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超导国家科学大奖是学术欺诈？ 

赵平波 

当今，要问这世界上哪个民族的人最想得诺贝尔奖，那无疑是中国人。每逢金秋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日子，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就要发作一次：看看科学网在去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金颁奖日所发表的奇文：中国科学家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几个瞬间：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12/214214.html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小组所做的“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及研究”，已经被媒体炒成了是中国科学家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几个瞬间之一了。这项20多年前做出的高温超导研究工作，这些年来，不断地被中国媒体热炒放大，而且越炒越热。当年（1987年）伯诺兹和缪勒就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几乎无人认为，中国人在当中的贡献大到了足以分享这份诺贝尔奖的地步，怎么20多年以后的今天，才开始抱怨“评奖中某些西方科学家可能存在对中国内地科研实力的低估和偏见有关”呢？显然，问题不在于这项20多年前作出的成果，其价值有多高，而是在于，这之后又过去20多年了，中国的科技界，还是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果啊！所以，只好 “冷饭热炒”：犹如一位曾经火过一时的、但已经过了气的演员，只能频频地向旁人展示当年自己的剧照来聊以自慰。中国的科技界，真的是十分可怜又可悲。 

然而，本文要进而揭露的是，鉴于笔者不久前才看到了前中国科大校长管惟炎的口述回忆所报料的证据，本人忽然茅塞顿开：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一当年荣获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研究成果，还真有可能像物理学界私下传闻的那样，这是一场学术欺诈…… 

为此，笔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了此篇长文，敬请广大网友分析判断。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原文照登当年赵忠贤小组获奖的文字介绍；第二部分将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解释赵忠贤小组研究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总结了业界的一些看法，物理学界一直在对对赵忠贤小组工作是否为“独立”完成表示怀疑；第四、五部分本文则着重分析了该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第二获奖人杨国桢，其人之研究硕果累累、但四次申报院士却败北之谜；本文最后一部分则阐述了管惟炎的口述的一个关键的说法，可以将以上谜底全部揭开，从而更加支持了人们以往的猜测：被当今媒体炒到了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这项国家一等科学大奖，更有可能是一场学术欺诈。鉴于这场可能的学术欺诈除了涉及当事人以外，管惟炎的说法还道出了两位局外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和副院长胡启恒女士，所以，本文最后呼吁，希望周光召先生和胡启恒女士能够有勇气挺身而出，道出20多年前这一谜案的真相。 

一  原文照搬：赵忠贤小组获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文字介绍 

鉴于本文的读者可能并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的经历，所以本文先要对高温超导的这项荣获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工作，先做一些通俗的点评，让读者了解这项学术成果的价值。为此，笔者将先把这项研究成果申报获奖的简介，原封不动地抄录如下（对此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略去不读，跳过本节去直接去看下一节的点评）： 

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及研究 

完成人：赵忠贤、杨国桢、陈立泉、杨乾声、黄玉珍及其研究集体（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该项研究在探索高临界温度氧化物超导体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对超导性的科学理解提供新的依据，并为超导技术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及与国内、外的综合比较如下：   

1. 1986年9月瑞士伯诺兹和缪勒关于Ba-La-Cu-O系统中可能存在转变温试为35K的超导相文章发表，同年10月测出抗磁效应，证实这种氧化物系统 的超导性，不久日本田中等人重复了他们的结果，同时又得到Sr-La-Cu-O超导体，赵忠贤等在1986年9月开始研究，12月制出了起始转变温度为 48.6K和46.3K的Sr-La-Cu-O和Ba-La-Cu-O超导体，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实验室做出这两种超导材料。Sr-La-Cu-O起始转变温度48.6K是当时世界最高记录，在这类氧化物中还发现70K超导迹象，这一结果引起全世界极大关注。   

2. 1987年2月初美国吴茂昆和朱经武等人发现90K附近超导氧化物，但未公布任何科学信息，赵忠贤等在1987年2月19日独立制出Y-Ba-Cu-O液氮温区超导体，抗磁出现温度93K，并于2月24日向全世界首先公布元素成份，这一发现已为世界各国承认。接着与国外同时独立地用多种稀土元素替代获得十几种液氮温区超导体，最早的一批结果在1987年3月27日发表。   

3. 在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发现后，对其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结果。在世界上最早用持续电流方法确定YBaCuO超导态电阻率上限 2×10-8Ω•cm，世界上首先确定(123)相YBaCuO在实验误差±0.2K范围内无铜的同位素效应。与国外同时用Hall效应确定YBaCuO 超导体载流子为空穴型；用点接触隧道证明YBaCuO超导体存在能隙。确定了通常工艺制备的YBaCuO晶粒超导性存在壳层构；烧结材料存在合作弱连行为；证明在微波中YBaCuO的约瑟夫结感应台阶高度服从贝塞尔函数，与通常超导体相同；与国外同时确定YBaCuO超导相的结构为正交(123)结构； 用半满哈伯特模型得出在某些参数范围反铁磁——超导共存能量有利。这些结果均属国际先进水平。  

二 点评赵忠贤小组的工作价值 

以上申报获奖简介中的第1、2、3段文字，实际上，其阐述的内容分别对应着一流、二流、三流的研究工作。 

上节的第1段文字表明，赵忠贤小组紧跟了世界一流的工作，重复做出了世界一流工作的结果。所谓世界一流的工作是指开创性的工作，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的最新发现：这一段的第一句话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1986年9月，瑞士伯诺兹和缪勒关于Ba-La-Cu-O系统中可能存在转变温试为35K的超导相文章发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想到在铜（Cu）氧（O）化合物中去寻找超导，这两位在瑞士工作的科学家的发现从此改变了人们寻找超导材料的方向，这一工作荣获诺贝尔奖，当然是无愧的。接下来的文字描述是，日本人随后证实了这一发现，然后又发现，把Ba改成Sr，Sr-La-Cu-O也存在超导。而中国的赵忠贤小组的工作，就是重复证实了Ba-La-Cu-O和Sr-La-Cu-O都有超导。同时赵忠贤小组的工作表明，他们在Sr-La-Cu-O中测到的超导转变温度还一度领先了世界。显然，这第一段文字的描述，只是说明中国小组紧跟了世界潮流，做的是重复国外已有的发现，仅凭这第一点，当然不足以让该小组的工作获得中国国家大奖和国际声誉。 

第二段和第三段文字则表明赵忠贤小组接下来所作的二流和三流的工作。 

为此，笔者要在此先把话题扯远一点，先解释一下对二流、三流的研究工作，是如何界定的。前面所说，国际上最先做出来的开创研究就是一流的工作，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再紧跟一流，把这个最新结果重复出来，这是很正常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二流研究工作，就是在一流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例如，前面提到Ba-La-Cu-O有超导，把Ba换成Sr也有超导，那肯定还可以继续换元素，以期获得更高转变温度的超导材料，这样的工作就是二流工作。二流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创新头脑，是个人就可以想得到，并且其价值可能还很大，以上高温超导就是如此，液氮比液氦便宜了100倍，若能在液氮温区发现高温超导材料，当然意义非凡。但是，做二流的工作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文章不一定好发表：能做出来了，可能就会是个突破，但做不出来，也就根本出不了文章。就拿前面的换元素的例子来说，中国的科技人员就通常是不愿意去做的：换个元素试一下，可能几个月过去了，没结果；再换个元素试一下，又得花几个月的时间……若老是没结果，这就要发慌了，时间搭进去了，研究经费也花了，但论文出不来的。因为XXXX材料有超导才是可发表的论文，XXXX材料没有超导，这是个命题，但不能作为论文发表…… 

那么，三流的工作又是什么含义呢？所谓三流工作，就是好出文章的工作。无论你做出来的结果如何，文章都容易发表，这就是人人都看不起的、但人人都在做的三流研究工作。例如，测一测这个样品结构——只要作测量，总是会有结果的，这样的工作总是能成文章的；再例如，测试一下样品的各种物理特性、加温加压再测一下看看有什么变化，总有一系列数据出来，可以写成论文；或者，把这个样品掺杂质，不管掺杂质以后，其效应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也都是能出文章的：效果变坏了，整出的文章标题就是：掺杂质对XX材料XX特性的影响，然后分析其物理机制12345。如果XX特性还变好了，那就是瞎猫撞死耗：国际领先了！XX研究所XX小组通过XX方法发现XX材料的XX特性提高了1%！不仅能出文章，还能去申报获奖。当然，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科研奖，距离诺贝尔奖，可能有10万8千里之遥。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有两句嘹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在今天中国的科研部门要改成：论文就是金钱（每个研究部门申请课题经费或奖项的敲门砖），论文也是生命（中国没有终生教授制度，连续几年若出不了文章，此人的科研生命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研究机构里做出的工作，三流居多的原因。

现在，就可以把话题再转回到对赵忠贤小组当年高温超导工作评价上来了：其获奖工作简介的第2段文字是一项二流的工作（独立制出了Y-Ba-Cu-O液氮温区超导体），第3段说明的是各种测量的结果，当然是三流的工作，没有评价的意义了。所以，这一获奖工作简介的第2段文字是核心，它表明赵忠贤小组独立做出了一项世界发现，这体现在以下两点表述： 

第一，首创制出了液氮温区超导体的是美国吴茂昆和朱经武等人于1987年2月初完成的，但他们至少在2月24日还没有向世界公布其成份是Y-Ba-Cu-O；

第二，赵忠贤小组虽不是首创，但也是独立地制出液氮温区超导体，证据是他们于2月24日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新超导材料的成分为Y-Ba-Cu-O。 

这当中，核心就在于 “独立”二字。如果不是“独立”完成的，那就是紧跟世界二流，重复了世界二流的工作，哪里还有任何获奖的可能性？顺便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当年（1987年），几乎中国所有的高校物理系或化学系随后都宣布，他们也制作出了Cu-O化合物的液氮温区的高温超导体。但可惜的是，做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既不是首创、也不是独立做出的，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奖励了。笔者记得，当年湖南大学物理系的赵立华副教授做出了Y-Ba-Cu-O以后，获得了当年湖南省省长的接见，以后为副教授转正起了点作用，仅此而已。但这大概已经是“非首创、非独立，随后制作出”的最高奖励了； 

1990年代末，笔者移民加拿大，同在一起上免费英文课的一位大陆移民说，他当年的中学化学老师是一个科学实验的“发烧友”，他在自家的土制电炉里，也烧出了Y-Ba-Cu-O超导体。当年，他把一桶液氮提到教室里演示给同学们看：接通电源超导了，这位“发烧友”老师得到的奖励，就是全班同学集体鼓掌：老师，您真行！ 

但赵忠贤先生为此得到了何等的荣誉？看看赵忠贤院士的简历所写的、全部为第一获奖人的奖项：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首届陈嘉庚物质科学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别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首届王丹萍科学奖；何粱何利科技进步奖….. 

以上一切奖项，均是建立在赵忠贤小组的“独立”完成为基础的。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怀疑的就是，赵忠贤小组可能不是独立做出来的，而是来自朱经武小组的泄密…… 

三、对赵忠贤小组的怀疑：是否来自朱经武小组的泄密？ 

本节先谈谈目前现有的公开资料对赵忠贤小组高温超导研究结果是否是“独立”做出的怀疑。以下文字是笔者摘录自学者刘兵撰写的《对1986-1987年间高温超导体发现的历史再考察》http://www.hi138.com/?i51360。 

从有记载的时间顺序上来看，吴茂昆、朱经武的Y-Ba-Cu-O超导体工作的研究论文在1987年2月5日就寄往了《物理评论快报》，但为了防止他人抄袭，他们寄送文章的时候故意做了手脚，把Y-Ba-Cu-O刻意错写为Yb-Ba-Cu-O。2月16日，朱经武在休斯顿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宣布了发现液氮温区超导体的重要消息，但没有公布新超导体的成分，并解释说，细节要到3月2日《物理评论快报》上的文章正式发表时才能公开。然后，直到2月18日论文马上就要付印前，朱经武才打电话给编辑部，说有打字错误并作了更正。显然，目前学界公认的结果是，是吴茂昆和朱经武首次做出了Y-Ba-Cu-O的结果，尽管这篇文章是1987年3月2日才正式刊登出来。 

根据赵忠贤小组的说法是，1987年2月19日，他们也独立地在Y-Ba-Cu-O中发现了起始温度高于100Ｋ，中点温度为92.8Ｋ的超导转变。随后，他们就迅速地在第二天（2月20日）就将论文写成并寄出。进而，他们又在2月24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新超导体的成分为Y-Ba-Cu-O。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 

正是由于2月16日朱经武休斯顿新闻发布会和赵忠贤2月24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差，人们就足以怀疑，赵忠贤小组是否事先从朱经武小组哪里探到了某种秘密。朱经武的合作者之一，参与了超导体结构测定的黑曾（R. Hazen）在他回忆这场竞争的一部书中，就数次暗示，有人将秘密消息传到了中国。他特意提到在2月16日休斯顿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姓杜的中国外交官也来出席，并认为他可能会注意到《休斯顿纪事报》上的报道，因为在发布会上，虽然朱经武教授守口如瓶，但休斯顿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温斯坦（R. Weinstein）却将这一秘密泄露给了当地报纸的记者。当天，在当地《休斯顿纪事报》的报道中，已经将新超导体的成分Y-Ba-Cu-O泄露了出去了： 
 
C. Byars, Discovery May Earn Billions, Nobel for UH, Houston Chronicle, Feb. 16, 1987 

这个日子显然比赵忠贤小组2月24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为世界首次公布成分的时间，要提早了8天，比赵忠贤小组宣称2月19日发现的时间也早了3天。不过，笔者要说明的是，以上说法完全来自刘兵的文章。笔者目前在加拿大多伦多，无法找到1987年2月16日的这份《休斯顿纪事报》，不能核实以上说法的最关键之处，它是否泄露了新超导体的成分为Y-Ba-Cu-O这一信息。另外，还有一个常识无法理解之处在于，休斯顿新闻发布会是2月16日召开的，当地报纸怎么会当天2月16日就刊登出来了？报纸第二天再登出前一天的消息才是合理的。 

不过，就笔者所了解，其他的局外人同行则是从另一个更加理性的角度来怀疑，赵忠贤小组可能事先是从朱经武那里获得了秘密：事实上，目前人们已经发现， 铜氧化合物已有许多都是具有液氮温区的高温超导特性的，以后又相继发现的100K以上转变温度的材料已有多种，如铋锶钙铜氧、铊钡钙铜氧、汞钡钙铜氧等，甚至前面所讲的，朱经武故意搞错的Yb-Ba-Cu-O，后来也被证明具有90K的转变温度，也处于液氮温区。为何赵忠贤小组后来的“独立”发现，会与朱经武小组的不到一个月前的发现一模一样、如此“巧合”呢？这种“独立”发现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事实上，两个不同的人，先后提出完全一样的研究结论，但后来又都被学界所承认是独立发现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是，仔细考察一下，之所以被承认是有原因的，这两个人一定是在某种有所不同的背景下做出的结论。例如，数学、物理界都公认的Yang-Baxter方程，形式上看两者一模一样，Baxter比杨振宁晚了一年才推出，为何人们还承认Baxter是独立做出的呢？原因就在于杨振宁是根据一维自旋链推论出来的，而Baxter的导出则来自六顶角模型，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当然两个人的工作都得到了承认。 

而这一Y-Ba-Cu-O超导材料的发现，就显得很特别。以下文字来自刘兵撰写的《对1986-1987年间高温超导体发现的历史再考察》，可以看出，对于朱经武小组，他们关于首次发现Y(钇)的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有令人信服的描述： 

作为朱经武的合作者，阿拉巴马大学的吴茂昆等人也在忙于新材料的研究。1月17日，吴茂昆手下的研究生阿斯伯恩（J. Ashburn）在一份家庭作业的背面草草地做了一项计算，在作了若干不同元素对晶格结构和临界温度的影响的假定后，他的计算预言钇钡铜氧将是最佳的超导体候选者。但当时他们手头没有现成的钇，于是吴茂昆便去其他部门借了一些来。1月28日钇钡铜氧样品按计算的比例被合成。1月29日下午，测量开始，在新合成的钇钡铜氧样品中，居然发现了起始转变温度达90Ｋ左右的超导电性（不过人们后来认识到这种超导体的组分与原初的计算预言并不一致）。吴茂昆立即通过电话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休斯顿的朱经武。到这天晚上时，阿斯伯恩又合成了更多的材料，其测量结果要更加理想。转天，1月30日，吴茂昆和阿斯伯恩便带着他们的样品飞抵休斯顿，以便用那里更精密的设备来重复检验这一结果。在休斯顿，这一结果果然被证实，又经改变制备条件的进一步努力，2月5日，朱经武便将两篇有关的研究论文寄往《物理评论快报》，分别报道了在常压和高压下钇钡铜氧的高温超导电性。这就是人们对液氮温区超导体的首次发现！ 

但对赵忠贤小组是如何发现钇钡铜氧的，刘兵撰写的文字就似乎没有任何过渡，而显得文字的跳跃幅度很大：“当然，这里也有遗憾。终于，2月19日，他们在钇钡铜氧中发现了起始温度高于100Ｋ”，在这一段逻辑含混的文字中，读者是看不到任何上下文联系的。原文如下： 

在中国方面，由于1986年12月底在钡镧铜氧中发现了70Ｋ的超导迹象，赵忠贤等人主要集中精力于重复这一结果，尽管当时所里搞理论的人和一些年轻人提出了掺杂和替换元素的设想，但由于工作条件太差，烧样品的炉子不够，低温测量也困难，便拖延了一些时间。大约到1987年1月底，赵忠贤等人开始怀疑杂质的问题。因为当时做有70Ｋ迹象的样品时所用的原料竟是从仓库中找来的1956年公私合营工厂生产的，含有较多杂质。而后来用较纯原料做出的样品，转变温度全在30Ｋ左右。于是他们坚持在多相材料中寻找，并替换其他成分。他们在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中也曾就这些想法交换了意见。当组里有人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朱经武在2月16日（美国时间）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90Ｋ超导体的消息时，赵忠贤等人反而觉得减轻了压力，因为这证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有道理的。当然，这里也有遗憾。终于，2月19日，他们在钇钡铜氧中发现了起始温度高于100Ｋ，中点温度为92.8Ｋ的超导转变。与以前不同，这一次，他们迅速地在第二天就将论文写成并寄出，并办理申请专利。 

在该文作者刘兵对赵忠贤的访谈中，赵忠贤更似乎是在自我辩护： 

在笔者对赵忠贤的访谈中，赵忠贤谈到，在做钇钡铜氧的过程中，他们是在探索的工作中认识到象杂质和多相等的作用，从而独立地发现了钇钡铜氧超导体。“如果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在对外交往中，不是那么缺少经验，不是那么天真，如果我们的实验条件再稍稍好那么一点的话，那就会是由我们发现，而不仅仅是 ‘独立’发现液氮温区（１－２－３）超导体了，因为我们最早认识到缪勒的工作的意义，和杂质的作用。”  

可是，这20多年以来，每每媒体或其他人问及美籍华裔朱经武先生，赵忠贤小组是否得益于“泄密”时，朱经武先生作为当事人，却不愿意评论这一事件，只是表示，要让时间来回答一切。 

四、对超导国家一等奖获得者杨国桢院士的两点谜团 

关于赵忠贤小组是否得益于朱经武小组的“泄密”，本文要远离当事人，再来谈谈一个重要的外来人，时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杨国桢先生。在具体描述之前，笔者要特别说明一下，本文以下的文字描述虽然不是全部来自本人的贡献，但本人愿意个人承担其全部后果，以下内容的论证，完全不涉及到目前还在中国物理学术圈内工作的任何其他人士。 

笔者对杨国桢院士的第一点谜团是，杨国桢院士有什么资格成为这项高温超导研究获奖的第二获奖人？ 

看看杨国桢院士在中科院物理所的简介材料(http://hre.iphy.ac.cn/ability/rjcygz.asp)。杨国桢在1987年(这正好是86年底-87年初发现高温超导材料之后)以来，被聘为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并兼任国家超导中心主任。 

但众所周知，杨国桢院士是一位光学专家，他的简历上表明，他的研究课题为：

1、氧化物薄膜和结的研究。用激光分子束外延方法，制备多种具有不同性质的氧化物薄膜、结和超晶格，研究它们的显微结构和光电性质，并进行新的原理性器件的研究。

2、衍射光学研究。用我们的方法，进行衍射光学元件设计和光学系统逆问题的研究，并逐步把研究工作从标量光学扩展到矢量光学领域。

3、光合作用的超快过程研究。用超短脉冲激光技术，研究参与光合作用的蛋白质分子中的快速能量转移过程，以了解光合作用过程的微观机制。 

以上描述似乎没有任何一项与超导有联系，他怎么有资格被聘为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兼国家超导中心主任呢？ 

再看看他的工作简介描述：主要学科研究领域是光物理，他在这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开创性的成就。同时还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研究领域的若干方面也作出了相应的重要贡献。例如，在光学一般性变换、光学系统相位恢复问题、超短脉冲激光谱线超加宽理论、表面和界面的非线性光学研究、激光分子束外延和氧化物薄膜研究、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研究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位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兼国家超导中心主任，做出的所有重要贡献，基本上没有高温超导领域的，在后面的例如总共有6项中，前5项也都是光学方面的，只有排在最后的第6项，才涉及到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研究。这让人感觉到杨国桢简历的前后，极其不一致。 

以下检索结果或许也可以说明进一步的问题。 

把“赵忠贤 陈立泉”两个名字（这是这个获得国家一等奖的第一、第三获奖人）捆绑在一起百度检索一下，可以发现有3160条检索结果。再细看看后面检索出来的条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条目是基本上和超导研究有关的，这说明这个国家一等奖的第一、第三获奖人，的确是在做超导研究的，他们在一起发表的超导研究论文也不少。 

但如果把“赵忠贤 杨国桢”这两个名字绑在一起百度检索之后，笔者发现仅有297条检索结果。奇怪的是，检索出来的条目竟然全部与超导研究无关——但赵忠贤和杨国桢是这个国家一等奖的第一、第二获奖人呢？ 

这位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兼国家超导中心主任，超导研究国家一等奖获得者，居然就没有查到他有什么超导研究的文章发表，这是怎么回事？ 

笔者对杨国桢院士的第二点谜团是，旁人怎么能够容忍这项国家研究一等奖的第二获奖人为杨国桢？ 

在1985年开始直到上个世纪末，杨国桢先生一直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是不是他利用了所长的职权，一方面给予了赵忠贤某种特别的支持，同时也施加了某种压力，恩威并用，迫使赵忠贤要把这第二获奖人的位子给了杨国桢呢？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猜测。但这种猜测，笔者认为可能性也很小： 

首先，这与赵忠贤的性格不吻合。笔者当年在物理所读博士的三年间，经常听到对赵忠贤的各种评价。赵忠贤早年在物理所就有个绰号叫赵老大，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有黑社会老大的那么点意思，既然是老大，就谁也不怕。1996年，乔石到物理所来听取中关村建设工程改造的意见，由这位赵老大做一个发言。发言当然应当就建设工程本身来展开。但这位赵老大一通海阔天空，大肆批评中央对基础科学不重视，投入不够，弄得乔石很难堪。当时赵忠贤是15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乔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官比赵老大要大N级，赵老大都不怕，他还会怕杨国桢，送杨这么大的好处？这可能吗？ 

其次，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机构，与其他的官本位的机构还是不一样的，不会出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当官的并不牛，这个研究机构的社会地位，不是靠当官去争取过来的，更多地是需要该单位社会影响力大的人，要依靠这样的名人才能把利益争取过来，所以，也只有这样的名人才牛气。赵忠贤就是这样的牛人：1987年做出高温超导时，他当时虽然还是个副研，就已经是世界名人，到处作报告了。而这个国家一等奖在1989年评定的时候，当年其他领域并没有任何成果的名气能盖得上高温超导。这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早就是非赵老大莫属了，绝不需要杨国桢这个当所长的去争取。此刻的赵老大，还有什么必要去送一个第二获奖人，来巴结上司杨国桢所长？ 

最后，即便赵老大有意把这个排名第二送给杨国桢，这个小组的其他人，也是不会干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能在上面露上脸的，只有五元大将，谁不去争呀，一发扬风格，机会可能就只能等下辈子才有了。当年，这个大奖的第三号人物陈立泉的研究生，是为这个成果是出了大力的，但当发现投稿的文章没自己的名字时，一怒之下，当天晚上，就把导师陈立泉反锁在二楼的房间里，想制造出一起事件来，把事情搞大。陈立泉哪能傻到去报警？只好冒险从二楼的窗子口跳下去，还好没摔出毛病。后来，物理所领导出面调停，给了这个学生出国机会，这事才算把利益摆平了。所以，这杨国桢什么超导文章都没有出，获国家大奖却排名第二，整个研究小组的其他人，肯定不会服气的……. 

所以，综上所述，这当中唯一的一种可能性是，这整个的赵忠贤小组，一定是有个什么把柄抓在了杨国桢手里。所以，这个小组才不得不把国家大奖排名第二、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以及国家超导中心主任的头衔，拱手让给了杨国桢。但是，杨国桢能抓到这个赵忠贤研究小组的什么把柄？这就是笔者一直没闹明白的地方，直到前不久看到了科大校长管惟炎的回忆才茅塞顿开，下面将要谈到。 

五 郝柏林恶搞杨国桢事件的分析 

今年，网上流传着一篇署名为钟柯源（应为中科院的谐音）的文章，大肆批判郝柏林恶搞杨国桢的文章，该文认为郝柏林院士不是个东西，弄得杨国桢连续四次没评上院士：1991，1993，1995，1997年连续四次申报院士都败北，直到1999年才最终评上。但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即便描述的全部是事实，但其结论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没有能够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郝柏林的恶搞，为何能够得逞？院士选举，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根据票数来的，郝柏林只有一票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顺便说一下，恶搞这两个字，笔者第一次听到，还是针对我和多维新闻网的。2002年，曹长青和我、还有方舟子等人，在海外发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杨澜吴征这两口子的假学历和其他编造谎言的故事。结果这件事，在这两口子发律师函控告多维新闻网、曹长青和我之后，达到了舆论的高潮。为此，我第一次听说了还有一个词叫“恶搞”，说杨澜吴征被海外的华人恶搞了。但这次“恶搞”，有效果吗？对其老公吴征似乎还有点效，此人当年号称要为新浪网圈钱2亿美元，结果失败了，人也从新浪网的共同主席上退下来了。但老婆杨澜依旧很火，现在她依然是中国人的偶像之一啊。所以，恶搞未必能成的……进而，笔者本人也被杨澜吴征这两口子“恶搞”了：那一年，我也收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里声音还压低了8度，告诫我不要回中国去：这两口子把我的材料送到了国家安全部，说我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枪手，是个反动分子，为此，他劝我别再写关于这两口子的文章了，否则回国将被拒签，即便回国也要被国安部监控的。说得好神秘啊！但这样的“恶搞”，也没搞成啊。这些年来笔者回国多次，好像都没事。上次回国到上海，自己包里的3000块钱一不留神被扒手扒走了，令我这个小人物，痛苦了好几天。我想，我要是真的被国安部监控就好了，扒手就不会找我下手了。 

再回到郝柏林评院士的时候，恶搞杨国桢的这个事件上来。首先分析一下，郝柏林恶搞得逞，是因为杨国桢的学术水平不行，以至于活该被搞吗？显然不是。 

当年笔者在蒲富恪院士手下读博，记得有一次，老蒲大概是在看了评院士的申报材料以后，向我们几个学生大发感叹：5、60年代的学部委员，在美国也是名教授。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在中国能当上院士的，大部分在美国怕连助理教授也当不上……这个评价虽然适合大部分院士，但可能并不包括杨国桢先生。因为杨国桢先生凭借他和顾本源一起提出的杨-顾算法当选成了美国物理学会的Fellow。能成为美国物理学会的Fellow，在美国一般也是资深教授了。这样的Fellow在美国不一定当得了院士，但到中国来当院士，水平应当绰绰有余的。 

另外，笔者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评价一个人水平的高低，不能看他是不是能吹（前面谈到的赵忠贤、郝柏林都是超一流的吹家），也不能看他的文章多不多（能申报课题搞到钱就能请人来产论文，产了论文再搞钱，可以形成“钱+论文”的互动链，所以文章多不说明问题），但听听这个人的学生的评价，可能会更能反映出其导师水平的真实情况。笔者在当年物理所的同学、师兄弟中，对导师评价最低的，就是赵忠贤手下的人，赵老大的吹和手下人的做，互不干扰——因为赵老大从来也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但实事求是地说，学生们对杨国桢先生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整个中科院里博士毕业生中，能得到中科院的院长奖学金特别奖的，每年只有几个（笔者毕业那年也想捞一个院长特别奖，但只搞了个优秀奖），物理所这20多年来的历史上的院长特别奖，总共加起来，也就3、4个人吧。杨国桢的学生就占了两个。 

既然杨国桢先生不是学术上的原因当不上院士，那么郝柏林恶搞得逞，是不是因为杨国桢得罪人太多呢？但依笔者的看法，这恐怕也绝对不是。凡是与杨国桢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为人处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笔者只和杨国桢过了两次招，虽然都是小事，但已深感杨先生的过人之处。特写下来给各位网友欣赏： 

第一次是在我们1993级物理所博士研究生的迎新会上，杨国桢所长致完词以后，问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笔者当年被指定为班长（实际就是每个月去财务领工资发给大家），我当时想借此机会，将杨国桢所长一军。我随口就一说，听说化学所给了每人500元的新生安家费，我们这博士生也这么大年龄了，还向父母伸手要钱不好意思，还有，许多同学都是外地来的，刚来比较困难……说到这里，在座的其他同学情绪开始上来了，马上就可能出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所长讨钱的局面，这当所长的，一定难堪吧。此时此刻，所长该怎么说，若说个再考虑考虑，或者先了解化学所的情况再说，那不就正中我们的下怀了吗？ 

杨所长当时怎么说的？同学们，你们的工资待遇问题请放心，我们所里会严格按照国家教委和中科院的规定办理，绝不会亏待大家。至于个别同学目前生活可能有困难，可以通过研究生处杨处长（当时也开会在座）向所里打个借条，以后从工资里扣就可以了。对不起，所里目前还没有这样一笔基金，因为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那也没关系，可以先从我个人的科研经费里借出来…… 

这话说得怎么样？一石三鸟：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作为所长对同学们的关心，更没给自己惹来任何麻烦：有谁真的会去向所长打个借条啊？ 

另一件事情是，我们博士生刚入学时入住的宿舍靠近物理所的一个边门，紧邻力学所食堂，很方面我们就餐。但几个月后，所内开了一个建筑工地，为安全起见，就把这个边门关了，我们去力学所食堂就要绕走正门，非常不便。为此，我们多次去和所里的门卫老头交涉。此老头长得一副蛮像，还特爱教训人，说不行就不行，边门必须关了，你们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也没有用。为此，同学们都唆使我去向杨国桢所长反映一下。我想了想，就我一个人去找所长论理，那哪能有什么气势。正好，两天以后，所里给我们研究生体检。体检那一天，我们30多号人集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一齐开向杨国桢所长的办公室。一路上，我们还在打趣，我们博士生班制造了一起集体上访事件，倒是要看看我们的杨所长能怎么办。 

为此，笔者不得不佩服杨所长的应变能力：一看架势不对，杨所长马上就从办公室走到门口来迎接，问清楚怎么一回事以后，立马给门卫打电话：先把边门打开，别的事以后再说！电话那边显然没有服气，还要争论，但杨所长这边的电话已经“啪”，立马就挂断了。事情解决之快，后面的同学才刚刚走进所长办公室呢，杨所长就发话了：同学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都回去吧，今天晚餐，大家就可以走边门了……杨所长厉害吧！ 

胡总书记对GCD的广大高级干部的要求是，要具有解决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笔者在国内时，接触的所有干部中，杨所长在处理人际关系、施展应变能力方面，的确有天赋。他把持物理所所长位置的那十几年，上到院士、下到勤杂工，个个都佩服杨所长。笔者在此建议：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开设一个解决突发事件应变能力的培训班的话，可以请杨所长去解惑，各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所遇到的突发事件，若不知如何处理的话，可以讲给杨所长听，他定能提出好的解决方案来。至于中央政治局平时请些个所谓的科学家，去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课，搞集体学习，不知有什么学习效果没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么个搞法啊…… 

话题扯远了。这样一位能力非凡的杨国桢所长，怎么就会受辱于郝柏林院士的胯下？即便是过去的封建社会，虽说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真要出人命的时候，群臣下跪求情，皇帝老子也不能一意孤行吧？郝柏林院士再牛，也牛不过圣上吧，他怎么能频频恶搞杨国桢得逞？再说了，杨国桢把持的这个物理所，整个1990年代，一直是论文、获奖最多的大所，最近这些年，才被化学所超过。杨国桢所长这样被郝柏林恶搞，他怎么不反弹一下，让科学院里的领导，给郝柏林做一下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耍一下大牌，杨国桢还算有资格吧？但据我们所知，杨国桢所长院士四次没评上，但每次都在忍气吞声，却从来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满，老杨怎么能这么委曲求全呢…… 

行文至此，笔者不说，网友们也能明白了吧。这杨国桢居然这样地被郝柏林恶搞，而只能忍气吞声，更深层的原因，怕是杨国桢自己造的孽啊！这国家一等大奖，他不该伸手去要啊。做人不能太贪。不义之财不可得啊，要了这份不义之财，就要遭到八年评不上院士的报应啊…… 

杨国桢的被恶搞，更加添乱了这个国家超导一等奖的不解之谜。这当中，到底隐含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啊？ 

六 管惟炎的口述记录让笔者茅塞顿开 

以上所有谜团，在笔者看了管惟炎口述记录之后，立即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是2002年口述录音，并于2004年在台湾出版的。笔者只是最近才在未名空间网站里，才偶尔看到了“赵忠贤院士发现高温超导体的经历”的这一段： 

http://www./article/Physics/31167826_3.html 

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朱经武作出来以后，一方面要抢先发表，另一方面怕人家抄袭以后也做出来，所以他除了刚刚送出去的文章动了手脚以外，另外就是在报纸上公布，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由他的副手，只说发现了一个90K的超导体，不要说出来是什么成份什么东西，先公布一下。这个副手竟然把YBCO说出去，正好中共驻休士顿的领事馆有一个人也参加这个会，这个人很机灵，马上就传真给科学院，科学院的周光召就派副院长胡启恒（胡启立的妹妹），到物理所找杨国祯，杨国祯就找了赵忠贤，告诉他赶紧将La换成Y，所以赵忠贤很快就做出来了，而且宣布说有100多K，想压倒朱经武，而且到现在还说是自己独立发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然后把我的名字也登出来，我还沾了这个光，给我恢复名誉了。赵忠贤因此当选为院士，而且又是中共中央委员，扶摇直上…… 

确切地说，这段文字让笔者吃惊不小的，就是文中暴露了这样一个“泄密”的过程： 

传真给科学院 ==> 周光召 ==> 胡启恒（胡启立的妹妹）==> 杨国桢 ==> 赵忠贤 

这一条泄密链，完全解释了杨国桢在这个国家一等奖“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所起到的作用：杨国桢不是参与了研究，而是把握了“泄密”的信息啊！杨国桢拿到了这个“秘密”，给谁不行，给谁谁得国家一等奖。若前述的那位中学化学老师的了这个“秘密”，可能也得国家一等奖，未可料也？！但杨国桢给了赵忠贤啊。怪不得，这是一场交易：赵忠贤小组不得不把国家大奖排名第二、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二首席专家，以及国家超导中心主任的头衔，拱手让给杨国桢！ 

这可能就是事件的真相。前面所述的一切谜团，就因这一“泄密”的过程，而彻底揭开。笔者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成语所说，“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经历，这算是第一次…… 

这一“泄密”链，涉及到当今中国的五位院士：周光召、胡启恒、杨国桢、赵忠贤和陈立泉。这五位院士，周光召先生今年已经80高龄了，胡启恒、杨国桢也已经70多岁，赵忠贤和陈立泉也是快70的人了。人活到这个年龄，已经没有什么比“晚节”更重要的了。所以，笔者在此期待，这五位院士能够珍惜晚节，向公众导出事件的真相：这样一个“泄密”的过程，到底是已故的管惟炎院士杜撰出来的呢，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还要补充一点：管惟炎院士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泄密过程，是符合中国驻外领事馆与国内联系的通常方式的。笔者的一个亲身经历能够说明这一点。 

笔者经营的网站，加国无忧网（http://www.51.ca）当年不慎被中国当局封网，结果许多移民回中国以后，就看不到我们的网站了，非常不便，如他们从国坐飞机回加拿大，需要寻找加拿大方面机场接送的，就找不到信息。所以，我们网站的1000来位网友，在4年前集体签名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国当局给我们网站解封。但这封公开信要交给谁，交到中国的哪个部门？我们也不知道，想来想去，只好通过中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转交。所以，我们把公开信邮寄给了领事馆。 

两天以后，中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给笔者打来电话，说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封的网，但可以直接传真给国务院下属的部级机构，为此问我是否知道，这应当是国家安全部管，还是国家公安部管？我说，我也不知道。对方就说，那就传真给安全部吧（还是公安部吧），我都记不清了。我只是顺便问了一句，你们传真过去怕没人理吧。对方说，你放心，我们会直接传真给部长办公室的。当时我还一惊，中国的机构讲究级别的，这驻外的领事馆是什么级别？怎么能够直接传真给国内的部长办公室呢？但接下去的事情很顺利。我们网站很快就被解封了，只是新闻部分国内还是看不到，别的就都可以看到了。所以，这说明，中国驻外的领事馆，直接传真给中国的部级机构的部长办公室，可能是一条正常的信息传递途径。 

在这一点上，管惟炎的口述：中共驻休士顿的领事馆马上就传真给科学院，并让时任科学院的院长周光召看到，这一点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科学院也是个部级机构。 

最后，笔者期待，但愿本文所谈及的这一20多年前的学术迷案，能够得到当事人的积极回应。但愿它是否为学术欺诈这一疑问，能在不远的将来，给民众有一个明确的交待。 

赵平波 

2009年12月7日于加拿大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