首》让浪漫诗人徐志摩名声大扬，也带给了读者一片能“画饼”东瀛女子的想象空间。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则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真诚、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主要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后，由于源自儒学的理学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逐渐掩杀了这种可贵的气质。因此，若想找回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寻求了。辜鸿铭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说到做到，亲自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据说老辜最后竟幸福到了没有吉田小妾调理就无法入睡的地步。真个是羡杀人也。

纵观当时的留日文学作品，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似乎是当时作品一再描写的主题，不过，由此倒可以引出一些对中国封建礼教的深思，正是中国封建礼教之严，才使得留日学子们在一遇到日本女子的温顺、纯洁、真诚、高雅、甜蜜、柔美以及热情奔放不掩肢体时，就纷纷落马甘愿拜倒在东瀛女子的光脚丫子之前了，这在郁达夫、张资平、周作人陶晶孙等人的笔下都有充分的表现，并使得他们未能免俗的在留日生活中更多的重视了日本的“人情美”和“女性美”，从而忽略了与“人情美”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日本人的“岛国根性”。这也终究使得他们虽以数年、十数年的留日经验，却终究没能整出一部《菊与刀》来，而让从未踏足过日本的美国作家本尼迪克拔了头筹。

不过，在当时，我们倒也出了一位能够理智、冷静的认识日本的女作家，她就是凌叔华，虽然她在其作品《异国》中也说：日本的女子，具有十足的女性美。凡女人特有的好处如温柔、沉静、细心、周到、爱美、爱洁等等，都较他国人完全。至于服从、谦卑与态度的柔和更非西洋或中国女子可望其项背了。但如此写，正是作者为了突出其作品中日本人的“岛国根性”而作的铺垫。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正是具有如此多“人情美”优点的日本人，一到关键时刻，她们就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一副恶狠狠的面孔，以排他的“岛国根性”示人了。而与凌叔华眼中的日本女子相比，同为旅日文化人的那些男性名人笔下的日本女子则除了“肉”多一些，更柔美一些，其他的貌似还真就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