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北京市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刘伟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出语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堵车有可能“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比如在以色列打工的朱先生就由于堵车而避开了自杀爆炸。不过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只要大脑没有短路，是不会为堵车而感到“欣喜”的，这只要从每天如过江之鲫一样的上班族中随便拉出一个来问一下就知道了。当然“经济学家、北大教授”不是一般人，但也不应该“精英”到了违背常识的地步。以我的愚暗，猜测刘教授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堵车意味着车多，而车多则意味着繁荣。刘教授因爱车而爱屋及乌爱上了堵车。

　　 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经验或教训看，堵车无非是这样三个原因：一是车太多；二是道路建设跟不上；三是管理有问题。北京的姐妹城市柏林的一位副市长，游览了北京后曾感慨地说，北京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远低于柏林，但堵车却比柏林严重的多。看来北京堵车显然是后两个原因。刘教授是政协委员，又是在会议期间参政议政，他不大声疾呼，督促政府采取措施改善交通，反倒用赞美堵车的方式来“颂圣”，这就难怪人们要对“北大教授”们颇有微词了！

　　 最近一个时期，“北大教授”频频在媒体上曝光，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之势。去年，厉以宁教授曾表示，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听上去好象是晋惠帝的“为什么不吃肉粥？”的名言那样亲切。不知那些倾其一生积蓄也买不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普通市民听到这番高论心里作何感受？前不久，同样是北大教授的萧灼基先生在山东日照市接受《大众日报》记者采访时，旧话重提说：“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期，我们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现在我们有一批教授不仅有公寓而且有了别墅，其中，我们北大经济学院就有好几位，雎国余教授、刘伟教授在这里都有别墅了。”

　　 从萧教授的谈话看，刘教授在日照有了别墅，早已超越了厉教授的“第二套住房”，有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刘教授断言北京将领先全国20年进入现代化。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我不敢过早“欣喜”，但北大教授们的生活水平领先全国20年，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过上了巴望已久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对每天在公交车上挤上两三个小时的普通百姓的苦恼自然隔膜，正所谓“煤油大王不知道拣煤渣老太婆的辛酸”，所以把西方人也深恶痛绝的堵车也作为“城市繁荣的标志”来赞美，也就可以理解了。

　　 海耶克曾说，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一个人纵然有太多的学识，只要他没有独立的见解，那便不能叫做知识分子；反之，假如一个人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只要他自学读了很多书，且很有个人的立场，也能批判的来看这个社会，那么他就是知识分子。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很多有着如“教授”“院士”之类吓人头衔的人物是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在他们身上，几乎找不到知识分子特立独行气质。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媚俗心理，时刻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他们没能胜任社会批判的职责与使命，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让社会更加地值得批判。

　　 有研究者说，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中世纪宫廷的俳优——即宫廷弄臣，这实在是伤害了一些教授高人一等的感情，但从北大教授们的做派看，这个说法还是很贴切很有些道理很能够自圆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