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2、近东篇

割礼·怀孕及其他

如前文所述，在埃及智者的忠告下，近东古国均有早婚的倾向，在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希伯来人在内，女孩子在十一、二岁时就已结婚；而在埃及，根据一位权威学者的说法，甚至有早至6岁就结婚的女人。早婚可能要对古代医学书籍上所提到的某些“妇女病”负责。

古埃及的Kahun纸草书（公元前1900年）是现今留存的最早医书，有一位当代的德国学者对该书中记载的妇产科资料加以研究，但能确认的只有少数几种疾病。除了胃肠病外，古埃及妇女有生殖器官刺激性毛病的亦非少见，学者找到了“阴唇有病”或可能溃疡的记载，“子宫脱垂”的毛病也有，而且记录正确：“一个妇女有背痛和大腿间下坠感，这表明她的子宫脱垂。”

纸草书对男人性问题的记载资料较多，包括有长年性的阳痿症。当时的医师已知婉转地描述病人，“无法履行他的职责”，而占卜者耸听的危言有时候会使男人“在他的配偶面前失去男子气概”。历史初期的恋人也会有“交配病”，但这不是现在流行的“性交後忧郁症”，而是对淋病或睾丸脓肿等性病的一种泛称。我们无法得知古埃及人是否知道性病是曾经由性交传染的，但Akkadians似乎知道，他说：“这些白色的脓疱„„是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得到的。”

近东古国对“儿子”的成见，连带地使他们对妊娠问题特别留意。“妊娠试验”在4000年前和今日一样普遍，只是当时试验的结果并不全然可信。古埃及的医师说，将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放在两个不同的布袋里，妇女“每天将尿洒在布袋上，如果大小麦都发芽，那她是会生男孩还是女孩呢？医师继续说，如果是小麦先发芽，那就会生男孩；如果是大麦先发芽，那就会生女孩（小麦的经济价值比大麦高）。”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师也有他们的说法，只是不像埃及医师那么言之凿凿，他们说：“如果孕妇的前额雀斑很多，那她怀的就是男孩。”但他们对永久性不孕症妇女的甄别则颇为准确，如要晓得一个女人是否能怀孕，只需将西瓜捣碎，加上生产男婴妇女的乳汁，瓶装做成药剂，让妇女吞下，如果她呕吐，就丧示她会怀孕；如果她们打嗝，就表示她无法怀孕。”

有些现代的学者主张，“割礼”（割包皮）的最初目的是基于卫生的考虑，因为当时人穿的衣服宽松而且不多，砂砾很容易跑到包皮内，引起刺激，甚至伤害；但此说颇值怀疑，因为只要改变腰部束带的设计，就可简单的解决问题，而不必动刀见血。再者，割礼在埃及和非洲最为常见，但却迟到青春期前才举行，如果考虑卫生的话，时间显然拖得太晚。事实上，它更可能代表一种“青春期仪式”：接受割礼者的年龄、露出象征男性的龟头、见“血”等。

没有人知道在埃及古王朝时代，割礼的盛行程度如何。根据考占及史籍记载，留下来的木乃伊、裸体的画像及雕像等加以观察，可知它并非全面性的，而且也不是阶级的标示。神职人员、祭师等可能都割包皮，但法老王有的则有割，有的则没有。

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伯（Strabo）说，古埃及人除了男性有割礼外，女性也被“割”，这就是所谓的“女性割礼”(female circumcision，但此名称并不正确），在人类历史中，“女性割礼”有很多不同的含意，有时候它只表示穿破处女膜；有时候则表示将全部的阴蒂及全部或部分的阴唇——即将敏感的外生殖器组织割掉，极端的割礼对妇女身心而言，都是相当痛苦和危险的。女性割礼的目的似乎是藉在剥夺掉妇女对愉快刺激最敏感的部位，而阻止妇女的杂交，“开罗家庭计划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的现代埃及年轻妇女中，有90％承认，她们一部分的阴蒂和阴唇都切除过。

虽然割礼在埃及相当普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希伯来人将它视为一种“信念的标识”时，才在中东地区流行起来。历史学家相信，它可能是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时带走的一个观念。以色列的立法者将举行割礼的时间从青春期提前到婴儿期，并成为强制性的命令，代表上帝与犹太人之间圣约的永恒象征，将异教徒的仪式变成上帝恩宠的标识。但也有人说，在初始时，割礼代表部落的一种标识，好将以色列的小孩和他们多神信仰的邻居区别开来，但这在穿着衣服而且“猥亵暴露”被视为重罪的社会里，是一种相当不方便的识别法。再者，万一接受割礼的小孩落入敌人手，证据确凿，更像羊入虎口。

犹太人的割礼，最可能的含义是做为“血的圣约”之象征。在“创世记”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圣约，是和我你及你的子孙间之圣约，你须谨守：你们中的每一位男人须接受割礼，你们需在包皮上的肉受割，做为我和你们之间圣约的记号。”在古代，人与人之间做“血誓”时，血通常是取之于最方便的肢体，但上帝的誓约是与亚伯拉罕及亚伯拉罕的子孙，基于这个含义，血需来自亚伯拉罕的生殖器官。

今日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犹太人的割礼在男孩还极度依赖父母的时期举行，它成了不断提醒孩子这种依赖性的“证物”，并在心中留下恐惧的阴阴影，可能会导致轻微或严重的“去势焦虑”（Casrationanxiety）。虽然据弗洛依德自己所言，没有接受割礼的小孩也会有“去势焦虑”，不过在当时，即使没有割礼，近东地区盛行的“阉割”刑罚，也足以造成“去势情结”。

不管“去势情结”的来龙去脉为何，早期希伯来人相当重视他们的睾丸则是无庸质疑的，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唯一禁止妻子帮忙丈夫的章节，是申命记中所说的：“当男人互斗时，其中一人的妻子如果为了拯救丈夫免于被殴，而伸手去抓另一人的私处，你们可以砍断她的手。”

近东其他地区的妇女似乎也有在打架中用手抓对方睾丸的倾向，例如在亚述人的法律就有一条规定：“如果女人在争吵殴斗中捏碎男人的一个睾丸，要砍断她的一根手指；如果在医师缝合後，另一个寒丸发炎或见她在打架中将他第二个睾丸也捏破，那么她的两个乳房（或乳头）就要被割掉。”

法律也规定对孕妇伤害的惩罚，这主要是针对男人的，《出埃及记》里说：“当男人在一起，伤害到一个怀有小孩的妇女，而让她流产，若没有进一步的损伤，那么伤害她的那个人就要罚款„„如果有进一步的损伤，那就要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亚述人的法律里也规定，任何人若攻击一个怀孕的妇女，而使她“子宫里的果实早凋”就要罚金、被鞭打或罚一个月的苦役。

堕胎在当时即被视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亚述的妇女来说，堕胎的处罚是“接受刺刑，并不准埋葬”，如果她因堕胎而死亡，尸体也要施以同样的处罚。但当时的人对“杀婴”是否有罪却不大感兴趣，这可能是因为它是女婴常见的命运。流产和堕胎的情况则不同，因为那可能阻碍男婴的出世。只有希伯来人明文禁止变相的“杀婴”——将婴儿献给Molech。

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早期的“文明人类”对生殖问题相当关切，特别是希伯来人。只有生殖和对小孩妥善的照顾，才能强化和繁衍“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男女间的性行为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来考虑的。

公元一世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曾说：“除了夫妻间的自然结合外，法律不承认其他的性关系，而夫妻的结合只是为了生育後代。”当时有很多强化这个目的的积极或消极规定，例如新婚的男子可以免除一年的兵役及其他义务，为的是让他“和妻子过快乐的生活”，但这也有一个料想不到的副作用，有钱人的妻子却因此而每年增加一个。

其消极的一面，则对各种不具生殖意义的性行为加以严惩。当巴比伦准备承认“男妓”（供同性恋者玩乐）这个行业时“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男人和男人躺在一起，像男女躺在一起一样，他们两人都犯了可憎之罪，须被处死，”然後以同样不可通融的声调说：“如果一个男人和野兽躺在一起，他须被处死；你们也须将野兽杀死。如果一个女人接近任何野兽，并和它躺在一起，你们须将女人和野兽一起处死。”

“兽交”——和牛或其他家畜性交，在游牧时代并非少见，当他们定居下来後，可能还保有这种习性，对“兽交”加以严惩，可能是要破除这种不良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