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高中时中央台放过一部很长的俄国译制片《罗蒙诺索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罗蒙诺
索夫在莱比锡留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带他到城市旁边的一座小山上，指着下面那一片美丽的
建筑说：“看哪！这是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
我理想中的北大应该是这样一座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她也曾经是。那时的三角地还没有被
铺天盖地的小广告所覆盖，也还没有咖啡、电脑、自行车一类的商业宣传。最多的是各种讲
座的海报，其中以人文学科占多数，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会有五六场，这一边是唐诗宋词，
那一边是存在主义；在教学楼的一片灯光中，不时会听到某位教授慷慨激昂的演讲声，有时
两个相邻的教室，一个是禅宗玄学，另一个是康德、黑格尔，听完了这一场，还可以赶去听
下一场。大一大二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星期不去听讲座，直到今天，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一
些领域，那一点初步的知识有好多还是在讲座上得来的。除了讲座海报，三角地还是个人发
表意见的场所，你时常可以看到某位才子昨夜刚刚创作的新诗，或是某位哲人冥思苦想得出
的高论，或是某位志士忧国忧民的情怀，写在几张白纸上往那儿一贴，不用担心会被撕或是
覆盖。在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三角地就是北大的一扇窗口，她灵魂的震颤、思想的运转
随时会在这里反映出来。
如果说三角地是北大的喉舌，那图书馆就是她的心脏，不断的将新鲜的血液补充到全身。我
入校的时候，新图书馆刚刚奠基，大二一年的读书生活完全是在老图书馆度过的。那时的图
书馆虽然没有现在大，但也并不觉得很拥挤（或许是学生少的缘故）。从南门进馆（原来的
正门东门由于新馆施工关闭，东门前原有一片草坪，就是现在新馆的位置），二楼201是人文
社科借阅室（现在是编目部），旁边是文学图书借阅室，现在旧馆二楼的展厅是总出纳台，
最北面的223是文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现在是文学借阅室），旁边是外文阅览室，四楼423
是文科期刊阅览室。这些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其中223文科教研阅览室更是我的根据地，在
那里我奠定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块基石，那一段读书生活真是令我终生难忘。
223主要是为文科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服务的，同时它也兼工具书室，实行换证发牌入室
，对本科生限制发15张牌，我也因此得以步入这个学术殿堂。223的大厅左侧摆着一排旧书桌
，右侧一排书架放的是各类工具书——辞典、年鉴、百科全书——和一些常用的典籍，比如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册府元龟、大藏经、正统道藏、四库全书，我记得靠里面还有
一套《明实录》和一套《罗雪堂先生全集》。从进门处左侧向里拐是书库，分为上下两层，
一层有两排书架，左边一排较宽的放的是文科各学科的基本研究论著，右边一排窄的放的是
工具书。从门口右侧一条狭窄的铁楼梯可以上到二层（这个楼梯太隐蔽了，以至我过了很久
才发现），二层的前半部分放的是一些文史类参考书，有丛书集成初编，十三经清人注疏，
新编诸子集成等，还有一些民国版书，如《古史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垣《通鉴
胡注表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还有49年以前的中研
院史语所集刊20本，后半部分全部是线装书（我记得有清代刊刻的各种丛书和皇皇巨帙的正
续《皇清经解》）和老北大及燕大的旧版外文书。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书库的时候，完全被震撼了，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世界，是北大
灵魂的中枢，学术的精粹。这里安静的出奇，静的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那些经历过岁月
沧桑的黄色书页散发出历史的气息，从书架之间一步步走过去，两边一排排蓝色的线装书函
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随手拿起一本书，掸落灰尘，一页页的翻过去，你甚至不需要阅读文字
就能感受到它们的诉说，这里面沉淀着无数代祖先的智慧和生命，贯注着多少学者毕生的心
血。就在一次不经意的翻书中，我发现了扉页上“汪钱（上竹下钱）”的签名，在昌平的时
候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知道他是陈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一位才华横溢的隋唐史
专家，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了，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后来我从一位老先生那里得知他是
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敌敌畏自尽的，当时邻居都听到他临死前痛苦的挣扎和哀叫，但没有
人敢来救他——这本书肯定是随着文革时的抄家而进入图书馆的，在这座书库里，不知还有
多少本书有这样坎坷的经历，记录着多少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历史
的沉重，感觉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责任，我必须把前辈留下的财富和重担承接下来，象他
们一样，做一根传递火种的柴薪。
整个98年我几乎全部呆在这里，那是我读书最投入，生活最规律的一段日子。每天只要没课
，我就会来这里，虽然本科生只发15张牌，但我很少碰到名额已满无法入内的拒绝，多数时
候，在这里读书的人是不多的，因为教师都有自己的书房和藏书，很少用到这里，而研究生
真正来过这里的人恐怕也不多（这或许是北大人文衰微的先兆，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却是好事
）。这里晚上六点半开门，吃过晚饭，我总是先到湖边转一圈，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到图书馆
，一般总是第一个进223。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占着一张大书桌，需要什么书可以随便取用，
看累了，就向窗外望一会儿，看到的是图书馆一层层的书库，在青灰色的阴影下隐隐露出整
齐的书架和藏书，那种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书的海洋里。看过以后还要用的书可以先放在一
个书架上，不需再用的书放在另一个书架上，每天这里的老师会不辞辛劳的整理（我一般不
愿麻烦他们，总是自己把书放回去）。我记得这里常在的有三位老师，人都很和气，并且精
通业务，对同学提出的问题总能很好的回答。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年纪最大的岳老师，那时
他已经快退休了，是一位很慈祥又很敬业的老人，每次闭馆的时候，同学们排队换牌，他总
是很正式的把图书证交到你手里，并且轻轻对你说一声“再见”。每次看到他拖着一条残疾
的腿吃力的走来走去，收拾藏书，我的心里总觉得一阵发酸，多少年来他就是这么一丝不苟
的工作着，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图书馆。记得我刚到223的时候，把代书板放在书架上找不
到了，岳老师扣下了我的图书证，后来我拿着室友从昌平图书馆偷拿的一个代书板给他，他
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这里的代书板都有号码，那一次我费了半天的唇舌才过了关，不过以
后他对我还是很和蔼，我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也更加尊敬了。
在这里我读完了《史记》和《汉书》各志，然后开始读《左传》，至于随手翻阅过的图书，
那就多得记不清了。我逐渐熟悉了这里的每一个书架，每一本书，从来不用借助目录卡片，
需要什么书就直接去架上找。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里的书真是一辈子也读不完，我觉得自
己可以一生都呆在这里，除了这儿我哪儿都不想去。在百年校庆那些喧闹而浮躁的日子里，
223空荡荡的大厅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图书馆厚厚的青砖墙把一切烦扰都挡在外面，我觉得
天下最幸福的日子莫过如此。
那一年秋天新图书馆开放了，原来的人文社科借阅室搬到了新馆二楼，我去看了一圈就大失
所望，地方大了不少，可是书还是那么几本，哲学区连商务的汉译名著都没有，历史区连一
套中华版的二十四史都凑不齐，而那些“某某系列”、“某某大全”之类的假冒伪劣“学术
著作”却堂而皇之的高倨在崭新的书架上。新馆采用的是不加分隔的大开间（据图书馆的领
导说这是当今世界图书馆的潮流），给人的感觉像个巨大的超市而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书
桌就在过道旁，人来人往如同闹市，让人怎能安心读书？不过当时我并不在意，反正我有22
3呢，根本用不着新馆。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那是9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象往常一样
到湖边溜了一圈，然后就去图书馆。一进南门，我的心突然变得沉甸甸的，觉得好象有什么
事情要发生；我象平常一样穿过长长的走廊，抬头看着天花板一步步的向后移动着，我的心
头突然涌起一股苍凉的感觉，觉得人生就这样一点点流逝，永不再回来；我从北端的楼梯上
了二楼，走到223门前，只见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明天上午10点，223将关闭，然后搬到新馆
一楼，让我们新馆再见！这一切终于发生了，我如释重负，又怅然若失。那天晚上，我一个
字也没读进去，不时抬头看看这熟悉的大厅，看看那些象老朋友一样的书架和藏书，觉得从
此以后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如同一个浪迹天涯的旅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却
没有想到它又成了一个生命中短暂停留的驿站。别了，我的223！
那时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虽然搬到了新馆，书总还是在的。过了几个月，新馆的工具书室
终于开放了，我兴冲冲的赶去，但一看这间屋子就觉得疑惑，这么小的一个房间怎么能容的
下223的书呢？我一个书架一个书架的查了一遍，发现这里的书只是原先223外面大厅中的书
和一层书库的工具书，而书库里的研究著作和线装书都不见了。我去问这里的一位老师——
原先223的负责人，他有些愤慨的说，223已经是三家分晋了，原先的研究论著都进了大库，
线装书归了古籍特藏部，也就是说223的精华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彻底绝望了，从此那些后来的学子们将再也见不到那座文化宝库，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置身
书海的人文熏陶，他们会觉得新馆的那些文化垃圾就是学术——那些东西充其量只能应付考
试和作业而已，而他们可能觉得这些就足够了。悲哉！百年人文荟萃的北大，四、五百万册
的藏书，耗资上亿的新图书馆，竟然没有一个让文科学生读书做学问的地方！一方面大量的
书籍放在大库里多年无人问津，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另一方面一些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却苦于
找不到地方读书而在校园里四处飘泊，同时旧馆的许多阅览室却被改成了自习室——据说这
是顺应广大同学增加自习室的呼声，北大的传统是民主的，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不要
忘记北大另一个更重要的传统是自由，而自由就是要保护相对弱小的群体的权益，是要让每
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地方，哪怕99％的学生
都在考托考G，哪怕99％的学生只想升官发财（当然这些都是个人自由，无可非议），只要还
有一个人想读书，想做学问，北大的当权者就应当为他们想一想，他们要求的并不多，一个
223就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但是为什么你们连一个223都不愿保留下来？
2000年秋天，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我曾经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怀念旧馆223——兼
提几点对北大图书馆的意见》，由他发到校长信箱，并且复印了很多份贴到三角地，希望引
起同学们的重视。图书馆的领导和老师还是相当重视的，专门开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各部门
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倒是学生去的不多，只有七八个文科的研究生。我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恢
复文科研究生阅览室，但老师们说这不可能，他们说原先的规划是将大馆作为中心馆，满足
一般读者的需要，将各系资料室建设为分馆，为高层次学术研究服务。我说这很好，但是远
水不解近渴，在实现这个规划之前，能否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暂时恢复223，毕竟拖一年就可
能耽误几个做学问的种子啊。对这一点，他们没有明确的答复。我并不觉得很失望，因为我
本来就没有报多大希望。如果是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前期，这样的事情都绝不可能发生
，但是时代不同了，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考虑将来的前途，考托考G考各种证书；对学校领导
而言，只要每年搞个大工程装装门面就可以了，他们要的是宣传效应，哪里等的及你十年磨
一剑去写传世之作，再说就算写出来又有几个人看呢？而我们的老师们在提职称、买房子、
评级定岗的重重压力下早就溃不成军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北大人文精神的凋敝、学术水平
的下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23的关门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现在的北大校园里，有谁还在
读古书，有谁还在谈诗论道，恐怕都会引得路人侧目，视作恐龙。我不敢奢望这样的情况会
有根本的转机，但我还是不甘心，难道无数前辈学者呕心沥血的成果，一百年来积累的学术
传统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吗？
现在的三角地早已成了广告筒和作秀场。98年校庆之后，人文学科的讲座就急剧减少，最初
代之而起的是金融保险、电脑网络、市场营销等等“经世致用”之学，后来连这些都越来越
少，我不知道是老师们不愿意讲了，还是同学们不愿意听了，总之讲座这个北大最优秀的传
统就在几年之内寿终正寝。现在除了一些小范围的专业性演讲，我已经很少去听讲座了。讲
座没有了，三角地却多了一个新节目——各大公司的商品宣传促销——从康柏电脑到雀巢咖
啡再到捷安特自行车，三角地前所未有的成了一个大商场，每逢这种盛会，我都要想方设法
绕道走。也是从校庆开始，校园里的横幅就越来越多，从南门进来，五颜六色（当然以红色
居多）的横幅让人眼花缭乱，什么“某某学术节”（奇怪，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可节却越
过越多），“某某文化节”，“某某工程”，“某某行动”，“热烈欢迎某总裁莅临北大指
导演讲”，“热烈庆祝某系某院成立多少周年”，甚至连挖个沟，修个路，也要在旁边挂上
一个“安全生产，高于一切”，置身其中，我总是怀疑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文革时代。我实
在搞不明白，难道在没挂横幅的那些年里北大人就什么都不做？难道我们连这一点婆婆妈妈
，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拿出来宣扬一番，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且不说这密密麻麻的横幅
为校园气氛增添了多少浮躁矫情，难道就没有人来算一算做这些横幅需要多少钱，用这些钱
可以多做多少实事？在你挂上一条宣传希望工程的条幅时，你有没有想到用做条幅的钱可以
为一个孩子交一年的学费？原先那个含蓄深沉的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总是有人批评北
大传统的弊病在于只说不做，我们现在的空谈和浮夸却早已超过了任何一代北大人。这种浮
躁虚荣的空气已经渗入了北大的骨髓，毒害着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但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日复一日的鼓掌欢呼：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现在我们有了网络，有了bbs，各种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了，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更加方便了，
但是在bbs上总是充斥着无聊的灌水文章，庆祝生日的帖子每天都要被re上十大，隔不了几天
就会有人出来痛斥三角地的堕落，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非常
简单，一个没有头脑的嘴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图书馆里坐满了人，但多数人的面前放
的却是新东方教材；豪华轿车大摇大摆的开进开出，而人们就争先恐后的跑去瞻仰这些“成
功人士”的风采；没有人读书，没有人思考，你还指望这样的地方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呢
？除了人云亦云，除了拍桌子骂娘，在三角地你还能听到多少真正独立深刻的见解呢？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真理的追求，北大就完全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未名湖干了不要紧，博雅塔倒了不要紧，但是没有人读书，没有人思考，没有人做学问了
，北大就真的完了！
这里曾经是一个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但是短短几年时间，却变成了一个商人和政客的俱乐
部。铜臭掩盖了书香，虚荣毒害着真诚，贪欲压倒了理性。如今行走在校园里，我好象完全
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不是我认识的北大，不是真正的北大。
我希望有一天，原先的那个北大能够回来，当我年老的时候，我可以带着我的后代爬上图书
馆顶层，指着那一片红墙灰瓦对他说：“看哪！这是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