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景路：看日本学者论中日“同文同种”

经常听到有人说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其实，“同文同种”本非国产，而是“梅兜银加胖”（日本造）。当年的日本军部为了给自己侵华的丑行找借口，就煞费苦心的研究中国历史上被外族征服的历史,结果发现大清以完全不同于汉民族之文化、文字以及生活方式等，竟能入主中原三百载，其中居功至伟的就是大清从皇帝到臣民都能主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由此，自古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大受启发，军部籍此发挥适时的推出了“日中一体”、“同文同种”等美化其侵略行径的理论来欺世。
不过，此举还真的就“欺”了“世”了，不仅一时间愚弄了国际社会，还欺骗了“一根筋”的日本臣民，使他们相信侵华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与“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共携共荣”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让国人面目尽失的却是，“同文同种”在当时的新鲜出炉，竟满足了一些以日本文化宗主国自居的鼠目寸光的所谓精英文人政客们的虚荣心，从而，甘愿沉沦做日本的“同文同种”的马前卒。即使现在，还有一些人同意这种说法。余毒，不可谓之不深。
但有趣的是，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已忘记了“同文”本属日本造的这一事实。而是以汉字简体化所带来的两国使用汉字的某些不同和语法构造的不同等因素来极力否定中日的“同文”一说，甚至几度掀起“废汉字运动”。日本作家中嶋嶺雄就是这种说法的提倡者之一，并举出什么“頭”与“头”、“書”与“书”等的不同使用来佐证自己的正确。其实他忘了，无论繁也罢简也罢，就犹如一个人冬天穿棉袄夏天穿半袖，穿衣服的人还不都是同一人嘛！皇帝穿新衣即使光着那也还是皇帝呀！就像他非要把自己名字中的“岛”字左边扶着一座小“山”才能立稳；非要把“领”字上面再压上一座“山”才能安心般。其实，他即使穿上马甲咱还是能认出他的，包装无效。
此君着实有趣，竟提出日本的“非常口”和我们的“太平门”虽然所指相同，但字面意思却完全不一样。连穿过了他们的“非常口”后才能得到“太平”的引伸意义都不知就敢拿来说事儿，如果告诉他中文“太平间”的意思还不得让他直接闭嘴？倒也不值一驳了。我们的“擦屁股纸”（手纸）荣幸的被日本人拿来当做了“信”使用，此君就非常气愤他的“手纸”即“信”，竟被我们用做了“偷姨来偷拍吧”（擦屁股纸）。因此，就义愤填膺的以此作为论据来证明中日的不“同文”。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信纸在我邦本来第二功用就是拿来“救急”的，绝招、秘法当然不能外传了。日语的“品物”与我们的“东西”所指相同，但用字却不同，由此，他也认为这是中日不“同文”的证明，殊不知，“东西”我们也叫“物”的。至于“东西”指“物”乃来源于唐时人们去长安的“东市”、“西市”购物，最后渐渐购物就演变成了“买东西”即“购物”这一史实。在日本能够以中日比较文化著书立说之辈，竟连这也不知，可算有失日本人的严谨了。而且我们还有持异议的地方哪！咱那好好的“荞麦”被日本人拿来原字原意的使用,但却偏偏叫它什么“骚吧”，以此来说中日不“同文”，我们倒是可以告他盗用、侵权之罪了，不过，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弄起来也是不胜其烦，我们就大人大量，逝者如斯夫，随他去吧。
事实上，中嶋嶺雄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此煞费苦心的以各种“莫须有”的例证来证明中日不“同文”，我们早已尴尬地发现了其实我们早就被日本人给“同文”了的事实。像什么消极的、积极的、取缔、引渡、手续、干部、代表、写真等等、等等，已经不敢想象，没有了这些日本人造出的日语汉字我们的文字表述将处于一种多么尴尬的情境。
其实，中嶋嶺雄本应为日本把中国“同文”了而沾沾自喜没事儿偷着乐去，可他却偏偏要去证明什么中日不同文，而且还本末倒置非要研究日中的什么“异母兄弟”的同种关系。
他认为：中日应是同父异母兄弟关系，所以有血统关系存在。因此，日中关系应较别国关系更加亲密才对，即使偶尔产生摩擦、对立，作为“兄弟”，也属正常，而且会比外人更加容易和解。但他同时又认为：“异母兄弟”之间相处，理应是有距离的冷静相处关系，尤其是应避开经济方面的借贷关系等等。
此君罔称了解中国文化之深，竟拿日本人和人之间的“冷血”关系来处理中日关系，殊不知，中国人兄弟之间如果都是有距离的没有金钱关系的冷静相处的话，按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那也就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了，兄弟之间是不应预设相处规则来相处的。窥一斑而知全豹，与日本人探讨血缘兄弟关系可谓鸡与鸭谈。所以，咱到底与日本也终究是做不成兄弟的。
不过，此君却是矛盾得可爱，他又从日中间的异质性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表象上的种种不同，力图来证明日中的不“同种”，但在其著书最后却大力宣扬中日是“异母兄弟”关系，都“同父异母”了，还算不上“同种”？这不是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么！也因此，它的日中不“同种”之论，一笑置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