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传 （第七章《分和李政道》摘录）

杨振宁和李政道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在芝加哥初次见面的.他们完全料想不到，这个有一点偶然的会面，后来会给两人的生命历程带来这么多戏剧性的转折。他们的科学才分和机遇，促使两人共同缔造出一个历史性的科学革命，而他们相当不同的先天气质和人格特质，也使得两人的关系注定了要落入一个爱恨交织的纠葛情境。

杨、李初见面的时候，二十四岁的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鹄起的一个天才研究生。二十岁的李政道，那个时候长得胖胖的，个性十分的随和，他陪伴着老师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和朱光亚等人由上海坐船抵达旧金山，然后转乘火车到芝加哥，并且见到了杨振宁。

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也发觉到李政道在物理方面的聪慧和才分。李政道本来是申请了密西根大学的入学许可，但是他看到芝加哥大学是当时世界最有名的物理系，跟杨振宁在一起又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于是改变主意想要留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于是带着李政道在学校的入学部门以及物理系办妥了相关的手续。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当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成为很亲密的朋友。在科学方面，早在中国就已念完硕士的杨振宁，物理的知识非常丰富，在芝加哥大学研究所他是许多同学的老师，自然也是只念了两年大学的李政道的老师。李政道要选什么课，要看什么书，碰到什么不懂的问题，都会去找杨振宁。那个时候也在芝加哥大学，和杨、李都熟识的凌宁就说，杨振宁是李政道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兄长。

一九四九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表了他们合作的头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是李政道一生中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个作者罗森布鲁斯就说，杨振宁那个时候是芝加哥大学研究所里物理知识最广博的研究生，而且很愿意帮助别人，对于别人的想法也总是表现出积极的兴趣，所以他才会和杨振宁开始共同研究这个论文的题目。他说，李政道比杨振宁年轻得多，虽然也很聪明，但是对物理知识的了解远远不如杨振宁，杨振宁可以说是李政道在芝加哥时代的老师。

一九五Ｏ年四月二十五日，杨振宁给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物理系著名物理学家威克（Gian C. Wick）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李政道到柏克莱去。

李政道在柏克莱的一年访问很不愉快，物理工作做得也不成功。后来杨振宁跟欧本海默推荐，邀请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高等研究院于是给了李政道两年的访问聘请。

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的时候，杨振宁刚刚写完了一篇统计物理易辛模型的论文，李政道来了以后，两人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并且很快的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的论文。这两篇论文他们两人都很满意，尤其是第二篇论文的结论，后来被称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中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他们的这两篇论文发表以后，爱因斯坦叫他的女助理考夫曼来请他们去见面谈一谈。

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于和爱因斯坦见面谈话过程的回忆很明显有一些不同。另外在杨振宁早三年发表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到李政道，杨振宁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并不记得李政道也去了，后来看到李政道的回忆，同意应该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去的。 他们两人的歧异还不仅止于此。对于这两篇论文中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是杨振宁排在前面，而第二篇是李政道排在前面，李政道在他六十岁出版的三大本《李政道论文选集》中间的一篇叫做《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第一个论文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我们写完那篇论文以后，杨振宁问我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年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我检视科学的文献之后，了解到这不公平。因此我们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我给他看其他一些发表论文的例子，显示出年长通常并不是决定排名顺序的考虑因素。因此第二篇论文的排名反转了过来，虽然在那一篇论文中间，单位图定理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六十岁《论文选集》中间，并没有提到排名的问题。后来他看到李政道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李政道论文选集》中间的回忆，大吃一惊。他说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工作已经小有名气，他和李政道合作的那两篇论文都是他领头做的，而且论文也是由他执笔写的，加上从芝加哥时代以来，他一直像是李政道的兄长，所以许多事情也都是由他决定，论文排名的事情也自然是他决定。他完全不记得李政道当时表示过“惊讶”。

杨振宁说在和李政道合作以前，譬如说和费德曼（D. Feldman）蒂欧姆诺（J. Tiomno）两人合写的论文也都是杨振宁的名字排在前面。他说和李政道这两篇论文的排名，本来是想将李政道的名字排在前面的，原因是李政道毕业以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李政道像是他的小弟，他很愿意帮助他。但是最后杜致礼（杨振宁夫人――本刊注）出来阻止了这件事情，认为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所以后来才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文章排名在后的安排。

杨振宁说，杜致礼所以会有不信任李政道的意念，他可以用西方的一句话“女人的第六感”来做一个解释。他说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所以对于女人的这个态度，有的时候会过分献殷勤。那个时候李政道在科学方面需要杨振宁很多帮助，所以也许很自然的就要向杜致礼献殷勤，这一来自然就会让杜致礼觉得李政道不可靠了。这可以说是杨、李自一九四六年认识，并且进而发展出亲密的友谊和密切合作关系五年以后，两人关系第一次的裂痕。经过这件事情，两人的合作停止了几年。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谈到： 因为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但是却令人困窘的事情，我觉得最好不要再跟杨振宁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我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一年半以上，并且在那以后转到距离不远哥伦比亚大学去，但是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我们都没有再次的合作。

对杨振宁来说，当时并不觉得有任何异样，两人还定下了互相访问的制度；杨振宁每周一天去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也在另外一天到普林斯顿或者布鲁克哈芬，这种访问一直延续了六年。 一九五三年秋他（杨振宁）由日本回来，到布鲁克哈芬国家实验室停留一年。因为正巧和密尔斯共用一间办公室，后来才会和密尔斯合写了那一篇奠定杨振宁一代物理学大师地位的论文。

密尔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个性非常质朴，后来他和杨振宁的这篇论文变成物理科学上举世闻名的经典之作，密尔斯也因而名震遐迩。他曾经说过自己的运气很好碰到了杨振宁，而且也说，杨振宁在当时已经在许多的场合中，表现出他对于刚开始起步的年轻物理学家的慷慨。

正如李政道写的文章上所说的，他认识到杨振宁一九五四年和密尔斯所发表那一篇论文的重要性，由于对那一方面的问题也有兴趣，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开始和杨振宁进行讨论，并且再次合作写了一篇论文。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三十二篇论文。

一九五六年，他们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质疑其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

杨、李得奖以后，两人的合作更形密切，也在科学上迭有佳构。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历史上，像杨、李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十分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 许多人喜欢提到的，是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说的，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那个时候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史诺（George Snow）曾经很兴奋地回家和太太说，研究院来了两个极端聪明的中国物理学家。认识杨、李的很多物理学家也都推崇他们的合作关系，认为是非常美妙而且了不起的合作。 杨振宁和李政道密切美好而又相互竞争的科学合作，以及他们两人亲密的友谊终究不能持久。个性、环境以及对于彼此关系和地位的认知差异，渐渐的由潜在的紧张演变为表面的冲突。

许多人都认为，而且他们两人也并没有否认的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出现在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

杨振宁说他当时就对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认识，而和李则是亲密的朋友。他意识到李也许要藉伯恩斯坦的文章，来歪曲他和李的关系和合作经过。可是他又无法和李谈此事。结果伯恩斯坦只访问了他一两次，而李则经常和伯恩斯坦接触会谈。

结果伯恩斯坦这一篇叫做《宇称的问题》文章，刊登在《纽约客》杂志的人物侧写栏目中，文章刊出以后非常成功。

这篇文章的题目《宇称的问题》，英文的原文“A Question of Parity”是有双关的意思。“Parity”既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又是日常语言中“平等”。在外行人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变成“平等的问题”。杨振宁说，他不知道取这个双关的题目是李的主意，还是伯恩斯坦的主意。可是很显然李喜欢这个双关的题目，因为二十多年以后，他在《李政道论文选集》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宇称不守恒历史的文章，题目又是双关语《Broken Parity》。在物理学家看来，是“破坏了的宇称”，在外行人看来，却是“破坏了的平等”。

伯恩斯坦写完在《纽约客》刊登以前，曾经给杨、李一个校样先看一看。

杨振宁说校样的内容当下证实了他的疑心，就是李夥同他的朋友伯恩斯坦要藉此文章来歪曲历史。不得已之下，他给普林斯顿的大家长欧本海默看此校样。欧本海默于是出面来说，杨、李的科学合作的内情，不必要公开去发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经领了《纽约客》杂志的稿费，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发表不可。

这一次争论以后，杨和李有一次长谈。杨、李两人二十多年以后分别在各自的论文选集中公开发表文章，都同样提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两人的这一次长谈。

杨振宁对于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里面排名的问题，并没有否认。但是他说四月十八日两人的见面长谈，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说不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这是他们友谊的真情流露。

在四月十八日以后，两人还是继续的往来，不过情况有一点紧张，两人对彼此的关系非常敏感。六月里，杨、李两人在布鲁克哈芬实验室访问，共用一间办公室。那个时候正好李政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李德曼、史瓦兹和史坦伯格三人要发表一篇第二类微中子的实验结果论文，这篇论文中间也提到李和杨的工作，于是李政道跑去和他们三人说，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杨”，必须要用“杨和李”。

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的小气、斤斤计较等等。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

在这一封开头写着“政道”两个中国字的英文信中，杨振宁第一段就说他上星期五得知“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史坦伯格，并且坚持要史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慨。

他接着写道：

毫无疑问的，在一个薄纱的天真甚至或者是宽宏大量的面貌之下，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的伤害我的行为。我的这些言辞很强烈，但是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形容你的行为。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会让我高兴？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可以增加我的名声？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是对你自己有好处？你真的认为你所做的就是我四月在普林斯顿和你谈话我所想要的？我曾经责怪你考虑不够周到。你真的认为你这一次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为？

……

政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如此来对待我，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我曾经彻头彻尾的影响了你的物理、你的事业，并且事实上还有你的一生？你怎么会这么笨，冒着丧失我们彼此之间的忠诚和相互信赖，只为了取悦于伯恩斯坦对你的拉拢。

接着杨振宁在信上写道，李政道的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也许源自他过去不愉快的一些成长经验。说在伯恩斯坦的文章中有一些不实在的叙述，对李政道有不真实的揄扬，但是李政道却不愿意诚实的面对事实，杨振宁说他为李政道感到耻辱。

他接着写了：

政道，这一封信必然会造成你强烈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我要写？

在周末我平静下来以后，我衡量着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不敢确定你会不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再次伤害我。但是如果我说出来，我们都不可能保持平静。

杨振宁说他因此决定要把事实写出来。他写道：

我同时也决定写这封信来让你知道，我永远是直话直说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我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用阴谋的方式去伤害我的敌人，更不要说是我的朋友。

我再一次看了这封信，内心深感哀伤。如果我和我自己家庭的系绊很强，那么我和你的系绊也是同样的强。昨天晚上蕙莙过来要我去和你谈一谈，我深深的受到感动。而四月份，在你的办公室，我说到我们之间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都没有的之时，我泫然泣下。在内心里，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有的伤痕可以治愈，而且很容易可以重新赢得我的情感。但是我如果不告诉你这些话，我就不能和你坦诚以对，至少在目前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这样做，我很难相信你可以重新得到我完全的信任和尊敬。

最后署名是“非常真诚的振宁”。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杨振宁在一封给欧本海默的信上写道：

我不得已的要向您道歉，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能和您谈论这件事情详情的一个道理，是因为如果如此做的话，必然会因为我和您比较亲近而让我感到自己在占着便宜。此外，我成长的教养告诉我，在事关个人人格的事情上，面对第三者来说，遗忘总是要比把它揭露出来好得多。我知道您会一如往常的了解我的困难。

那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李政道给欧本海默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开头说：“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理由，我希望辞去目前在高等研究院的职位。”接着一段，他回顾了在高等研究院的一些经过。接下来他写道：“如果不是因为目前不寻常而且很不幸的情况，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一个我更乐于停留的地方。对于我必须做这样的一个请求，我只有深重的哀伤之感。”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后，先在洛克菲勒大学待了半年，一九六三年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李、杨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杨、李分手以后，杨振宁说他秉持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和他们在普林斯顿最亲近的友人，也是罗格斯大学的法律学教授柯亨夫妇之外，从来没有和人谈论过他和李政道决裂的事情。但是在后来的好些年当中，杨振宁说他间接的听闻到李政道在背后乱说，以及公开场合中扭曲事实的演讲内容，心中开始不快。

如果看一九五六年杨振宁为了推荐李政道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访问，给那里的物理系主任曼立（J. H. Manley）写的信上谈到李政道的一句话“在和别人来往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侵略性”，就可以了解到李政道一九六二年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变成许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口中的一霸，显然个性和以前已大有不同。

六Ｏ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待过的丁肇中和温伯格，虽然后来先后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但是他们却都没能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最具资望，也是一手把哥大物理系提升成为美国五Ｏ年代最好的物理系之一的元老物理学家拉比的太太就曾经说过，她对于李政道感到愤怒，因为哥伦比亚物理系后来的衰落，是因为李政道总是反对许多好的物理学家留在哥伦比亚物理系。

另外一个让杨振宁震惊的事情，是从一九六Ｏ年代末起开始，李政道在好几个地方做公开的演讲，题目是《弱作用的历史》。杨振宁听到一些和他熟悉的物理学家说，他们听李政道的演讲，谈到他和杨振宁合作关系，特别是讲到宇称不守恒的那个合作，李政道就说这个想法是他想出来的，因为要找一个人来计算，所以后来就找到了杨振宁。这些物理学家觉得如果是照李政道的讲法，那么杨振宁就变成纯粹只是一个计算的帮手，他们认为这种讲法很不公平，因此后来就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说，他起先只是耳闻这些谣言，没看到什么证据，所以也就没有怎么样。一九七九年，他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访问，有一天在图书馆里面随便的看一些东西，结果刚好看到了由西西里岛上艾瑞契地方一个科学中心出版的一个会议纪录，上面就有李政道的这一篇《弱作用的历史》。杨振宁说，他看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勃然大怒，也证实了长久以来他所听到的谣言都是真实的。

和杨振宁有密切来往的科学家，都一致的表示杨振宁在杨、李分手以后，确实一直没有私下的谈论过他和李政道的事情，但是李政道却会用许多间接迂回的说法，讲一些他和杨振宁的事情。

因为有这些不愉快的情绪，杨振宁说后来他过六十岁生日出版《论文选集》的时候，就决定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集》的评注中，曾经对于他和李政道的这一个科学合作和友谊的机缘，有过一个总结，他写道：

总的来说，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回顾的篇章，一点不错，这中间有着痛苦，但是人生中与人相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少有是全无痛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