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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沉思录（6）

战国之前，中国人不把自己的死当一回事；战国以来，中国人不把别人的死当一回事。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先生留给中国学者的理想。汉字似乎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喜爱的是依附，而不是独立。“依”和“附”两个字都包含了人，人是有依附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依”字：因为依附，你就会得到衣服，也就是得到生活必需品。至于独立中的“独”字，由犬和虫合成，总之与人没有关系。

  梵高的许多名作画的都是向日葵。或许，在梵高的潜意识里，向日葵是“个性”的象征，而梵高的痛苦就是丧失个性——我们从一幅画里看见：背景都是黄色的，这样，天生黄色的向日葵就有被环境吞没的危险，结果，画中的向日葵成了红色。什么是个性？个性就是永远不被这个世界吞没，而是从这个世界脱颖而出。为了个性，我们宁可改变自己的本性。这是梵高的杰作显示出来的。

“真善美”似乎成了现代汉语里的成语。如果必须去掉其中的一者，我们中国人就会去掉真。善和美字形上都包含了羊，而羊意味着美味。中国人是好吃的民族。

“吃年夜饭”是中国北方人的说法，在我的故乡鄂东南，人们只说“上干饭”。这折射出的现实应该是：那里的人们平时吃的不是干饭，而只能是稀饭。其实，鄂东南的富人平时也能吃上干饭，“上干饭”只能是鄂东南那些穷人们的命名。

中国的富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多，用西方来对比，就更是如此。西方贵族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主力。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初来荣国府，依次见到三个人：贾母、王熙凤和贾宝玉。贾母是贾府最有权势的人，王熙凤是贾府的财务总管，贾宝玉是林黛玉日后的恋人。

权力之后是金钱，金钱之后是爱情，或许可以说，《红楼梦》这一段文字暗含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价值观。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原本是一只猴子，有七十二般变化，其实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东西，包括美女。这没有什么太值得奇怪的。值得奇怪的是，孙悟空平时是以一只猴子的形象存在，难道它以为猴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吗？

佛教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所谓“本来面目”。

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能飞行的动物，人类在梦中会飞翔吗？

中国各种戏曲里有“念白”。念白是似说话而非说话，似歌唱而非歌唱。京剧里更有“千斤念白四两唱”的说法。齐白石认为，优秀的绘画作品里，画中的虾与现实中的虾是在“似与不似之间”。

“曹冲称象”是中国著名的神童故事。曹冲让大象来到一只大船上，标上船的吃水线，然后牵下大象，换上石头，直到船下沉到被标记的吃水线。这些石头的重量加起来，也就是大象的重量。

明、清两朝，北京兴建宫殿，从外地调运巨大的石头和树木，人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运输的问题：等到冬季来临后，在路上洒水，结冰之后，人们在冰面上拖动这些石头与树木，这比在地面上拖动它们省力了不少。

曹冲是神童，他的方法是巧妙的，却也是间接的，也就是低效率的。但这怪不上曹冲，要怪就应该怪中国历史上的成年人。中国成年人大多满足于这个“巧妙间接低效率”，自然不容易有重大的技术发明了。

金、木、水、火、土，中国古代哲人把这五者称之为五行，认为这五样东西是世界的根本。中国古代诗人似乎也有自己的五行，它们是春、江、花、月、夜。把春、江、花、月、夜这些字都删除，《全唐诗》里也就没有几首句子完整的诗了，张若虚著名的《春江花月夜》也就成为真正的“无题诗”了。

李白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游名山，目的是成仙，李白游庐山的时候，却吟出了“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这样的神奇诗句。

诗是李白追求人生理想过程中的副产品。李白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仙人，李白终究没有成为仙人，却成了诗仙。李白是最不想成为伟大诗人的伟大诗人。

如果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最重要的人物，则《红楼梦》可以改名为《红楼泪》，林黛玉此世的命运是把一生的眼泪献给神瑛侍者转世的贾宝玉，这是扣人心弦的“还泪神话”。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李商隐的名句。李商隐是写泪的高手。

《红楼梦》中的人物却对李商隐进行攻击，认为李商隐唯一值得肯定的诗句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意思。

常人求同，伟人求异。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王维的名句。“孤烟生乍直，远树望多圆”，这是白居易的诗句。白居易是在模仿王维。

西方艺术上有模仿说，那是主张艺术家模仿自然；中国没有模仿说，中国艺术家却喜欢模仿别人的艺术品，这其实是剽窃。

艺术上的剽窃似乎应该包括这样的一种情形：艺术家自我剽窃。“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是苏东坡的名句，苏东坡在另外一些诗里反复使用“水光潋滟”和“空蒙”等词语。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是一流的诗人。

下跪是中国古老而广泛的传统。我们下跪是为了向对方表示尊敬，下跪何以就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原来，我们跪下去，对方的身高“增加”了。总之，没有对身材高大的向往，就不会有下跪这样的文化行为。

下跪广泛流行于中国文化，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人的身体大多偏于矮小，对身材高大的向往也就更加强烈。

《红楼梦》里，宁国公是荣国公的哥哥，前者的后代比后者的后代更加不堪；荣国府里，贾赦是贾政的哥哥，贾赦身上似乎没有任何优点；贾珠是贾宝玉的哥哥，而贾宝玉是《红楼梦》里最光彩的人物。

《红楼梦》里似乎有“老二崇拜”。

金、木、水、火、土，这是所谓“五行”。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所谓“五行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所谓“五行相生”。

五行相克意味着万物都有自己的天敌，意味着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是“乐观主义”在中国文化那里创造的“理论”。

五行相生意味着每一种事物都不是凭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承受其他事物恩典的结果，这是“喜爱感恩”这一人性在中国文化那里创造的理论。

五行理论同时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和感恩主义。

《西游记》里，太上老君和镇元大仙都是神通广大、长生不死，平时都有若干小仙童相伴随。这折射出了中国文化对儿童的喜爱。

人们愤怒的时候跺脚。跺脚意味着我们不自量力地去踹巨大无比的大地，意味着我们对托举我们身体的大地忘恩负义，总之，跺脚不像是人类本能性的行为，更像是文化性的。跺脚与其说能够表现愤怒，不如说表现出了跺脚的发明者对于愤怒的厌恶之情。

人们高兴的时候蹦跳。蹦跳意味着我们从大地分离出去，意味着我们想从由万物相混而成的大千世界脱颖而出，也就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蹦跳与其说表现了高兴，不如说实现了对高兴的歌唱。

跺脚是幽默的，蹦跳是庄严的。

一个人表现出了最高超的智力，而且这智力得到了别人的惊叹，这人就会意识到：人生最有意义的，是表现出最高超的智力。

常人内心里期待这个世界上出现奇迹，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万物没有不是奇迹的。

饥寒交迫的人去抢劫、偷盗，这可以命名为“本能犯罪”。除了本能犯罪，还有“文化犯罪”。在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而去抢劫、偷盗，这就是文化犯罪。

美好社会不是建立在人人向善的基础上，人人向善只是美好社会的一个结果。

红色和绿色，何者更有意义？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杜牧的名句。杜牧喜爱的，是“红于二月花”的霜叶，而不是绿色的枫叶。

植物学家指出：枫叶不是因为“霜”而变红的，枫叶原本就是红色的，只是霜降之前，枫叶里除了红色，还有绿色的物质——叶绿素，而且叶绿素的绿色盖过了枫叶的红色，寒冷的季节来临，继续让叶绿素工作就得不偿失，但不能让叶绿素白白流失，于是，在让枫叶凋谢之前，造物主把枫叶里的叶绿素收回到枫树体内，枫叶里的红色由此无拘无束地显现了出来。

人类和造物主各自重视的东西是不同的。

基督教（犹太教）的《圣经》中说：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因此被贬谪人间，世世代代经受苦难，基督徒不会搞祖宗崇拜；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则认为：人们这辈子的命运取决于自己前辈子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与祖宗无关，佛教也不渲染亲情；中国古人则把自己的一切成就归功于自己的祖宗，亲情还是中国人各种追求的基本动力之一。

或许，《圣经》“偷吃智慧果”故事的作者出生在因父母犯罪而破落的贵族家庭；因果报应理论的创立者（释迦牟尼）当是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了伟大成功的人；主张祖宗崇拜的中国人则应该是出生在充满脉脉温情的贵族家庭的人，很有可能的是周武王和周公——他们的父亲是仁慈而贤明的周文王，他们的母亲是著名的淑女大姒。

《红楼梦》里的探春管自己的生身母亲叫“姨娘”，这似乎是因为母亲是父亲的小老婆，但探春的亲弟弟不是这样，而是像常人一样叫“母亲”。探春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自己看不起母亲，不如说是因为自己是母亲的女儿。

母亲和女儿之间弥漫着某种敌意。

§造物主不让人类的眼睛看见紫外线和红外线，不让人类的耳朵听见超声波和次声波。造物主是不是不让人类的智力知晓一些真理？

一个人比我优秀，我就感觉痛苦，我这是在“妒嫉”。妒和嫉都包含了“女”。一个汉族人投靠敌国，这人就成了“汉奸”，但成为汉奸似乎是一些男性的专利，但汉奸里的“奸”字包含了“女”。这似乎只能表明：造出“嫉妒”和“汉奸”的十有八九是男性。

或许可以这么说：人类语言的主要创造者是女性，文字的主要创造者是男性。更爱唠叨的是女性，而“书呆子”似乎只能是男性。女人是语言的动物，男人是文字的动物。

佛教里的弥勒佛的塑像笑容可掬，弥勒佛是“笑”的化身，不笑不足以是弥勒佛。这是佛教教义的一个结果。我的一切言行，甚至包括我每一刹那的心理活动，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因果报应”法则根据我的作为决定着我来世的命运，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法则不会遗漏我的任何言行和心理活动，而是昼夜不停地紧紧盯着我，我自然就不是宇宙间的流浪者了，我为自己来世命运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不会是白费。

因果报应法则意味着绝对必然性。没有对绝对必然性的洞察和想象，就不会有精神上的狂喜和宁静。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或许，禅宗最突出的特点是：坚信一个人只要“见性”，他也就“成佛”了。这样的人也就是一个活着的佛。佛无论如何不是凡夫俗子，总不能在言行上与凡夫俗子一个样。所以，我们看到：《五灯会元》之类禅宗典籍所记载的历代禅师的言行，大多显得怪异。

一个人在此生此世就能实现最高的生命理想，这样的宗教信念，容易使得修行者片面追求怪诞，以至于疲于奔命。

禅宗的“见性成佛”说，体现了中国文化强烈的急功近利倾向。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里，似乎完全没有急功近利的影子。生命已经在宇宙间流浪了亿万年，此世的最高任务是为了成佛而修行，而不是急于成佛。生命在此世的意义只存在于修行的过程中。

禅宗与其说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不如说是“心浮气躁化了的佛教”。

山头、山腰、山脚，山的不同部位分别被命名为头、腰、脚，这是因为作为命名者的人有头、腰、脚。一条蛇再聪明，也不会明白“山脚”是怎么回事。

“5 5 5 1 2 5”，这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中的乐句，把乐句中每一个音符都提高一个音阶，就有了“6 6 6 2 3 6”。后一个乐句是对前一个乐句的一种模仿。

所有艺术形式中，似乎只有音乐是最容易被模仿的，但事实上，音乐是最少被模仿的艺术，这或许是因为对著名乐句的模仿，产生的结果是让人感觉非常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