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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半岛上的华人与华文教育（上）
“马来”二字在马来语中意为“黄金”，把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事。然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６世纪起就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在它漫长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曾发挥过的作用大都是对本土有益的，不论文化交流，还是航运通商，大明朝帮助满刺加王国建立，直至发展到这个半岛上最鼎盛的时期就是明证。从那个时候起，不断有华人移居到这里，至今华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３０％以上，成为组成国家的三大主要民族之一。我们今天踏访这片土地，到处遇到一张张与自己相同的面孔，抬眼可见一块块中文招牌，与访问欧美感受中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相反，随时随地都会发现一个在亚洲文化圈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中马两国的文化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华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在长期移居过程中的传承及变化，还有与之密切关系的华文教育在这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土生华人与城市华人
当地人习惯把华人分为土生华人与城市华人，主要是依据移居这片土地的早晚，及其吸收马来本土文化的程度及表现方式，而早期移居多在乡下又被称作乡村华人，后来移居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也是个不可排除的因素。
土生华人一般住过了五、六代以上，由于与马来人一起生活的频密接触，他们已习惯进而接受了马来式的居住、饮食、衣着等诸多生活方式及习俗。比如：吃饭一般不再用筷子而以右手来抓；妇女穿拿合迪纱笼和马来短袖上衣； 房屋多是古朴厚重的老木屋。他们把这些从马来本土文化中吸收的东西，不再限制在“后台”，即某一个领域中悄悄进行，而是大大方方的在“台前”抛头露面，表现出他们的马来化。在土生华人社会里，几乎没有人懂华文了，甚至连自己的中国姓氏是什么也不甚清楚了，不少人只是采用译音。当然，他们都取了马来名字。听马来华人朋友讲到，一位一向自认为姓“曾”的老婆婆，最近被家族中唯一懂华文的叔叔发现本来姓“庄”才对。实际上她及后人都不能确定到底是姓“曾”还是姓“庄”，或者别的什么同音字了。城市华人则不同，多数人仍然会并使用华语，大都有中国姓名。他们虽然也喜欢穿凉快的纱笼，喜欢吃马来餐，甚至偶尔说说马来地方话，可是他们通常不在公众场合来表现这种文化，从不用马来餐宴请客人或祭祖，什么“潮州菜”，“闽南菜”，一直保持得很纯正。一句话，城市华人不愿意将具有马来文化色彩的文化因素公诸于世，更不是有意识的当成自己的文化。用土生华人的国立大学语言学博士张国祥的话来说：“对土生华人而言，马来式的饮食和穿着习惯是他们的‘前台’文化；对城市华人而言是‘后台’文化”。
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使土生华人一方面逐渐难以获得城市华人、华社的认同，面对同族人异样的目光，感受来自内心深处的压力，另一方面并不曾获得同土著马来人一般的待遇。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土著马来人的生活得到许多改善，而土生华人仍然过着贫困的日子。在国家宣布的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下，日常生活中，土生华人与土著马来人发生经济官司，前者起诉往往得不到法庭的受理，结果只能是土生华人受损。如此等等，这种尴尬的境地越来越使他们意识到：说到底自己是华人，在与马来人和谐相处之中，保留华人的文化物质是很重要的。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棕色皮肤下包裹的依然是一颗华人之心，他们与城市华人一样，对华人文化的实质和价值，尤其是祭祖和儒学教义同样有一种顽强的执着。一路上，见到不少土生华人古朴的门框上，用汉字书写的自家种族在中国的祖籍地，如颖州被认为是陈姓的祖籍地，河南彭城被认为是刘姓的祖籍地，还有江夏、福建等等，一看标出的地名，就会大概知道居住者的姓氏。打开房门，大都有个专门摆设祭祖拜神器具的长台厅堂，供着在红纸上用汉字写着的祖宗姓名，还有五花八门的诸多神明，而不是确指某一位。为了使已不谙华语的自己和子孙方便，再用马来文写一遍。由看重祖籍国文化和受当地习俗影响所汇成的多元文化，就这样融合在土生华人身上，营造出一方奇特多彩的空间。特别是，目前正是这些不懂华文的土生华人，在失去自身传统文化之后的艰辛体验中，清楚地意识到华文对自己所具有的意义，更加迫切地希望子女能接受华文教育。从《南洋商报》的报道得知，这部分人的子女９０％就读于华校。可见，土生华人与城市华人有同有异，异在表面，同在根本，都非常珍重华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都没有忘本，并在激励着新生代的寻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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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半岛上的华人与华文教育（下）
传灯（一）
满车坐的，都是前来参加海外华文教育大会的来自各国的华人华侨。参观完苏州返回上海，途中正遇深冬傍晚的冷雨，任凭点点滴滴的雨珠敲打车窗，毫不防碍车厢内洋溢着的一片热烈与温馨，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唱不完的歌，个个沉浸在回到祖国母亲怀抱里一吐心曲的兴奋之中。
车子驶进上海市区了，车内暂趋平静。这时从后排座上站起来一个人，缓缓前来，接过了东道主手中的话筒。抬眼望去，车灯暗光下挺立着一个微微驼背而仍然高大的身躯，一张满布苍桑而含笑的面孔，原来是马来西亚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署理主席叶新田博士。会议期间，他一直沉沉稳稳、少言寡语，在这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里要说什么，想唱什么呢他那充满激动与感慨的话语——标准的普通话声音牵住了我的猜想：“这次回来离上一次回国已１０年多了，上一次，是在马来当局采取‘茅草’行动，肆意逮捕华教人士的险恶情景下，混在旅游团中偷偷回来的，这一次，是受我的祖国的邀请堂堂正正地回来议事的。三天会议眨眼功夫过去了，大家和我一样，明天一早就要回程了，用这最后相聚的时间，我来教大家一齐唱我们董教总的会歌《传灯》吧。”
天色奇异地在几分钟之内完全黑下来，小雨仍然不大而越下越紧，无数条细细的水流在车窗玻璃上疾奔。车内鸦雀无声，任那种紧缩的沉甸甸的感觉雨水一般漫遍全身。叶先生清晰而缓慢地把唱词朗诵了一遍，大家认真而严肃地跟着背诵了一遍，此后，响起了老先生低沉而浑厚的歌声：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把漫漫的长夜渐渐点亮
为了大地和草原
为了太阳和月亮
为了生命和血缘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歌声起始平实而坚定，像一位沧桑老人在叙说一段历史，渐渐趋向高亢，是久经压抑后终于喷发的倾诉，继而是那种接近使命般的崇高，终于达到至死无悔的壮丽，特别是后两句掷地有声的强音回环，黄钟大吕般充溢天地云水之间，象南中国海里澎湃的波涛一般，撞击着千年难以开垦的荒园，拍打着每一个海外游子心胸的堤坝，使人感受身处南洋的炎黄子孙对传承民族文化怀的是怎样一种心境。这样一支波澜起伏的歌，一支透射出凝重而执着的歌，是马来半岛上６００多万华人用血与汗汇成的心灵之歌。多少年来， 它如同热带雨林中的一股清风，鼓舞着生活在这里的华夏儿孙走过泥泞坎坷的道路，激扬着一代又一代勃发向上的生命。今天听来，凡经历过或了解过马 来半岛上华文教育发展状况的人，无不沉思，无不为之动容。
歌声把我带回到前不久访问马来西亚的所见所闻中去。
马来半岛是一片富有生机的热带土地，时至深秋１０月，这里仍然是无边的花红草绿，风情绮丽。与湿热的气候同在的，是政府正在倡导的种族和谐相处，共塑跨越种族藩篱、精诚团结的大马民族的热风。政府对华人称：这里的华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因为这里保留了中华文化和教育。我们听后自然为生活在这里的同胞深感欣喜。
来到柔佛州的新山市，这座华人占到人口４５％，华文教育在全国领先的古老而现代的都市。我们顾不上去看古王国大皇宫和清真寺的辉煌，来不及一睹都市的繁荣和海滩景色的秀丽，先去皇家码头对面看一看宽柔中学，这座全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华文“独中”的风采。接着来到１５公里外的士古来，访问全国最大的华小“智南小学”。在那里，受到了百名学生组成的鼓乐队以古典的跪拜礼仪对我们隆重的欢迎，看到了各个教室爆满、不大的校院里竟容纳下３０００多名学生的场景，听到校方介绍的今年招生时被家长三次挤倒校门和院墙的事实。面对这些，我们无不为华文教育在这方土地上发展的强势而兴奋。就在这时，一直陪同我们的新山中华工商总会的秘书长黄耀松先生却告诉我们：“这是近几年来的事，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任何国家的语言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都以他的国力作后盾，我们在海外的人感觉最明显”。于是，在去南方学院的路上，先生讲起了华文教育在马来半岛上走过的坎坷路程。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伴随着华裔先辈漂洋过海来这里拓荒而发展起来的，从１８１９年五福书院创立算起，迄今已有 １８０年的历史了。华裔先辈不仅经受了拓荒的艰苦卓绝，同样经历了在创建华教及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巨大压制和挫折。祖籍国的语言对于侨民来说被称为“母语”，就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婴孩与胞衣那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人，身处异域他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割断来自精神和文化上的生存渊源，而首当其冲的是失去母语，一旦失却这一“精神家园”，发自灵魂深处的忄西惶，终无归宿的漂泊，带给海外游子的只能是刻骨铭心而又无以言状的孤独和无奈，使“背井离乡”本质意义的悲哀更加惨烈。大概基于此吧，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早已明文规定“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中，同样允许各民族自由发展其母语文教育。按说，华人在这里传承发扬属于自己种族的文化和语言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在本土人士中固有一些狭隘者，面对一种高于自己发展程度的异质文化的挑战，产生的是从心理上的恐惧、岐视到行为上的阻拒。更有甚者，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以祸心，找借口，企图消灭这里的华校与华文，因而激起了华社和华教一系列的抗争，这些抗争，百余年来绵延不绝，前仆后继，涌现出无数为之作出牺牲的英烈人物，他们以“甘愿燃烧自己”的情怀，谱写了一曲捍卫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悲壮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