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华人三杰

在美国，亚裔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硅谷企业家竟有叁分之一出生於亚洲。

印度人和台湾人早在二叁十年前就来到了这里创业，而 90 年代以来，大陆留学生在这块创业的热土上也开始崭露头角了。不过与先行者相比，他们人数还不多，而且缺乏公司管理经验。“第一代创业总是最艰难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移民与硅谷问题专家安娜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教授说：“但是中国留学生已经在这里打开局面。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中国人在硅谷创业。”

中国留学生多来自国内最好的大学，又从美国一流名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已经成为许多高科技公司的技术中坚。随着 90 年代的硅谷高科技投资热潮，不少有志创业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做起了 CEO。现在已经有几家大陆留学生在硅谷创办的高科技公司成功地登上了纳斯达克市场。本文介绍的陈宏和朱敏就是最早把公司带上市的留学生之一。

除了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大陆留学生在硅谷的崛起也受益于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和印度人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往往和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硅谷几乎每周都会有中国代表团来访问，中国留学生也有很多社团，相互之间交流密切，”萨克森尼安教授说。

中国留学生创立的有些公司以中国为主要目标市场，比如销售小灵通手机网络设备的 UT 斯达康（UTStarcom） 虽然注册在美国，但 90% 以上的营业额来自中国。从事移动办公业务的 Gric 已经和国内各大电信服务商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也已经成为其第二大目标国。

而有的公司则依靠中国的质优价廉的人力资源优势。网上即时交流服务商 Webex 的创始人朱敏从一开始就从中国招募工程师到美国工作，现在又把研发基地转移到了中国。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美国人对这个有 13 亿人口的市场充满了兴趣，对中国创业者也增强了信心。当然美国市场对中国有偏见者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乐于鼓吹中国腐败严重，假帐盛行。对于中国科学家盗窃美国技术机密的说法在美国也总是有市场。

但这种担心其实正反映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一位风险投资家甚至认为，东方面孔在硅谷是一种优势，因为美国人觉得如果你是中国人或是印度人，你自然就会比别人聪明。

但是大多数来自大陆的创业者都说，作为第一代华人在美国创业实在是困难重重。一方面他们大多是技术背景，在管理和业务发展上缺乏经验。其次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怎麽和美国人交朋友、做生意都要从头学起。要想在美国资本市场运作，靠的不仅是公司实力强，还要有人脉支援，要想上市并接着受到投资人追捧，不懂点“关系学”是不行的。陈宏说，虽然自己英文说得很溜，但文化背景差异太大，和华尔街就是“亲密不起来”。

但不管怎样，开放的硅谷给新移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硅谷创业人说在那里不论族裔或社会背景，人们在交往中，首先看重的是能力。这里没有门第观念，只要你有能力，就会被主流社会接受。但如果你跟不上别人的思路，很快就会被这个圈子淘汰。本文要介绍的第叁位人物朱力是 50 多岁才创业的。他说是硅谷让他这样“最不可能创业的人”也办起了公司。

现在硅谷马路上车流虽然不如鼎盛时期一般繁忙，但还是一辆接着一辆，以 12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快向前运行。不免让人想起创业者朱敏的一个比喻：硅谷的企业家和高科技公司，就像一批在空中飘动的风筝。有些风筝的体积比较大，有些比较小。有的正向上飘，有的停在半空中，也有一些已经开始下落了。企业家们的任务就是向上方抛出绳索，让自己的风筝挂上一些向上飘的风筝，从而使自己也能飞得更高。与此同时，还要下狠心把那些与自己有牵挂但却向下飘落的风筝的绳索砍断，以免减慢自己向上飞的速度。

在网络经济热的昨天，讲究的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在纳斯达克指数跌到 6 年来低谷的今天，上升就成了一门生存的学问。对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尤其如此。

朱 敏

在有一个足球场那麽大的 Webex 总部，华人创业圈内的奇人朱敏一上来就对我嚷嚷了一通：“你给我添了那麽多麻烦，我原本与上海浦东软件园的合作计划现在都完了。”

到硅谷实地采访以前，我曾就 Webex 公司经营状况采访了几位华尔街的分析师。其中法尔科姆全球投资（Falcum Global Partners）的投资分析师杰米．弗里德曼（Jamie Friedman）一直试图卖空该公司的股票，总在市场上散布一些对 Webex 不利的评论。我已经明确告诉他我要写一篇关于朱敏的人物专访，谁料到弗里德曼转眼就写报告给客户，添油加醋地说有《财富》杂志的记者在调查 Webex 在中国的经营黑幕。

Webex 股票当天应声从 14 美元一股跌到 12 美元，朱敏接到一大堆基金经理人的电话后，不得不亲自飞到纽约向华尔街做解释。

“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写一篇文章要打电话给这麽多分析师，”朱敏始终没有看我一眼，两只手不停地摇着手中的两把摇椅。“中国还是很敏感的话题，他们早就找理由来攻击我，你给了他们武器。It costs me a lot of headache!（太让我头疼了!）”

朱敏嗓音有些沙哑，语速很快，他的普通话和英文虽然流利，但都夹杂着宁波口音。“现在人家都说，朱敏把工作都拿到中国去了，他把技术也拿到中国去了。中国生我养我，我在美国事业成功，两个国家我都爱。”

我虽然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什麽过错，但很理解他发这通火的原因，因为成功对他而言来之不易。

朱敏在宁波乡下“修了 8 年地球”后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本科毕业时已经 34 岁。然后考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公派研究生，在 36 岁那年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刚到美国时，虽然他数学物理基础很好，但对电脑却一窍不通，眼看第一学期的电脑入门课要拿 B 了，朱敏赶快取消了这门课。

但不久后他居然给 IBM 编程去了。暑假里，导师办公室门口贴了 IBM 找程序员的广告。朱敏在门口晃来晃去，走了一个夏天不敢进去。暑假过去了广告还在，朱敏就去敲了教授的门。教授看着这个全 A 的学生说，我就在等你啊，马上命名他为项目组长。在 IBM，朱敏有了问题也不敢问，因为“不知道这是个 1+1 的问题，还是微积分的问题。”不过当时儿子朱磊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念电脑，因此帮父亲解决了不少难题。

有了 IBM 的经历以后，朱敏的电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后又和导师一起为名叫 Express Edge 的技术公司打工。同事反映他写的程序运行有毛病，导师为他出头，说我们的工程经济系统学博士生是高屋建瓴，只能粗粗写点东西，并对朱敏说，不行就不行，没必要争这口气。

但朱敏就是不服气，从此发奋写程序。后来 Webex 前身网络软件会议的程序有一大半就是他自己写的。“语言不好就已经相当于一只手残废，就要拼命练，把另一只手练得比别人两只手还要强壮，”朱敏皮肤黝黑，两条手臂的确明显比一般人粗壮。

在斯坦福呆了五年后，朱敏最终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以硕士身份毕业了。但他说自己不在乎学位，特别看不起照搬书本的人。“同学笑我，说我眼光这麽浅，来美国读书，这麽好的机会给辜负了。但导师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见过多少聪明人, 但 street smart（动手能力强，社会经验足）的只有你一个。”

朱敏刚到美国就走了一条与一般留学生不同的道路。其他留学生都住在学校以便学习，朱敏刚来就住在校外，还找了公寓管理员的活，因为这样就可以有一套免费住房。“清扫工作别人要价 10 块钱一小时，我 4 块钱就接下来，要扫地、清马桶。”虽然当时英文还说得磕磕巴巴，朱敏却主动去调解美国人的家庭纠纷。

朱敏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挣钱，不久后花 10 多万美元卖了一套小房子，然后在院子里种刀豆、毛豆、豌豆、扁豆、还有果树。夫妇俩每积攒了几百块钱就去装潢用品店买材料，接着看书画图，等搬家的时候已经搭了厕所和卧室，花园里的桃、杏都吃不完。

“现在办公司没有时间，但我还是很喜欢造房子。”朱敏说自己是农民出身，喜欢造房子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缺乏影响力，因此还是选择了搞高科技。

朱敏开始研究网络即时交流的时候是 1990 年，当时电脑与电脑之间的联系还仅限于局域网的水平，电子邮件都尚未开始普及，而他已经开始设想一种能够及时传送图像数据并进行网上交谈的工具。

从斯坦福毕业后，朱敏就和朋友合伙创立未来实验室公司（Future Labs），领了中国留学生在硅谷创业风气之先。“当时和 99 年不同，初创公司没有那麽神气。”1994 年公司以 1,300 万美元价格卖给大公司 Quarterdeck。朱敏作为创始人之一分到了 300 万元。 Quarterdeck 派来印度人 Subrah Iyar 管理该公司，他坐了二把交椅，潜心钻研技术。

朱敏原来觉得大公司能够有钱让他做很多想做而没法做的事情，但后来发现在大公司很多事情反而更难办。1996 年，他觉得网络人际交流技术的市场潜力仍旧很大，便和 Iyar 一起用 200 多万美元的价格把知识产权买了回来。

至今公司的大堂里还挂着首席执行官 Iyar 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朱敏的合影。在公司里 Iyar 处理对外关系，与华尔街打交道；朱敏作为总裁则偏重于管理公司内部的运作和研发部门。“当初和 Iyar 君子协定，什麽东西都是一人一半，”两人的薪水同为年薪 18 万，一开始各占一半股份，现在每人占 12%。

按照最近每股 10 美元计算，朱敏身家为 5,000 万美元左右。但这不过是纸上财富，很难马上兑现，相对来说，开小公司然后将其卖掉倒是生财妙方。但朱敏说不想这麽做，他的目标是努力再努力，把公司做大。

2000 年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度到过 50 多美元。Webex 从去年开始扭亏为盈。公司现有 500 人，大部分在美国，欧洲有 30 多人，在中国四个地方有研发销售机构，雇用 250 人（不包括在 500 人之内）。

在纽约电话采访朱敏的时候，朱敏曾当场在加州办公室的电脑上开了一个会议窗口，我就从电脑上看到朱敏屏幕上的一切演示。这种远程会议服务适用于公司售后服务、电话会议、销售演示、内部培训。这样，既有面对面交流的便利，又省去了出差的麻烦和费用。朱敏说，希望将其建设为一个全球交易的平台，这样中国的农民也可以在网上向国外客户展示他的农作物产品。

罗伯特．贝亚德公司（Robert W. Baird & Co. ）的分析师史蒂夫．阿什利（Steve Ashley）建议投资人买入该公司股票，并称过去几年内该公司的销售增长速度达到每年 80%，未来几年估计为 30%， 仍然高于业内大多数公司。连追踪该公司的 10 来位分析师中唯一把它列为“强力卖出”的杰米．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朱敏成功地发现并开发了这个市场，创造了第一个使用便利的商用网络会议系统。Webex 目前占有网络会议市场 60% 左右的份额。

Webex 的技术并不算太杂，90 年代初 IBM、英特尔、微软等公司都开始搞网络会议，但微软一直没有费心把它推到商用的高度。现在 Webex 已经有 6,000 多用户，连微软自己也成了 Webex 的用户。

9．11 之后，Webex 大受欢迎。一方面，美国人不愿意做飞机。另一方面，经济衰退使公司不愿意花大价钱购买昂贵的大型软件。Webex 一个帐号每月收费 100 美元，属于不用层层开会批准的花费。

“现在除了微软，没有别人能够打败我们，”朱敏说，因为开发软件并提供这项网络服务需要一定资金，而现在美国技术公司现金紧张，很少能有公司一下子拿得出这笔钱。“现在只有一个老兄还在陪我们跑步，我们想的是，能不能跑得再快一点。”

朱敏一直在追着别人跑。不仅平时加班是寻常事，而且 10 多年来除了去中国，基本没有休过假。每次和主管公司中国市场的夫人徐郁清一起去北京，总是半夜到就开始开会讨论。这麽多年一直没有时间去登长城。“我 18 年没有休假了，也想去打高尔夫，”朱敏说。“但是我原来没有任何电脑背景，36 岁才来美国，老是去旅行，怎麽追得上人家？”

朱敏的办公室才 10 来个平方米大，陈设相当简单。为了节电，他每过 20 分钟左右就要向日光灯下猛挥一下手，表示人还在里面，否则灯就会自动关闭。挥了两叁次手后，朱敏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的不快。接着和我这个宁波小老乡打趣说，“你也是宁波人，怎麽这麽不精明？”多年合伙伙伴 Iyar 说，如果实在要说朱敏有什麽缺点，就是不会容忍不够聪明的人。

Iyar 说，朱敏唯恐自己变得不够强悍，至今保持艰苦的生活习惯，大冬天也不开暖气。“我说，敏，你也是 50 多岁的人了，就装个空调吧，可他就是不听，”Iyar 评价说朱敏精神上非常强，很难被打倒。

朱敏说，在社会最底层呆过 10 年后，就觉得天下没有什麽吃不了的苦。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杰克．伦敦的小说，其中有一个在雪地中跟恶狼拚斗的人，最终获救时，已经失去了人形。“在农村，在硅谷，都不能认输！”朱敏说。

娃娃头 陈宏

15 岁上大学的陈宏说自己从小就是“娃娃头”，在美国他也要争做第一个把公司做上市的中国留学生。结果 2000 年初，陈宏成为第一批把自己的公司带上市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上市对陈宏来说只是第一步。他的目标是把 Gric Communications 公司建成全世界最大的虚拟网。在硅谷，陈宏建起了一个联系中国科技人员的网络，以求互通有无，帮助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创业。在家里，他和夫人是旧金山湾区出了名的“CEO 夫妻”。

与前半生经历种种坎坷的朱敏不同，陈宏从小到大基本一帆风顺。他 15 岁考上西安交大电脑系，后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并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台湾姑娘刘雅玲。

两人毕业后决定去创业胜地加州寻找机会创办自己的公司。一直看好与中国做生意的夫妇俩一开始创办的是一个针对中国人的投资咨询公司。“中国人都觉得，咨询是朋友帮忙出点子，还谈什麽钱？” 第一次创业没有成功。

1994 年陈宏和夫人一起办了 Aimnet 公司，专门作网络接入服务，生意很快腾飞起来。这时候亚洲的网络也开始发展，很多人专门到硅谷取经，经常问陈宏要上网账号。而陈宏一次去新加坡出差，发现长途拨回美国上网费用比旅馆费还高，因此开始找寻将不同网络联系起来的方法，并将此定为公司未来增长点。1997 年夫妇俩在因特网接入商开始整合的时候以 1,000 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卖掉，但保留其中移动办公室部分并将其命名为 Gric, 即 Global Reach Internet Connection 的缩写。

原在维萨卡公司（VISA）任职的 Gric 公司市场经理理查理．罗西（Richard Rossi）说陈宏创立的就是因特网领域的维萨卡。使用信用卡的店家不用与全球各银行签合同，只要和维萨卡一家签就可以了。同样，只要 Gric 与全球的网络服务商定协议，各网络服务商无需一家一家去签合同，而它们的终端用户就能漫步其他网络，在全球实现漫游。

Gric 目前已经和全球 154 个国家的 300 多家服务商有了协议，并在全球设了 2 万个节点。位于圣何塞的公司总部内有一间宽敞透明的玻璃屋，墙上有一排 10 多个屏幕和世界地图，显示世界各地接入成功率。绿色表示接通率符合标准，间或有黄灯和红灯闪烁的地方表示此处有待改进。屋内有几名工作人员 24 小时接听来自世界各地 ISP 的电话，解决技术问题。

Gric 从发起国公司手里收钱，向目标国电信商付钱，利润率有 50%。陈宏说现在美国是使用该公司服务最多的国家，在发起国内排名第一。因为去中国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已经跃升到 Gric 的第二大目标国了。目前公司 40% 的营业额来自亚太地区。

现在整个美国电信市场不景气，像 Gric 这样还没有盈利的公司当然更难获得投资人的追捧。公司股票从高峰时每股 75 美元跌到 1 美元出头，公司又从去年的 200 来人裁员到现在的 150 人。

原来公司市值 15 亿美元，按照中国标准已算是大公司，因此陈宏每次去国内演讲都能坐在主席台中间。“现在股价跌了，人也只能坐在旁边，”陈宏坐在圣何塞宽敞明亮、放满绿色植物的总裁办公室内说。一心要做第一的陈宏身材不高，一身西装，说话头头是道，中英文都发音标准，十分流利。

虽然从小都是一路冒尖，陈宏并不忌讳雇用比自己强的人，而且他说，做企业的一个秘诀是要雇比自己好的人。“如果你比我做得好，就让你做 CEO，”陈宏说，一边又诡秘地一笑。“事实上越是这样，我的地位就越牢固。”

话是这麽说，陈宏承认刚开始要管这些已经在大公司有相当管理经验的人，颇有小猫遇见大老鼠的感觉。公司原来从 MCI 请来一位首席运营官，这位老兄花钱大方，请来一堆咨询师，让陈宏看得直心疼。

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通过雇用这些高级经理人，他自己也学到如何召集会议、提高雇员积极性等很多东西。“后来我发现管他们也不过如此，现在底下人就都很听话”，陈宏笑称。

要吸引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加盟，相应付出高薪是一个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说服他们，这个公司有成长前途，要相信公司的发展理念。公司雇员评价他不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老板，而是控制公司大方向的战略家。

公司一开始定下做网络接入整合商的大目标，现在正在积极进入移动电讯领域，将其做未来的成长点，并瞄准跨国公司作为未来利润增长点。一方面，破产的世界通信等接入商都是 Gric 的客户，目前这种状况下他们当然不会热衷花钱支付 Gric 的增值服务。而另一方面，众多跨国公司更注重削减通讯支出，比如宝洁公司就已经成为 Gric 客户。

现在公司营业额每季度仍在增长，估计在今年年底可以盈利。还是有投资者看好这个公司，今年汉鼎亚太和祥峰两家投资公司以高于流通股价 30% 的价格，买下了 1,500 万公司非流通股。

陈宏觉得中国人搞技术和做生意都没有问题，但吃亏在华尔街的经验太少。他说自己虽然英语非常流利，但要与美国人建立深入的关系还是相当困难。一个公司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一开始找天使基金，风险投资，上市前找投资银行，上市后找基金经理投资股票，靠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但是中国人在美国根底尚浅，在华尔街还是比较弱，因此难以找到支持。

在硅谷一直相当活跃的陈宏在湾区组织了亚美制造商协会，定期搞各种探讨创业的活动，目的也是共同带动华人在美国的创业环境。

在自己家里陈宏也有了一个培养 CEO 的小环境。同样搞软件开发的陈宏夫人刘雅玲虽然是 Gric 创始人之一，但在管理团队逐渐壮大的情况下慢慢淡出。现在刘雅玲自己创办新公司爱盛科技（Aicent）并担任首席执行官。

陈宏夫妇有一双儿女。女儿米雪 12岁，儿子凯文 9 岁。他们教育孩子好好念书，今后进斯坦福大学，创立公司。女儿称梦想是做 CEO；儿子现在已经开始询问什麽是 cashflow（现金流量）。憧憬未来，陈宏说前人给后人铺路，希望看到今后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50 岁创业的科学家

与朱敏陈宏相比，经营生物公司的上海人朱力要低调得多，一再说不接受采访。和大多数 80 年代开始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朱力学的是生物专业。生物专业虽然出国相对容易，但研究周期长。搞生物的人必须耐得住实验室的寂寞，工作后收入也一般要比金融电脑行业差一截。因此很多人把它当作跳板，一出国就转行。

而今年 53 岁的朱力却已经在这条路上耕耘了 20 多年，他的公司名叫 Genetastix，专门用酵母菌筛选人源性单克隆抗体。公司是两年前整个制药、高科技行业火热的大环境下创办的。朱力说当时硅谷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连办公室都租不到。后来租了一个离家较远的办公室，当时因为高速公路堵车，每天上班单程就要 1 小时。不过现在硅谷不景气，车流遽减，这段路半小时就到了。

创办生物公司需要有知难而上的勇气，因为生化公司投资大，见效慢，要成功开发一个药品需要 5 到 10 年的周期。朱力说，目前公司最大的成绩是两年内从无到有，创造了成功的技术平台──一个有效的以酵母菌为基础进行人源性单克隆抗体筛选的系统。

Genetastix 的规模不大，现在一共八名雇员，其中有五位博士。公司规划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发抗体前体蛋白质，然后把开发权卖给制药公司。“早期生物公司流传一句行话，你必须把第一个孩子卖掉以求生存。”朱力说因为开发新药需要大量投资，耗时近十年，因此一般公司都选择把实验室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卖给大公司开发成药。

目前 Genetastix 已经筛选出抗癌、抗感染、增强自身免疫的 20 多个抗体，目前正在进行这些抗体具体性质的研究，以求让第一批孩子健康出世。 目前 Genetastix 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用酵母菌系统为其它公司做基因筛选。这样收入来源相对稳定，今年收入 20 万，估计年底可达 40 万到 60 万，做到收支平衡。

51 岁开始创业的朱力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创业人。他当初创办公司的动机一方面是不愿再给别人打工，想尝尝自己开公司，从小做大的滋味，另一方面也受了身边人的影响。

斯坦福的老同学朱敏就在车程 10 分钟之外的 Webex 当首席技术官，两家人当初还一起造过房子。“朱敏是天生的创业者，我是悟之晚而又晚，”朱力谦逊地说。但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朱敏说，房子虽然是他先开始造的，但后来朱力夫妇比他造的还好，还大。

朱力做事一直肯钻研，从当年在农村插队落户开始，和生物已经打了 30 多年交道。朱力 30 出头结束 9 年上山下乡生活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生物。毕业后考上公派名额赴斯坦福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在 Clonetech 公司工作，后担任分子生物研究部主管。该公司后来卖给大公司，几百人的公司成了几千人，朱力越发觉得自己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作为一个雇员，就算是主管，也不过对自己和手下人的表现负责，整个公司的命运不操纵在自己手里，也管不了，”朱力说：“现在整个公司命运有相当大一部分操纵在我的手里，做坏了就会对公司有很坏的影响。”

朱力的下属们都认为他是个好老板。“力平易近人，关心下属，也很重视大家的看法，”市场开发部经理马克（Marc Bencivenga）觉得朱力是个很“hands-off（信任别人）”的老板，就是说他不会独断专行管这管那，而是很相信他的雇员们。

Genetastix 的办公室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实验室，目光所及是生物实验用的瓶瓶罐罐，和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因为太安静，一台收音机总是开着，播放天气状况和轻音乐。办公室的分割结构看上去更像一个住宅用的套间，气氛也相当宽松，公司餐台上堆放着公司里的金发女科学家，原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利努斯．保琳（Linus Pauling）和孙媳妇去亚洲旅行带回来的各种糖果。

原来做小分子制药马克说自己加盟公司的原因是相信生物制药有前途。 Genetastix 是基因英文 Gene 和神奇 Fantastic 的混合体，就是神奇的基因的意思。基因制药的最大优点在高特异性，能够针对特定细胞产生作用。就是说，它只会攻击坏细胞，不会像目前癌症药物一样，不分好细胞坏细胞一律格杀勿论。

抗体能够从人体内产生，但要把抗体筛选出来并不容易。朱力当初在 Clonetech 时接触了酵母菌，后来发现用酵母菌筛选抗体成本低，见效快，而且对人体无毒无害。生物公司投资人最重视公司的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利。朱力已经有了 3 个专利，另有多项专利有待批准。

Genetastix 首期投资 300 万美元，主要来自台湾的两个投资公司，富鑫创投（Fortune Venture Investment Group）和保达创投 （Bao-Dah Investment Corp）。现在第一笔投资基本用完，第二笔大约需要七八百万美元，目的是开发自己的药物──至少把孩子养大一些才卖掉，朱力说。

因为第二笔资金的需要量比较大，所以需要由美国投资者领头，但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显然比较难。眼下投资者怕承担风险，不是找已经颇有成绩的公司继续投钱，就是找刚刚起步需要资金少的公司，而像朱力这样的公司夹在中间，反而为难。朱力现在准备找韩国公司做过桥基金（Bridging Fund），先过渡一下。他说，上市眼下是不可能了，但是公司维持下去应该没有问题。

“要找平稳饭碗就不会自己创业，”朱力说。采访结束后，朱力公司雇员倾巢出动，去另一家公司谈生意。朱敏、陈宏都谈到过当初创业筹资的艰难，而现在硅谷的状况，显然使得需要长期投资的生化公司筹资难上加难。

下乡 9 年曾经几乎绝望的朱力说，有拿出抗战精神的准备。令人欣喜的是，谈了几年的和上海南方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合作已经开始，今后硅谷产生的人类抗体基因就可以在和南方基因中心参股的上海单抗公司发育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