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接受封疆大吏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正式废除科举制，标志着中国自隋唐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此举之后，西学影响铺天盖地，废除科举制的正面意义也因此被一再扩大，似乎科举制从内容到形式都几乎没有可肯定的价值。然而，历史却提供了不同的结论。

科举遗少成为延传国学和传播西方进步文化的先锋和大师。

知识是融会贯通的结果，是悟性和常识的叠加。从洋务运动的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严复，到戊戌派诸子，再到五四前后的蔡元培（翰林）、陈独秀、鲁迅、胡适、梅光迪、陈寅恪、吴宓、柳诒徵、赵元任、王国维、黄侃、章太炎等新文化领袖和国学大师，无不受过良好的科举教育，接触西学后如虎添翼。他们虽然主张各异，但都能自立门户，彪炳千秋。废除科举制后鄙薄旧学的后人，再也难现昔日繁华，只能骂着科举制望学术大家之洋兴叹息。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旧学基础未必妨碍民主和科学；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却很难学到西学的真谛，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必然绕不开西学中国化的课题。

科举人才并非办不好实业。

实业兴起于西方，论科举制度之非，总以为苦读四书五经造就的都是傻呆，不可能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科举制度也自然被归咎为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笔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中国20世纪第一代企业家的两个最著名代表张謇和荣毅仁的成绩，就足以反驳上述结论。张謇于慈禧太后60岁生日那年考取状元，为翰林编修，他奠基了中国的纺织业，起飞了纺织基地南通，资助现代教育成绩斐然。私塾出身的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经营企业将爱护人看成第一要义，颇有当今所谓以人为本的味道，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更好的践行，足以使当下受过新式教育的许多企业家汗颜。

学而优则仕没有错，而且废除科举制后变本加厉了。

科举制下的“学而优则仕”颇遭众人诟病。笔者愚钝，始终看不出此语错在哪里。当官是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要事，本人就从来没敢动过做官的意念，学问和品行不足使然。学而优未必其他优，但有知识的人比没知识的人、知识水平高的人比知识水平低的人做官，从概率上要科学许多，学而优的人不做官，难道应该是学而劣的人做官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举制废除一百多年后在教育方针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当下，公务员考试之激烈，八成能到上吉尼斯纪录的程度，这早已不是学而优不优的问题，而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包括作弊。除了考试，为了入仕，还想方设法“学而劣”，投机取巧和投人所好，不然就做不了官，有什么脸面再批评学而优则仕？

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一是修身养性，二是练就基本的专业技能。人最终能以什么途径换饭吃？最保守地讲，不到人生过去一半是没有定数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前者乃素养，是立身之本；后者是为生手段，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终生都有学习的动力和机会，故而前者更为重要。科举制对此颇为讲究，比如在白鹿洞等书院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没有理论创新，也不学为生技能，就是读与换饭票无甚关系的经典；中国古时儿童蒙学，所读的经典故事他们也不懂，就是背诵，随着人生过程慢慢领悟。另外如苦行僧和其他宗教经典诵读等，也有异曲同工之效。为的是养成一种精神气质和坚持，克服浮躁和造就定力。

教育是传统，循序渐进的改良才是正道，斩首式的做法只能取得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泼掉、而且没有成熟替代品的结局。可是，近代以来，国家的风雨飘摇打乱了教育步伐，在反对所谓空洞无物的科举制度时，学以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霸权了教育界，教育的育人功能被逐渐抽空，教育成了纯粹换饭吃的活动。时至今日，反思五四时期所谓的守旧派如杜亚泉等对陈独秀等人的批评，颇有现实意义。

科举制废除是官办教育的悲剧，当初的问题仅仅是新式教育的合法性和社会认可度差，教育内容中旧学占据绝对优势，这种弊端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废除科考这样的大手术，调整教育内容，给新式教育和洋文凭与科考文凭等同待遇，让其公平竞争、最后取得一个合适的区间即可。官方直接操纵教育，腰斩传统，好的未必继承，弊端立竿见影。其实，犯这种毛病的，又岂止中国的教育？

 作者：卫金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