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苗：我的“藤野先生”

1904年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或许是中国迄今最具盛名的日本教师。鲁迅先生时时记起他，是因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流年似水，倏忽百载。千万留日学子来来去去，又有几人，心中不曾藏着一位敬之爱之的“藤野先生”呢？我心底，也有相同的惦记，思念着的，是我的“藤野先生”。

1998年，来日第三年，我读大二。日语统共学了两年，水平只够看不够用。幸好日语汉字多，尤其专业教科书。上课听不懂，选使用教科书又爱板书的教授，足以靠视觉补听力。新学期，我兴冲冲选了门《日本文化史》。因觉必定有趣，满心都是期待，就忽略了教科书。

等粉色樱花落尽，绿叶缀满枝桠，坐在春季的大学课堂，大教室里乌泱泱一片学生，才知是门大课。花甲年纪的老先生步入讲堂，落坐后直接开讲。没有教科书，不发讲义，也少板书。90分钟的课，老师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却苦了视觉系留学生的我。

春日阳光斜入窗内，伴着老师温和的声音，一室舒适暖意。我强打十二分精神，竖起双耳，紧盯讲台，却兀自在行云流水的年号、人名中云里雾里。一下课，毫不犹豫直奔老师，结结巴巴地滔滔不绝。老师听懂了我无教科书不可的理由，就写了几个书名。又说，如果图书馆没有，不用买，可去他的研究室借。这，就是我与我的“藤野先生”的初见。当然，老师尊名“井出孙六”，并非“藤野”。只是，这个名字于我的分量和意义，当时我尚一无所知。

多年后的同学会里，提起井出先生，素来稳重沉静的学姐仍难掩兴奋：“当年，在选课大纲看到老师大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系里居然请到这么好的老师！” 大学时代以来，常获老师赠书。虽知老师的作家身份，但身世经历，却是数十年后，突闻老师离世噩耗，震惊之余辗转网络后才略有了解。

井出孙六先生出身长野名门，身为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橘仓酒造（酒庄）家末子，有一众杰出兄姐。长姐丸冈秀子是作家、评论家。长兄井出一太郎为政治家、前内阁官房长官。三兄井出武三郎也是评论家。四兄井出源四郎为医学家、前千叶大学校长。身为末子的井出先生亦足与兄姐比肩：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任中央公论社编辑后专职作家。1974年获第72届直木奖。1986年获第13届大佛次郎奖。报告文学、历史文学、随笔等多种著作等身。

井出先生与中国结缘，始于1965年共青团中央举办的“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先生冒着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危险分子的风险，以媒体人身份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赴中。9月，在跟随代表团离开鞍山之夜，列车启动，一片“再见”的道别声中，忽然飘入一个日本女性的声音：“オゲンキデ‥‥‥サヨウナラ”（多保重‥‥‥再见），井出先生震惊之余，奋力将身探出车厢，搜寻声音来处，却因列车加速前行，不得确认。但从此，鞍山之夜的这个声音深深沉淀于井出先生心中。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井出先生以故乡信州“满蒙开拓团”为起点，着手中国残留孤儿的相关调查。先生在书中写道：（鞍山之夜）“那位女性的日语里满含的倾诉，以及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数千残留妇人、和成为残留孤儿的青年们怀抱望乡之情的无助，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此事，至今仍不断唤起我的悔恨之情。” 

1985年，井出先生将每年前往中国残留孤儿访日调查会场的采访记录、和长年的调查研究结果集结成文，在杂志《世界》连载，1986年以《无尽的旅途――“中国残留孤儿”的历史和现在》为名出版，获日本报告文学重要奖项大佛次郎奖。书写之外，井出先生常年在日本各地奔波演讲，呼吁民众勿忘战争的历史教训。2002年，在日中国残留孤儿向日本国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井出先生鼎力支援奔走，并亲自作为证人出席了神户、长野、鹿儿岛审判。2004年，以“世界人民携手共求和平，于动荡不安的世界中让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大放异彩。”为宗旨的日本“九条会”（“和平宪法第九条之会”）成立，井出先生参加并于2005年担任了伞下的“媒体九条会”的召集人。此时，井出先生已七十四高龄，仍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笔耕不缀。维基百科上确认到的井出先生著作里，仅1985年至2015年的30年间，先生的著书就高达35册。

但遗憾的是，这些我均了解于网络，并非亲耳所闻。在与井出先生的二十数年的记忆里，先生于我，仅是可以去研究室谈天说地、谦和亲切的老师，可以轻松登门拜访的父辈。

大二第一堂课后先生给的书单，图书馆里没借全，便依言找去研究室。先生说office hour欢迎来玩儿。闲着无聊时，我真就串门子去了。

先生的研究室很大，正对一墙大窗，框出一幅蓝天绿树的美景。室中央设两张大桌，先生面窗而坐，访客背窗。明亮光线里的先生，一贯的温文可亲。先生总让我自己泡咖啡喝，速溶咖啡挤在满墙书橱一角。年少时喝不来黑咖啡，往往只舀一小勺加水作数。和先生的谈天，亦如手中咖啡清淡，淡得内容已模糊不清，但那些年代久远的office hour，仿若杯上漾起的咖啡香，回味绵长，难以忘怀。

年少天真的我，从未想过深究先生身份，也非精进学问的好学生。与先生自然而然的亲近，最初，或许只是异乡求学的孩子，对温暖和善的向往。或许也因幼时家住父母任职的大学宿舍，擦肩微笑招呼的邻居，无论院系老师或校领导，都只是亲切的邻家叔伯阿姨。井出先生的和蔼包容，与过去重叠，令我心向往之。所以即便毕业后，虽非文学青年，但每年的“井出沙龙”（毕业生文学爱好者沙龙），我都雀跃参加。坐在先生家客厅，听学长学姐和先生热火朝天的讨论，似懂非懂的时候居多，自然寡言。井出先生总会贴心地找出合适话题让我参与，其实于我，静享那热切美好的氛围，已是秘而不宣的至高享受。

研究生毕业前，先生得知我有意教职，特意致电中国友人，请前辈大学教师为我指点一二。再后来，幼女出生，忙于家务琐碎，有三、四年时间，仅余明信片联系。但每年年初，看到先生手书的短短数语，便即心安。

作者的“藤野先生”——井出孙六与作者女儿幼时

女儿4岁那年，听闻先生身体欠佳，匆匆带她前去探望。那个深秋的午后，先生和往常一样，一脸慈祥在门边迎我。先生的精神比预料的好，方觉安慰。初次登门的女儿毫不惧生，叽叽喳喳拉着先生问东问西。先生耐心逐个答疑，又指着院中柿子树上结的果实，示意女儿看。一老一少并立窗前，齐齐抬头，仰望一树橘黄的静谧温馨，至今仍存心底。 

2019年末，收到先生寄来的亲属丧中明信片。明信片上照例有亲笔手书，但不见先生一贯质朴有力的字体，代之的，是颤抖的书写笔迹：“什么时候见个面吧”。心中大恸，只想速速前去探望，可依日本习俗，丧中人家不可回复贺年卡，也不可拜年。于是联系了学姐，商量着新年过后前去拜访。未曾想，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了一切。年末忽至，再次收到一张丧中明信片。这次，寄自井出夫人。无法置信的茫然错愕过后，才明白，从此与先生天人永隔。

万般悔恨，无可言喻，无从弥补，无计消除，唯有深夜时重温先生著作方能稍减。查阅了所有著作书目后，发现先生的著作多是我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先生以往所赠之书，应都是经过他细心挑选，适合于我的。更怨自己愚钝，未曾早些体会，也不曾多向先生请教。如今每每重读，总悔之不已。字里行间穿梭的历历过往，与先生的音容笑貌重叠，往往令我泪目不止。流泪，并非仅是感伤逝去，亦是感怀：年少懵懂时未曾领略的教诲，人至中年，竟又因为先生，得有机会再次学习体会。

井出先生曾说：“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写作人，（中略）我的工作是用铅笔将稿纸填满。稿纸的字格一格叫做“一丁”。写20个字的话，就填满了20丁的字格。有时我边写边想，（中略）如果某时某人，读了我写的“数丁”文字后，能有些东西留在他（她）心中，那该多好。这，其实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我写的文字里，有一小部分，能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里，留下一些如花瓣般存续下去的东西，那我将感激不尽。”

《藤野先生》里，鲁迅先生写道：“他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我不敢妄测，井出先生对于我的温厚关怀，是否是他对日中友好贡献心力的延长线。但他于我的教诲，如深夜掩卷回首窗外时的西斜明月，即便落下，翌日又将升起。有些生命，亦是如此。逝去，是对其存在认知的重启。曾经的一切，是永不凋零的花，绽放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