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时钊 发表于 2009-2-4 16:23 少争辩，多研究，发展中文 　 关于中西文孰劣孰优、要不要用拼音新文字代替汉字的争论，已经很长久了，所有的方方面面大致都涉着了。就是那几种观点，不能统一，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中有的本身就无可比性，有些没有准确数据，再加上视角不一，谁也说不了谁。认为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要让这国宝发扬光大；认为汉字落后，已使中国挨了打的，要搞拼音化，担心在高科技时代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争论的双方都是为了中国的将来。但目前看来，中英文各有千秋。没有新意的争论，再重复下去只会空耗精力，无利于我们国家。我觉得大家都应冷静下来，弄明白对方观点的来龙去脉，对症施"辩"，并尽量吸收对方合理的意见。更重要的，是研究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商讨当前可实施的步骤，发展我们的语言文字。 一、汉字落后论的根源 　 汉字落后论，当然是在国门已被打开，与英文比较之后才产生的。在能够闭关自守时，自唐至明，邻国还来朝贺，自然不感落后。从1840年以后，清朝屡战屡败，被逼签订不平等条约，才承认落后，但也只认为在机械科学上落后，不如人家船坚炮利，只要向他们学这点小聪明就可以了，决不认为我们的祖宗根基比人家差。不识字的，不懂洋文的，不会比较；能学洋文的，一定已经经过十年寒窗，首先学会了汉字，怎么反说中文不如英文呢？但是，历史上要摒弃汉字，要求拉丁化的，正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最早在1892年，卢戆章等发起"切音字"运动，是给汉字注音。继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已在提倡拼音文字。到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说"欲使中国不亡……必以废 孔学、灭 道教为根本……废 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 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正当砸孔家店时期，几乎没有一个不守旧的知识分子不支持所谓的"汉字革命"。瞿秋白认为汉字是封建统治阶级的。1931年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全"。鲁迅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40年，延安就成立新文字协会。解放后，毛泽东1951年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到1985年，文改会改组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止，汉字革命已搞了一个世纪。其后至今20年，虽无公开的领导和提倡者，但仍有大量的个体设计者，不断设计出各种不同的新文字，其热闹情况，不亚于输入法的"万码奔腾"。 　 国人觉醒，认识到落后是好事。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却要怪罪于汉字？而当时强大到能欺侮我们的小日本，也在用我们的汉字呀！智力高的精英们，怎么会作出违反常理的结论？ 　 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英文机械打字机的出现，让这些知识分子惊呆了。我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一传到西方，使拼音文字如虎添翼。因为西文只要几十个字模，在此基础上，很容易地发明了打字机。打字机使外国人早早"换笔"，写作也机械化了。但汉字有成千上万，不可能造出同样方便的中文打字机，我们的文人只能辛辛苦苦地"爬格子"。 　查史料，第一台实用打字机的设计者是一位美国人克里斯多弗·拉撒姆·肖尔斯，他在19世纪60年代制作了一架木制的打字机模型。1873年开始投产，3年内就销售了数千台。办事员开始被秘书所取代，大量定货单、发货清单、商务函件和报表再也不要手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心急如焚，连林语堂都醉心于制造中文打字机。50年后，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周厚坤发明一台铅板打字机，但使用很不方便，不能批量投产。后由舒震东继续改进，于1919年试制成舒式打字机，由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实业机器厂制造。再过10年，至1929年，上海俞斌琪仿造国外H型打字机获得成功，并开设打字机制造厂进行生产。但中文打字机至少要数千的字模，非常笨重，个人"爬格子"还是不能机械化，其他通讯、印刷上也远赶不上西文，"汉字落后"这一寃案仍没有翻案的可能。这使我们整整失去了近百年的机械打字机时代。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开始十数年主要用于数值计算，输入输出都是通过打字机，输入的程序和输出的表格中，都是数字为主，文字很少，汉字可用字母代表。70年代出现微机，80年代初拥入国门后，已开始转为文字处理为主了。当时输出的汉字字形虽然难看，因为有了阴极射线管作显示屏和针式打印机，总算还可以应付。但繁多的汉字难以输入，这一拦路虎被形象地称作"输入瓶颈"。这瓶颈如果没法解决，在信息社会时代，中文和中文文化竟与计算机无缘，真要把中国抛到原始社会去了。汉字真的碰到灭顶之灾，当时看来必须立即改革为拼音文字。 二、汉字的巨大惯性 　但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使用最久的汉字，真的能被拼音文字取代吗？为什么一百年来的新文字运动都没有成功呢？ 　 原来文字是有慣性的。汉字使用者众多，历史又特长，惯性冲力更加大。惯性的意思不是不变化。这两个字，我借自物理学。物理学上的慣性也只是说，物体保持速度和运动方向的不变而已，不是说没有运动。从已知的历史来看，从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开始，已经经过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草、狂草、魏碑、宋体等等演变。然而纵有千变万化，总是一往直前。虽然形声字增多了，但绝没有也不可能有向拼音化发展的迹象。因为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汉字使用者众，犹如物体的质量大；历史长，文化积累深厚，犹如运动物体的冲量大。要将具有巨大冲量的物体作180度的大转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不是几个人或小集团内部，也不是把个别几个汉字改用新的符号，而是要13亿人废除所有方块字，改用结构全异的新文字，这实在不可思议。要进行这种意义的文字改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好时机。那时如果有设计得很好的新文字，中央一声令下，为了使国家不被排除在信息社会之外，大部分人不可能反对，但也不一定乐于用它。即使是强制推行，也一定会有一大部分人到死都学不会。所以我们只能指望从下一代开始，可能还不是一两代就能完成这个"换字"工程的。推广普通话比推广新文字要容易吧，我们足足干了二代（一代以20年计），据教育部最近统计，会说普通话的还只占53.06%，城市高一些，达66.03%，乡村仅45.06%。15到19岁的已有70.12%，但到30-44岁就跌至52.74%。在单位里，在公共场合，用普通话的占41.97%，一回到家里就降为17.85%了。同样，推广简体字比推广新文字容易，国家老早禁用繁体字，而且大量的报刊书籍的用字很容易控制执行，使简化字普及率已达95.25%，可是现在又出现要求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大街小巷繁体字满天飞。这使我们猜想，如果当年已推广了新文字，现在可能也会恢复方块字，像韩国恢复使用汉字一样。 　 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还有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三四千年积累起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可能有人说，一般人用不到这些古籍，那些就留给少数专家去研究好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阅读大量的古书。但正如许多人指出的，汉字的神奇，就在于我们普通人还可以读懂两三千年前古人写的文字，而世界上的其他文字，就像英文那样，三四百年前写的，就只能让专家去啃了。我们的古文，比如二千年前的诗经、论语，不仅中学生可学，甚至可做幼童的启蒙教材。如果一般人不能翻阅这些文献，那么对于我们的后代，中华文明也就像玛雅文明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华文明的传统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可以把她们都翻译成新文字。且不说这要化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且不说总有一些文献会被漏掉，新发现的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翻译出来。大家都知道，看译文总不如看原文，这中间要打一个不少的折扣。有人说，英文很难把中文的神韵完全翻译出来，还说这是中国文学得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我们不评论这一说法的对和错，很明显，翻译水平是随译者的知识修养及理解程度而定，这迫使我们要对比参阅不同译者的译文。但是，每种文献都搞几种译本，也不一定能保证完全传达原著的一切呀？ 　 再说，汉语不是粘着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明显的是，汉字单音节，同音字多，单用拼音字母是分不清的。为此，许多新文字设计者，都增加了特别的义符。殊不知这样一套新设计的新汉字，可能难以传达原有汉字所有的微妙含义，可能比原来的方块字更难学。好的有生命力的文字，是要经过长期的实践磨合调整的。我们知道，就是比语言文字简单得多的计算机软件，刚设计出来时，必有许多BUG，要在试用期不断纠正，最后才可决定能否实用。新文字的磨合期应该比一般大型软件的试用期更长，不是一年两年，可能要几十年。 　 另外，我们学习汉字时，每个汉字都有它六书造字的源头，常常联系着一些故事、趣事，好的汉字教学法都会尽量利用这些资料。那怕《说文解字》的六书分析不正确，有的材料是无稽之谈，但有利于记忆。为了记住圆周率3.1415926535，我们把它编成故事："山颠一寺一壶酒，尔乐苦杀吾"，这没任何科学道理，但绝对有效。还有许多方块字特有的文化，如字谜、对联、拆字、书法……，以及常说的"木子李""弓长张"等等，都要随着新文字的使用而消灭了。难怪有人说，搞新文字不如直接使用英文，还可把力气化在好好翻译中国古文献上，让中国古文化遗产更好地传给全世界，我们后代也能更好的与世界接轨，他们也能与世界其他人一起，能清楚地了解，历史上曾有过一个中华文化。不过这时，他们应该已不是中国人了。 　 文化，有了文字之后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消灭汉字，无异于消灭中华民族。这不是危言耸听。大家都读过《最后一课》的故事，征服者想永久奴役被征服者，都是从禁止使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字开始的，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玛雅人的血统还存在，但玛雅民族及其文化已不复存在。据说玛雅人是被当年欧州殖民者杀光了。实际上人是难杀绝的，但玛雅文字确确实实失传了。我国宁夏一帶，11到13世纪，曾有"党项族"建立的相当发达的西夏王国。成吉思汗知道不可能杀绝他们，于是采取毁掉西夏文化以及西夏文化的一切载体的方法：西夏文字、服饰、音乐不准用，寺、塔，甚至连瓦档都捣毁，近年发掘西夏王陵，发现连已入土的陪葬品都被捣碎，这个民族就这样被消灭了。以前的敌人，未能消灭我们中华民族，难道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消灭她？ 　设计新文字的，常举出创制新文字成功的例子。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当然可以设计拼音文字，不过设计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还在于此后的长期磨合改进。说土耳其由原来的斯拉夫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成功了，实际上拼音文字换一套字母，同我们换一种字体那样简单。越南是由汉字改为拼音了。他们人口少，历史短，而且经过法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是较容易。印度经过长期的殖民统治，独立后，想废除英文还做不到呢，谁愿意走这样的路？韩国推广谚文后，又恢复汉字；日本应该是最早废除汉字的，结果不但离不开汉字，而且所谓的当用汉字，字数还增加了。 　 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近百年来对汉语新文字的研究。要由它来替代方块字，按上面的论述，于情于理都是不应该、行不通的。据说现在的世界语问题多多，而我们汉语语法简单，组词灵活有效，目前连英语都有这样的发展倾向。新文字的研究是否可以转向为新世界语世界文的研制。不是搞什么"一语双文"，把"双文"当作是向单一拼音文字的过渡。新研制的世界文是方便各国相互交流的中介，到时候可以作为我们首选的外语。 三、克服缺点，弘扬汉字 　我们说汉字并不落后，不应该去追求拼音道路，但也不是汉字一切都好。我们应该看到，汉字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尤其在数字化处理上，汉字输入电脑的瓶颈是基本解决了，仍有其他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汉字表音能力差，比起拼音文字来，终究是一个大缺点。据统计，汉字一半以上是形声字，而汉语如果不计声调的话，只有400多种不同音节。如果设计得很好，经过适当的调整，使每个音节只使用固定的2到3个表音字形，那么让每个汉字都成为形声字，且有准确的表音，是有可能的。因为汉字不是一次性造出来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创造并筛选出来的（实际上拼音文字的字也这样），其中不免有一些矛盾或不合理。"秀才认字读半边"，本应是形声字规则的体现，但因为形声字有这些不合理，结果使许多人读错了，成为笑话。事实上，这些读错的字，如果大家都读错，并不影响交流，有时还可能大有好处。例如有人建议，将"终"zong字，改读为dong，大家都这样错读，反而能把"终于"和"忠于"zongyu分清楚了。我们在简化笔画上已取得了巨大成绩，统一表音偏旁的工作，不会比简化字形难多少，为什么不做呢？ 　另一个缺点是，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排序方法。所谓科学，可以陈述为：有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唯一的（确定的）、自然的（合理的）标准。按出现时间的先后，我们曾用过、现在还在使用的方法有：部首、四角号码、拼音、笔画等，但没有一种能够将每个汉字都排到唯一的位置上，即按单一的标准，每个汉字都有一个确定的、不与任何别的汉字相重覆的位置。这使汉字字典与其他拼音字典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字典正文之前（或之后），必须有一个索引，有时还有几种索引，多数还要设一个难字检字表。同部首、同音的字多，最后都要辅以笔画数。本来直接用笔画序是比较好的，位置有重覆的很少，可惜汉字平均笔画数太大，直接使用很不方便。另外还有笔顺问题，规定和学习笔顺规则不容易，笔顺不统一，排序位置也就不确定了。不过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建立在笔画上，不是直接用笔画序列，还要用一些笔画组--部件，像王竹溪的《新部首大字典》那样。这里要先研究确定笔画、部件、笔顺这三者的标准。 　 可以说，汉字的科学排序问题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它是解决其它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问题的根。例如，说汉字难学，对中国人来说，主要就是由于查字典难。因为学习任一种文字，在学校里只能学一点基础，特别是学习使用字典的方法，然后再到读写实践中去学。我们都有体会，由于碰到生字，用字典一时间查不到，才使我们读不准一些字，或者读错、闹笑话。如果像英文字典，很容易查到，如果用电子字典，还会发音教您，就能彌补表音不足的缺陷。用电子字典查汉字，等于要输入这个汉字，其输入必然很简单，人人都会，就不会出现"万马奔腾"的局面。如果上面说的三个标准都很科学地解决了，每个汉字就唯一对应这查字序列，可以直接用这个序列作为内码。这样一来，内码长短不一，与英文字（词）一样，不要专门的输入法，也不会产生乱码。如果有适当的组字软件，就可组出一切汉字，再也不需要字库，汉字数也没有限制了。 　 解决以上问题后，汉字大概再没有其他大问题了。下面三个问题比较简单，不过还是要通过一定的试验研究，作出正确的取舍，推广使用则并不难。第一个是彭泽润先生提倡的分词连写。虽然有人觉得不习惯，但对各种中文处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一套分词的标准，同时修改文字处理软件，并确定两词之间的空间要留多大（现在是留一个汉字的位置，显然不合适），才能实现分词连写。第二个是金灿龙研究发现的，我国青少年近视眼增多，与中文横排、每行又高低一致有关。外文虽然横排，但小写字母是高低不平的。这个事，真要好好进行实验研究。古人读书，常把书卷起来，凸出被读的行，犹如放了一个指示用的界尺；再伸握书的右手手臂，将书举到右上方，保证了健康的阅读距离；竖排的行是由右向左的，移行很顺手，稍稍转动一下就可以了。过去是为了排印公式，中文也改用横排。如果横排真有金灿龙发现的缺点，那就应该改回来。公式实际上也可改为竖排，习惯了可能也不错，只有西文不好改。另外，是否可以开发一套新字体，按书法"中宫收紧"的原则，突出有些汉字的外展笔画，这可能还会提高汉字的分辨力，使横排时也高低不平。第三个是，西文的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中文竖排时，专有名词右边加竖线；但改横排后，却不加下划线了。这常常产生理解的困难，对专有名词，应该有一个像书名号一样的标点符号。 　其他所谓的一些问题，不见得正确。有人说，英文熵（英文字母的平均信息熵）低，只有4.03比特，而汉字熵高达9.65比特，所以中文的信息处理效率特别低。而汉字优越论者却认为这是汉字的优点，熵就是信息量，熵高即含信息多。汉字形体复杂，分辨率高，确是优点，不过熵大却不是好事。平均熵的含义是，用最好的编码方法，平均一个字至少要多少比特（二进制位），当然是愈小愈好。但这里将汉字和英文字母比较是很不合理的。按计算，汉字熵比英文字母熵大一倍还多，但是谁都知道，在任何两份内容相同的中英文，英文的字母数都比中文的汉字数多两倍以上。与字母相当的应是汉字笔画，我计算汉字笔画的平均熵只有3.43比特，远比英文字母的4.03比特低。实际上，目前的文字信息编码，都没有应用熵原理。按信息论，为了达到理想情况，必须用不等长的编码：出现频率愈小的，用愈长的碼，而高频字则用短码，才能使实际的平均熵降低，接近这理论熵值。现在不管英文还是中文，都用等长码。一个字母8比特（一个字节），是平均熵的两倍。汉字如果用2字节内码，一个汉字16比特，不到平均熵的两倍，再加上中文总比英文短，效率决不会低。 　我们知道，二字节的等长码，只有256*256=65536个码位，而汉字总数远超过此数，所以要给所有汉字定交换码，二字节码长是不够的。国际上现在规定统一码（Unicode），定长4字节32比特。我说它也不是科学的解决方案，最后是行不通的。它虽然有20（实为42）亿码位，但文字是发展的，无定数，收不完所有字母和字符。而且一开始就出现混乱。本来，汉字采用"字库加编码"的方法，应该不会有错字，只有别字。现在网上竟有人发现"电脑错字"，也有重覆的汉字。更困难的是如何在十万左右的汉字中找出需要的字，给输入法出难题。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限制汉字数，不准造新字。这不仅不适于古籍的处理，也扼杀汉字的发展。半世纪来"字库加编码"方法实际上已不能造新字了，结果涌出许多光怪陆离的网络词语，报纸上出现大量字母词，不仅破坏中文的纯洁性，还使读者看不懂。这些为什么没人管，是不是认为字母词有利于走向拼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