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据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那么大的人物，小农民怎么能明白呢？当时大家都这么说，我也就这么说，乡下人嘛，也就是跟着吆喝吆喝。其实觉得王洪文那么英俊潇洒，挺可惜的。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将自己从九分的劳动力标价变为十分。从三点五分变到九分不容易，要标价十分，还需要证明自已能胜任一年四季的重农活。这一年的冬季水利工程是关键。

秋收后，我和生产队的全体男劳动力上了冬季白湖水利工地。离家六十多里路，是比较近的一次。年长的人说，白湖水利工程是他们过去十多年遇到的最艰难的一个工程。在湖底开出一条二十多米宽二十多里长的渠道，将湖泊变良田。那年冬天特冷，气温一般都是零下二十几度，肩上一百三十多斤的担子，脚下淤泥深陷一二十公分。挑着担子在淤泥中走，很难平衡，脚拉出淤泥也很吃力。

工地离战棚有六七里地。战棚搭在当地一位农民家的前院子。炊工在农民家做好饭然后送到工地。不知谁耍了魔术，两桶从生产队带来炒莱用的棉油，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掺了水的酱油。一两个月饭菜中没有点滴油腥，大家嘴唇都裂开了很大的口子。每天从早到晚连续高強度劳动八九个小时，几个月下来，精疲力竭，人困马乏，狼狈不堪。

大概是腊月初的一个上午，大家正忙着，叮叮光叮叮光，有六七个人敲着锣来到我们生产队的工地上。

大家围上来。这几个人都穿着单衣，几个年长一点的，很明显里面加了厚背心，因为特冷，冻得打哆唆。其中有三个年轻人双手从背后绑着，绑得不太紧，绳子好象连在一起，彼此很配合。三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人犯xxx。另外三个人，一个高个子拿着话筒，象个头目，一个人手上拿着一片锣，牵着绳子，还有一个人也牵着绳子，大概是怕那绑着的三个人跑掉。六个人都面无表情。三个挂牌子的年青人大概十八九岁，大我一两岁。其中有两个胳膊和手背上有血迹，有一个瘦小个子的手在打抖，不知是冷还是痛。

等大家围拢后，拿话筒的高个子对着话筒干吼了一阵子。原来被绑的是三个从省城来的知识青年，下放在邻近的公社。三个人在工地上打架，不好好干活，被定性为破坏水利建设，被罚遊堤示众。

我很同情他们，为他们感到不平，这可是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才来的呀，他们是人啊，又不是象我们一样的农民。耍猴一样的示众很快就结束了，他们敲着锣转到下一个生产隊。我们继续干活。

泥地里挑担要步伐快，不能分心，不然脚越粘越紧，担子越挑越沉。可我还是忍不住扭头看这帮人。看着他们离去，走路轻飘飘的，我心里突然感到羡慕。挂挂牌子毕仅比挑重担子轻松啊。我甚至在猜想，这几个知识青年可能是在演双簧，打他妈一架，免几天劳役。

听小道消息说春节不能回家，要在工地过。前几年有人偷跑过。我琢磨了一阵，决定偷跑。筹集了二十几元钱，跑向了省城。在外面晃荡流浪了一旦时间。那时侯无目的外流不叫农民工，也不叫肓流，叫流窜犯，有危险的。同村的王二哥流窜后在收容所被关了半年多，拉出来批斗过十多次。后来成了残废。

流浪的滋味并不好受。后来又跑到外省工作的叔叔家呆了几星期，叔叔是老大学生，很有知识，他说粉碎了四个帮，国家的很多政策会有很大变化。从叔叔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认识到需要学习知识，文肓想到外面混是很艰难的。同时也更坚定地向往城市生活。

不久后还是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因为能提供详细的流窜去向，没遇上太大的麻烦。不过心里一直盘算着，要学习，要增加知识，要彻底地改变自巳的命运。冬去春来秋收，时间飞到了一九七七年九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还真的使我彻底改变了生活轨迹。

七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参加完一个大型的宣判会后返回家，路过离村两公里外的一家缝纫店，我们几个小青年专门跑去缝纫店，去看店中二十岁左右，新婚不久独守闺房，姿色非常非常丰润的缝纫员，因为当天宣判的人中，有两个人与她扯不清。不久前也听到很多关于她的动人传说，村里那帮大光棍们，讲起她的故事，眼睛贼亮贼亮的放光，口水不停地往下流。

很令人失望，店门紧闭，室内空空，一伙人只好扫兴地离去。我不想跟他们一起走，大概是贼心不死吧，多磨蹬了几分钟。几分钟，几分钟，就因为推迟了这几分钟，我从林荫小道上返回公路，碰上了一个人，我终身难忘的一个人。

生活如梦---三十年后话高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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