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文化中的哲学，与中国感性文化中的哲学的扼要比较 如果说，西方的理性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理性靠猜测来解释世界；那么，哲学， 则是理性用逻辑思维来概括和推导世界。 哲学的发展在此期间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思辩-逻辑-理性。“思辩”的目的， 是提练出思维中的共性，找到大家共同承认的现象作为出发点- 既是，初步发现 “公理”的开始。而“逻辑”的部分，相当于思维过程中规则的制定。最后，由公 理和规则推出定理，以此结出“理性”成熟的果实。 哲学一词，在西方文化中，起源于古希腊，意为“热爱智慧”。古希腊的哲学家们， 自身作为榜样。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用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来提出问题， 被称为苏格拉底教学法或诘问法，可看为是哲学的“思辩”阶段。亚里士多德继承 了 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哲学思想，从主要研究“经验”的角度，总结以往的众学者的思 辩方法，提升成为规则，达到了“逻辑”的阶段。之后不久，希腊几何学家和数学 家欧几理德，提出了人类第一个在几何学中，从公理到定理推断。其后的欧洲哲学 家，特别是近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黑哥尔等，则分别继承了古希腊哲 学家开创的这一传统，完成了由普通逻辑到数理 / 符号逻辑的成熟，推动“理性” 发展到全盛阶段。 在更广义的范围上，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首次开创了人类认识史上，“形而上学”，既 “先于经验”，和“形而下学”，既“后于经验”的人类认知区分。这个区分的重大 意义，在于它不仅为以后的公理系统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公理系统的建立， 是建造现代科学大厦的开始(例如，于牛顿和爱因思坦齐名的麦克斯维尔，他关于电 磁转化的8个数学公式，奠定了此后物理学中电动力学发展的基础)。 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创的研究哲学问题之风，如何进行辩论的规则指定，导致了一批 逻辑学家的产生，最后到亚里士多德集为大成，产生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出现，成 为以后一切人文和科学，乃至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形式 逻辑，历经二千年，除了后来补充“充足理由律”外，基本无变化。这种对知识的 探求，经过抽象概括总结出如何寻找真理的方法，成为启始至今的人类探索一切未 知世界的准则。 然而，正像理性文化在宗教信仰中，所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样，理性文化在哲学中也 表现出出不适当的扩展和推论，从而导致了被后人发现不少错误。例如当时普遍流 行的“地心说”宇宙观，亚里士多德的物种生成概念，和他在物理上，作出的重物 比轻物体从空中先落地的论断等。但比较理性文化中的哲学巨星的光辉，其缺点只 是其光芒背后的影子。 反观在中国“感性文化”中哲学，则一直没有脱离哲学发展开始期，简单，朴素， 直观的“思辩”的阶段，无进一步纵深发展。其成就，在经过几近相同的历史年代 发展后，比之古西腊哲学家，其成果终落寥若晨星。 也许由于中国哲学的主流是入世的哲学，它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和先秦的国家混 乱时期。诸子百家哲学有 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杂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 家、名家、农家等。以后历代的哲学发展，如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等，多涉及于 社会道德(儒学的范围)，而与先前真正的哲学的研究大相径庭。中国的哲人，很少 过问社稷的基础，来源等外部的问题；多只关心社稷内部的建设，因而其学说，多 于人伦道德有 关。所留存德哲学论述，多是之言片语，或残缺不全。例如，老子<<道德经>>中开 篇的两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并无详尽解释，导致后人各 择其意，不免有神秘化，故弄玄虚之嫌。 中国哲学讨论人论道德以外的主要记载，有三个著名的讨论，它们是“白马非马”， “飞鸟之景” 和“一尺之棰”之说。 “白马非马”论的大意是，战国时一城有令马匹不得出城。公孙龙带着一匹白马要 出城。守门的士兵说：马匹一概不得出城。公孙龙心生一计说：白马并不是马。因 为白马有两个特征，一是白色的，二是具有马的外形，但马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具 有马的外形。具有两个特征的白马怎会是只具有一个特征的马呢？所以白马根本就 不是马。士兵因无法应对，唯有放行。 中国先秦的惠施“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类似古希腊的哲学家芝诺的“飞失不动” 的讨论，但惠施没有着作流传下来。其大意是，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在运动。在每一 瞬间，飞鸟的影子可以认为是不动的。但是时间有连续性，空间有延展性；飞鸟之 影在时空体内又是运动着的。 庄子在《 天下篇》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例子。其大意是 “一尺之捶”，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 半，如是“日取其半”，总有一半留下，所以“万世不竭”。一尺之捶是一有限的 物体，但它却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这三个例子，显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善感受事物的思辩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他 们思维，多限于直观，缺乏抽象深度的局限。他们更不可能，通过思辩，抽象出共 同概念，上升到进一步制定逻辑规则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感性文化”影 响下的哲学，只能从本能，直观感觉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从未摆脱学术发展原始的 “思辩”阶段。与理性文化中的哲学所达到的“理性”阶段相比，其深度和 广度恍有“桃花源”似隔世之感。 在中国的感性文化下的“思辩”哲学思维影响下，中国没有出现类似西方文化中的 “科学”萌芽，而只产生了是由感官导致直接观查得出的，多与“技术”有关的 “四大发明”，就不奇怪了。 不仅如此，在中国感性文化里的这种哲学影响下，从近代西方理性文化传入中国起，直 至现代，中国人对“逻辑”可以懂得，而对于“理性”仍望而生畏。如，西方的理性 文化，从古希腊时对公理起点的确立，既欧几理德几何学中的“点的存在”的公理论 断，到“人生而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的政治科学的公理阐述，到“绝对权威，绝 对腐败”等著名的西方政治科学公理，都与中国感性文化的哲学思想，格格不入。在 中国哲学的感性，直观指导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导至今日的中国的政治科学发 展，仍然处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石器时代”了(西方学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