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所谓“国家级大师”，不过是“国家级大胆”而已。

　　日前，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大是国家一流大学，但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

　　第二，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并产生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第三，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为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就“杰出人才”一项，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指标之一，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牛津大学有27位，哈佛37位，耶鲁13位，而在中国顶级大学北大和清华里，一位都没有。这就是差距。

　　许校长指出，北大并不是没有一流水平的学科，他举的例子是“北大的东方学、中国语言等少数学科在世界堪称一流”。的确，北大的东方学和中国语言很棒（中国语言现在还棒吗？不知道）。可是细想又有点儿不对味儿，特别是关于中国语言。如果英国剑桥大学说她的英国语言研究世界一流，我们肯定要笑了——你自己的语言，再不一流，说得过去吗？

　　世界一流大学的几个条件，其中最成问题的我觉得是“为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项。许校长举例说：“在北大历史上，曾有过一大批很有思想的学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北大的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很能出成果的，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被人承认，如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晏智杰的劳动价值理论都是长时间思考后提出的创新观点。”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诸位先生应当算是“北大历史上曾有过的一大批很有思想的学者”了吧？他们的确“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为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是他们能算是世界级大师吗？再如厉以宁先生的股份制理论和晏智杰先生的劳动价值理论，应当说也是“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为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了，可是他们跻身于世界级大师之列了吗？

　　厉氏股份制理论大家比较熟悉，晏氏劳动价值理论最起码笔者还感到陌生。最近看《南风窗》采访晏智杰先生的文章，略知：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除了维持自身生存之外，其余的全被人剥削走了，所以劳动阶级只有造反一条道；而晏氏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知识、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和资本，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特别是资本的贡献不容低估。原来如此！这不是常识？

　　是的，无论是“厉股份”（以及“吴市场”），还有“晏劳动”，在西方都是几百年来的常识。可是在中国就成了尖端，成了一时之选、一国之秀，成了国家级大师。尽管是常识，可是正如许校长所说，在中国仍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被人承认”，甚至最初都要冒很大风险。如此说来，所谓国家级大师，实乃“国家级大胆”而已；所谓学术创建，实乃回归常识的努力。过去说“艺高人胆大”，在中国常常是“胆大人艺高”。胆子不大，满肚子的东西不敢说，再高的学问都将胎死腹中。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沉醉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幸福而自豪的回忆里，其实那有什么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常识而已！西方的人权学说，中国的御用学者骂了几十年，现在终于认可了，仍然是一个回归常识。因而目前中国最前沿的人权学者也不过是最前沿的大胆而已。

　　“人权高于主权”学说，又是被骂，至今仍然被骂，其实它有什么呀？不就是三千年前孟子的“民贵君轻”吗？所有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围攻，又是一场为推翻几千年来的常识而大动的肝火，大开的意识形态杀戒。回归常识都这么费劲，这怎么可能出世界级大师？

　　大约三年前，一个印度籍人得了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大发现是什么？是发现所有的大饥荒都是政府造孽所致。换言之，大饥荒都是政府举措失当或腐败造成的。1942年中国中原大饥荒，300多万人饿死，300多万人流民西北，完全是xxxx国民党政府腐败反动、不顾人民死活造成的。

　　中国和印度都是盛产饥荒的国度，按道理说中国人最起码应该与印度学者一样有资格拿饥荒经济学诺贝尔奖。可是莫说拿诺贝尔奖，中国学者谁研究饥荒？如果不能谈，不能研究，不能调查怎么可能出世界级饥荒研究的大师？

　　中国国家级大师离世界级大师的距离，就是中国学术自由程度离世界学术自由程度的距离。中国国家级大师冒着风险往学术顶峰攀登，在世界学术的比例尺上看，实际上是向世界学术的山脚靠近，而且是顶风冒雪，跋涉为难。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时代北大的名言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现在这句话在正式场合几乎没有一个北大人敢再讲，你说中国国家级学术大师与世界级学术大师距离有多远？说多远它就有多远，你可着劲儿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