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常秩序的维系，有赖于两个重要的因素：法律和道德。

法律是由某些人制定的，由社会政治体系强制性维护的条文。而道德(道德标准)的建立则是社会群体的一种整体的没有特定条文的契约。

道德的最初确立，远在法律之前。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个体和人群的整体是个有机的结合体。为个体生存和发展，尤其在人类生存条件较为严峻的时代，个体必需尽可能更多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品。但单凭个体获得尽量多的生存和发展的物品，并不能保证个体一定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为作为单独的个体，其的生存和发展，必需还要依赖他人的存在，否则单独的个体其结局只有被淘汰。所以，一个个体，在尽量获得更多的生存发展必需品的同时，又不能危及人群中他生存发展所依靠的其他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在人群中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平衡，这个平衡不是每个个体平均获得生存发展必需品，而是每个个体为人为己对获取生存发展必需品的量同其他个体所获得的量有一个平衡关系。这样的一种平衡，其内容，是一种无形的契约，也就是道德标准。在对生存发展的必需品上是这样，在其它的一些方面，其道德标准的形成，也是这样。

有一个对道德形成的生动的比喻。有一群小刺猥，在一个窝里生活，它们需要靠得尽量近，以相互取暖。但如靠得太近，它们身上的刺又会彼此扎到对方。于是，它们之间就逐渐找到一个平衡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它们既能达到一定的相互取暖效果，又不至于刺到对方。这个平衡范围，就是道德标准。

道德形成后，对个体的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道德是无形的契约，并没有强制力，无法保证具体的个体不跨越道德的底线。于是，强制执行的律法出现了。律法不单指由社会政治体系形成的法律，它还包括很多如族规，家法，宗教约定和教条等。

道德标准不是一条整齐划一的线。道德标准是一个宽容范围，它有其上限和下限(底线)。一个人如果能达到或甚至超过道德的上限，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是非常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突破了道德的下限，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不道德的。在一群人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实践程度落在道德的上下限之间。如果大多数人的道德实践达到或突破道德上限，那么整体的道德标准将会随之提高。如果大多数人的道德实践突破道德下限，则整体道德标准降低，我们称之为道德沉沦。

道德，因为它的形成同其形成之中的人群密切相关，因而道德有其很强的时间性和地方性。在一群人中所形成的道德标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所改变。一群人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同另一群人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可以有非常大的差别。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同该社会的主流思想和社会的人的素质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往往为道德指引方向。如在儒家思想为主的社会中，“礼”就在道德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量。而一个社会的人的素质高低，则直接关系到道德的具体定位。

在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将道德包裹在宗教的教义中，道德的契约被定性为人同上帝间的契约。宗教教义中的道德标准，是包裹在其中的道德和宗教教条的混合体。当人类认识发展，突破了宗教的教义后，宗教教义的威信受到动摇，宗教教条受到挑战，夹裹在宗教教义中的道德也遭到置疑和面临重新评估。在个人自由至上的口号下，蔑视传统道德的各种行为，在道德真空下，缺乏应有的限制。这就是“上帝死了”后，西方世界面临的道德重建问题的实质。

在中国，在传统的思想体系被拆毁，引进的共产主义思想被抛弃。失去了主流思想支撑，在西方利益至上观念的冲击下，沉渣泛起，物欲横流，社会道德江河日下。如何改变这一状况，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道德重建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从西方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答案的，因为西方社会也挣扎在道德重建中。道德重建应从两个关键着手，一是思想，二是素质。在传统上，中国不乏人文思想，而西方的问题恰是，在“上帝死后”找不到相应的人文思想来对上帝取而代之。中国应该从上层做起，继承和重塑传统人文思想(当然是优秀部分)。如果不尽早确立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地位，在西方已经半死的上帝将可能在中国还魂，趁虚而入，中国社会将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辄。同时，提高中国社会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提高整体素质，一靠教育，扩大受教育的人口范围，同时提高教育质量，二靠政府带动全社会的努力。同现代中国社会相比，西方社会在整体素质上有一定优势，中国社会也应该适当借鉴一些西方实用主义的精华，抛弃假，大，空的浮躁之风。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着实地为中国的道德水准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