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陈岱孙教授 |
| 送交者: xiaotou 2002年07月02日16:35:09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
世纪同龄人 ——忆大舅陈岱孙
陈岱孙（1900--1997），福建省福州市人。著名经济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192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受聘担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清华学校改建为清华大学后，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这位与20世纪同龄的老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从27岁开始的粉笔生涯，一直持续了七十年，春风化雨，桃李满园。 1997年7月27日上午8时12分，陈岱孙教授怀着对人生的深深眷恋，溘然长逝，结束了平凡而又奇迹般的一生。花纷纷，泪纷纷，哀悼的人们悲叹：一个时代结束了！ 1997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陈先生身边，对他说："大舅，出版社让我写一篇关于您的文章，猜，我怎么写？"他侧过脸，眼睛放光。"我想好了第一句：在我少年时的印象中，我的大舅是位威严的人。好不好？"他笑了，连声说："好，好。"每当他绽出开心的笑容，我便会感到整个房子充满阳光。 少年时，我眼中的陈先生确实是威严的。人们称呼他都有个"大"字，同辈人称他"大哥"，晚辈叫他"大舅"、"大伯"，又下一代呼唤他"大舅公"、"大伯公"，我哥哥的孙子该叫他"大太公"，外面的人说到他，则是"大教授"、"大学者"，这"大"意味着了不起。50年代初，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住在外祖母家，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见到陈先生来。他个子好高，身板笔挺，穿着也笔挺，坐下喝杯茶，话不多，又笔挺着走了。那时，逢年过年，外祖母是要摆上香案祭祖先的，叫我磕头，我不肯。"大舅每次都磕头，你还不磕。"只要是陈先生做了的事，我一定顺从。放寒假，外祖母带我到陈先生家小住，陈先生的母亲我叫"四婆婆"，她和外祖母是妯娌，她们有说不完的往事。 在镜春园的日子，比在城里上课时还有规律。每天，陈先生6时30分起床，全家便都起来了，7时30分早点，12时午饭，6时晚饭，10时各自回睡房，与时钟一样准。镜春园甲79号平日安静的时候多。陈先生即便不外出上课，8时整坐到书桌前，一盏旧式绿玻璃罩的台灯便亮了，他潜心看书写字。每当此时，家里嗓门最大的朝年（管家兼厨师），也悄声来去。他的相册一本又一本，很多，从照片上看他年轻时好运动，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他二十八岁担任系主任，一直做到八十四岁。有时系里教员之间意见不一致，一起到镜春园开会，照例家里人回避。只听客厅里先一阵是双方语气激烈的争论，静下来后，是陈先生说话的声音，话不多，然后就没有声音了，不一会儿，传来开门和纷沓离去的脚步声。常听人们说，陈先生一语千钧，一槌定音。 实际上，陈先生一点也不可怕，从少年时我便喜欢和他在一起，喜欢镜春园家里的宁静和秩序。每一物件都有固定的放置地方，那煮茶的壶，套在壶上保温的绣花罩子和粗瓷杯碟，至今仿佛唾手可取。去上课之前，他把茶喝够，讲课几个小时无须再饮水，他说自己是"骆驼"，这习惯一直延续了很久。正餐四菜一汤，这大概是他在清华学校包饭时留下的规矩。那时吃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但是，忘不了吃饭时的情景。饭菜摆上桌了，朝年去里屋请四婆婆。穿戴梳妆整齐的四婆婆慢慢走出来（她腿不好），陈先生在门边迎候，抬起右臂，四婆婆扶着他走到桌边，他为母亲把椅子放合适，坐下。最年长的人先动筷子，全家人方可吃饭。饭桌上没有声音，没人挑肥拣瘦，没人落下米粒，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有客人时，略备薄酒，从不劝酒、划拳，酌量自饮。每个人走出卧室，衣冠整齐，陈先生沐浴后也整整齐齐走出洗澡间。 天气好时，大舅带我去商店买东西，他一定按顺序排队，请他站到前面去，他摆摆手。沿着未名湖散步是最迷人的了，他给我讲湖光塔影、临湖轩、花神庙……迎面过来不论是行人还是骑车人，见到大舅都会站定让出路来，恭敬地唤一声"陈先生"，大舅点头还礼，略侧身再往前走，继续给我讲北大图书馆藏书的故事。 陈先生求学的故事，是最令人听后难忘的。陈氏家族是福建闽侯的望族，书香门第，中国传统的老式大家庭。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太傅是我妈妈的祖父，陈先生的伯公。他留过小辫子，六岁到十五岁在私塾读书，国学基础厚实，酷爱学历史。他的外祖母家景况完全不同，十分洋派，他的外祖父、舅父曾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全家说英语。外祖父为他请了英文教师，自幼他的英文就很好。辛亥革命，十一岁时的陈先生自己把"猪尾巴"剪了，他说"我是少年革命党"。十五岁，入教会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中学读书，写了两篇文章便免修中文课，英文课只参加期末考试，专读他最怕的算术课，从最低班一级一级跳到最高班毕业。"一点基础都没有，学起来好难啊！"直到辞世前，偶谈往事，涉及此话题，他仍心有余悸。三年读完六年课程。1918年，他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插班三年级。在清华学校，他感到同学们一个个好厉害，都拼命念书，原来以为自己挺不错的，"可不能得意，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埋下头去，发奋念书！"1920年，赴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六年，得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因成绩杰出，荣获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十五岁到二十六岁的十一年间，他如同在跑道上狂奔，不断追过跑在前面的同学，冲向终点。"竞争十分激烈，我是连滚带爬地读完了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是世界高等学人聚集求学的学府，他二十二岁考入。"那时，我是个小伙子，班上有五十多岁出过著作的学者，他们不把我当回事，我要和他们比试比试。"整整四年，从不外出游玩，在图书馆中专用的小房间里发奋读书。他攻读的是经济学和哲学，涉及的学问非常广，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那个时期。博士学位答辩在研究院是众人关注的大事，考官是四位大胡子长者，他们分别是经济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学等学界的权威，其中一位主持答辩。没有预先可准备的考试范围，一入考场便是四个小时。他回忆："紧张得汗顺着脊梁往下流。"答辩完毕，如果这四位大胡子什么也不说走了，意思是"明年再来"。而对陈先生则是依次握手祝贺。他在班上最年幼，一次通过。之后，他周游一番。1926年，告别美国，取道欧洲，在英国、法国游学半年。1927年，返回祖国。我曾问他："您想过不回来吗？"他回答："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的是学成回来，报效祖国。"先回福建探望父母，8月北上，应聘赴清华大学任教，从他第一次面对学生起，便一直面对学生七十年！他到底教过多少学生，无法统计，来向他遗容告别的学生，有九十一岁的老人，也有二十一岁的年轻学子。陈岱孙教授倾毕生年华、学识才智，化作一届一届学生的成长，他似吐丝的春蚕、燃烧自我的蜡炬。他乐意得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陈先生怀念在清华的生活，他获得教课和奋发读书的满足。那时一位教员要担任3-4门课，每星期8-9课时。他在哈佛大学时专业方向是财政金融，教的主要也是这一门，但是，他感到对于中国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太不够了，最初几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充实自己，补充教课的内容。1932年，清华大学又提供他旅费和生活费，去欧洲游学一年。他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和大不列颠博物院里，曾为写《比较预算制度》一书作准备，又是发奋地读书。大家都评价陈先生教课教得太精彩，那是教员坚持学贯中西，厚积薄发的效果。教书是他毕生的职业。学习，也伴随了他一生。1997年1月初，他还捧着一本厚厚的、国外出版不久的经济学著作在读。手不释卷，可谓他一生的写照。 《文汇读书周报》曾刊一文，题目是《陈岱孙：一代学人的终结》，这似乎成了怀念他的共同话题。1928年，陈先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1929年，他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长，他是最年轻的院长，其他诸院长也只有三四十岁，均踌躇满志，具有为教育献身的精神。他们组成校务委员会，制定、管理全校教学工作，效率卓著。教授之间的君子之交，至今被当作美谈。陈先生带我去过张奚若先生家，因为先生谢世，去看望张夫人，张夫人是他打桥牌的牌友。我也去过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家，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老友见面，谈笑风生。两位都是终生未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陪金先生住；金先生有一收集嗜好，屋里到处是特大个的水果，下面用红木架托着；再就是满屋子的书，和弥漫的熏醋味，为了防感冒用的。每次与老朋友叙谈后，陈先生的脚步会轻快许多，脸上的兴奋能挂很久。物理学教授叶企孙也是单身贵族，也住镜春园，陈先生和他在星期日常常一同进城，各有去处，下午4时在东安市场内的和平西餐馆会面，喝杯咖啡歇歇脚，再一起返回北京大学。叶先生家有一位老张，与朝年是相同角色，管家兼厨师。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先生被冤枉投进监狱，抗战时他在天津冒死为八路军买过药品和器材，后来加给他的罪名是"叛徒"、"特务"。出狱后病得很重，陈先生常去看他，给他送东西，每次谈话都心情沉重。不久，叶先生去世了。陈先生与物理学家周培源是通家之好，是20年代时的朋友。说起来也是很久以前，陈先生带我去崇文门吃饭，他指着一个店面说："过去这里是家洋行，卖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周伯伯结婚之前，要我陪他给新娘买个礼物，就在这里，我替他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针线盒。"周先生头发白得早，陈先生叫他"周白毛"，时常在晚饭后带我去他们家玩。周先生看到我们，总是挥动双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周夫人就把家里的好东西抱出来给我们吃，周家的女儿对陈先生特别好，不论哪一个出国、出差回来，买的东西第一个送陈爸。后来，周培源当了政协副主席，搬离北大校园，陈先生去得少了。当周培源去世的消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正在喝茶，茶杯险些掉在地上，他掩面恸哭，难以割舍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挚友。上面谈到的都是中国教育界一代举足轻重的著名教授，陈先生看着他们一个个地先走了。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先生去世，这些家的晚辈全来了，呼唤着"亲爱的陈爸"，深深地鞠躬。抗战前，在清华大学教书，他们过着很好的生活，月薪平均四百银元，以面粉价格换算，相当今天的人民币四万元。但是，抗日战争打响，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奔赴长沙、昆明，建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陈先生在清华的家是很讲究的，南下时，连家都没回，从会议室上的路，朝年只从家里抱出一包四公公四婆婆的衣物。陈先生到了长沙，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据说，首先扫荡教授住宅区的是本国村民，陈先生的家空了，连同他在欧洲搜集的关于预算问题的资料和已写了两三年的手稿，全部化为乌有。在长沙、昆明共八年半，住过戏院的包厢，也曾和朱自清同宿一室，生活拮据到连一支一支买的香烟也抽不起了。他们在炮火下，坚持上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威胁中，坚持上课；在极端贫困中，坚持上课。这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是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节奏赶路的，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实践者。1945年，陈先生作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身携巨款，最先回到北平，接收和恢复清华大学。他在东单日本人撤退前大甩卖的集市上，买了几件家具，再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的行军床、一条从日军缴获来的粗毛毯，凑成一个新家。 镜春园的家就是如此简朴。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陈先生曾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一年，第二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对这般按苏联的大学模式将综合大学调整成专业院校，一直存有异议，主张专才必须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几十年中，他反复惋惜：一些很好的综合大学被肢解，恢复起来不容易。他们这一代学人走的是从通才成为专才的路。由此，他又谈到过因为知识面窄，有些教员只能承担一门课的教学，甚至有一门课由几个教员分段授课的现象，"这样，对学生是很不利的"。当然，这类现象近几年逐渐在改变，他感到欣慰。晚年，家里几个孙辈的孩子，在北大和清华上学，他要求他们选听本专业以外的大课，包括文学和艺术讲座。很难估量，他对学生们的爱有多深，对学生们成才的期望有多殷切。1976年，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生受到歧视，被认为基础差，陈先生说："这样对待他们不公平，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给他们上课。"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课时，增加知识量，那个时期，他累得很瘦很瘦。改革开放了，年轻人有机会出国留学，陈先生非常高兴，记不清为多少人写过推荐信，帮助他们确定专业和选择学校。他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但又从不这样提出要求，期待国家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坚信：学生们会回来的。师生交谈，话语不多，临行握别，每一个学生都会从老师那温暖有力的手上，得到动力，感受到挚爱。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面带岁月风霜的男士，陈先生外出开会，来者要了一张纸留言，他这样写道：1957年我当了"右派"，发配到外地，曾来向老师告别，终于没敢推开虚掩的门，在门外向老师鞠躬。凡是对被平反归来的学生，他都备薄酒接风。他去世后，到家里来吊唁的人很多，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已八十有余，他流着泪说："我最后的一位老师走了！"经济学院95级研究生男女十人，静悄悄地在院子里集合，身上只有庄重的黑色和白色，他们站成一排行礼时，脸上是从心底升上的神圣。他们非常幸福，拥有如此值得尊敬和热爱的师长。 陈先生终生未娶给人们留下一个谜，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直至到北大，对此传说很多，"美谈"很多。有一天我壮着胆子问："大舅，外面人说的是真的吗？""瞎说。"就两个字把我堵回去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曾经来采访他，其中问到他终生未娶的原因，他回答：一是没时间，二是需两厢情愿。我认为后者是主要的。50年代，四婆婆和我外祖母为此十分着急，张罗着介绍对象，因为陈先生是独生子。我还跟着去看他们见面呢。在北海公园白塔下的茶座，来了一位穿着整齐的女士，脸上略施脂粉，戴着金丝边眼镜，看样子，她挺中意陈先生的，但是，陈先生没兴趣，不了了之。后来，还有人来提亲，全是有上文没下文。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衣柜、箱子整整齐齐，留下的枕套、被单还能用好多年。 陈先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心境平和。其实，他心中也藏有痛苦和无奈。他最痛苦的是学生早逝和被扼杀前程。"文化大革命"前夜，陈先生发低烧，我妈妈把他送进医院查病因，躲过了北京大学的"革命浪潮"，若是他也被戴上高帽子和抹黑脸，后果不堪设想。回学校以后隔离审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一劫是逃不过的。所幸的是他没有被关过"牛棚"，他没有被人直呼姓名。据说，工宣队、军宣队都尊称他"陈先生"，这在北大找不出第二个人。那时，我妈妈传来陈先生的决定：暂不见面。他是怕连累我们。于是，音信全无。不久，妈妈去了江西鲤鱼洲北大的干校。紧接着，陈先生也被派去鲤鱼洲。便笺寄来，要求代买一双翻毛高统鞋，一条狗皮褥子。那时候他第一次给我们"留言"，做好了再也回不来的准备，届时他已七十高龄。命运多变，旋即又取消他去鲤鱼洲的决定，让他去大兴县庞各庄收麦子。很难想象，他个子这么高，长时间弯腰收割，怎么吃得消。总算结束了"学农"，立即又把他们派去"学工"，在轧钢厂劳动，住在北街一个托儿所里。熬到春节前夕，好不容易接到他的便笺，说："春节放假，你们到托儿所来接我。"等得实在太久了，如同熬过一场战争生还者相见--那天，天空阴沉得如铅色，他穿着灰外套，戴蓝棉帽，说不出他脸上的神情，依旧腰背挺直，我和妹妹直冲过去。"回家说话。"他克制喜悦，令人感到凄凉。那期间，四婆婆去世了，外祖母也去世了，她们老妯娌俩谁也没能给谁送行。我们陪着陈先生把四婆婆送去火化，陈先生陪着我们把外祖母送去火化，又把她们葬在了一起。1995年妈妈去世。待来年清明时，我们将把他们都葬在他们母亲的身旁，长眠在一起。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我雀跃过三次：陈先生不去鲤鱼洲了！妈妈要从鲤鱼洲回来了！"四人帮"打倒了！这些都是陈先生第一个告诉我的。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建设现代化的新时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重大的革命，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令很多人生活陷入困境，陈先生是其中之一个。他一向慷慨、乐善好施，过去取了工资直奔邮电局，给有困难的亲友、学生一一汇款。《北京青年报》刊有一文《心中往事》，写的是他救济一位生活无着的"右派"学生达八年的事情。这些年他靠补助，靠亲友、学生接济度日，这是他最最不情愿的。1995年，他的月工资实发八百六十元，他坚持按年度纳税。窘境中，不忘记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
1997年7月9日下午，他拄着手杖出门，无需搀扶走向送他去北京医院的汽车。在医院里，他的身体急剧走向衰弱，再高明的医生已回天无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报纸上题为《不依规矩 不成方圆》一文的标题处打上"√"，颤抖着写下一个"留"字，推荐给我们看。7月26日下午，晏智杰教授到医院汇报介绍陈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那本书（即《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已编撰完毕。他虽虚弱，仍拱手致谢。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在这里划上句号。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恍惚中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这些是他心中的情结。 1997年7月27日清晨6时30分，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我们拿给他，看后他点点头。他保持了生命最后一天仍是6时30分起床的习惯。 陈先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风云，面对了太多太多的死亡，他称得上是：历尽沧桑。他是他们那一代学人中，最后一个走的。他的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学人的终结，但是，他们的精神、风范、操守、才智，将永恒。自古以来，先贤和圣者光照大地，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份光明！
|
|
|
|
|
 |
 |
| 实用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