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误读的大学：台湾大学

如果你对台湾现当代文学，比如说对余光中、於梨华、白先勇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略有所知的话，那么你对台大肯定不会感到陌生，尤其是从60年代后期“现代文学”作家群的崛起开始，台湾文学的半壁江山几乎全由台大外文系和中文系毕业生撑着。此现象曾使不少大陆人士在对台大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把它看成是出才子佳人的沃土。而当琼瑶小说中那些风度卓绝、总能讨女孩子欢心的台大才子一个个出现、露面的时候，台大陌生而浪漫的形象差不多就这样在人们心目中定格了。

但台大跟浪漫可能仅仅体现在它优美如画的校园上。

从桃园机场走出，搭上车，高速公路上跑20分钟，便进入了台北市区。沿着松江路南下柳条垂垂的新生南路，可直抵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本人开办的台北帝国大学，建于1928年，台湾光复后改称台湾大学。当年，日本人为了实现称霸亚洲的美梦，把大学作为南进东南亚的研究和实验基地，在校园里栽种了许多热带植物。50年的狂风暴雨后，这些植物依然存活不少，把校园装扮得如花似锦。其中，最为绚丽夺目的是杜鹃花，所以，台大又被叫作杜鹃花城。暖暖的三月和风，杜鹃以一袭缤纷，覆盖校园如锦织的花海。沾衣欲湿的微雨，洒在一代代年轻学子的眉际。

从某种似是而非的角度来看，台大在台湾似乎是不可替代的地位来自那些从这所学校出去的商贾政要，并通过这些人影响了台岛数十年风云的变幻。但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它并不能代表一所学校的深厚传统与不俗品格。台湾大学多年培养的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才是学校的骄傲。

最常被人提及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殷海光，另一个则是李敖。

哲学家殷海光，提倡逻辑，主张认知独立，身处险恶的环境而百折不挠，毕生致力于发扬民主、科学、自由的五四精神，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而历史学家李敖，一生蹲过6年黑狱打过数十场官司写了96本禁书有近三千万字的文章流传于世。

因为有了殷海光和李敖这样的有着强烈批判意识和知识良知的“硬汉”、“狂人”，台湾大学的学生从70年代末开始走出象牙塔、自觉地与社会脉动紧相搭合：台大校园变得有些喧闹但也充满活力。80年代，台大学生为支持鹿港地区民众反抗杜邦设厂的环保运动，而组织数十人的“杜邦事件调查团”，用暑假时间在鹿港与台北从事一个月的调查，并成书《综合报告书》，此举在台湾大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大学中有傅园，那是纪念校长傅斯年。这位当年的北大才子、五四运动的学生先锋虽然主持台大校政不到3年（1948-1950年），但其生前致力于倡导思想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并从祖国大陆带来许多进步学者，如许寿棠、黎烈文、魏建功、台静农......傅斯年当年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胡适也曾到学校讲过课。如今，傅园里，椰子树下绿草如茵，矗立着白色的方尖碑。

台湾大学里回响着悠扬的钟声，那是傅钟。它总是响22响。据说，傅校长说过，人一天中，除了工作、吃饭、睡觉之外，还应该有两个小时独自思想。从此，校园里就总是22响的抑扬了。

也有人说，傅校长逝世的日子是不是12月22日，那天他心脏病突发就在学校的参政会大堂中。聆听钟声东击西22响，更能让学子追念校长的哲人情怀和未竟之愿。也许是为了追念，也许是为了以台大为荣，也许是为了其它什么原因，新生（尤其是住宿生）多半被要求在更深夜静之时，敲一下昂扬的傅钟；而毕业临去的同学，也常共聚于此，最后敲一次母校的钟后依依惜别。

十多年前，白先勇和李欧梵一起走进校园，走回他们三十年前的岁月，他们为学弟学妹作了场题为《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日子》的演讲。

演讲中他们说：“我们认为台大就是北大的继承，五四精神的延续。”又说：“傅斯年校长把北大的精神带到台大来，把‘五四’开放的风气带来台大。我们当年进台大，第一个感受就是很自由，‘五四’寻求自我解放对于我们大学时代的生活确实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