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柏克莱的一学期

我到加州之后，虽然生活和工作仍然举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进步，能较
多作研究，惟课业仍不专一，这可从我选修的课程名称和我写的报告看出。在主图书馆
的研究室，我获得良好的设备，起初是在讨论室有一张桌子，以后四一六号房，即福莱
尔室（Fryer Room）由我独用，从阳台外望，景色壮丽。介绍我来加大的信件，措词之
好犹如介绍我到芝加哥大学，我可以随便听若干课程。我听了亚当斯（George Adams）
教授的理论学和哲学史课程，盖久瑞（Cajori）教授的数学史和卢异士（E．P．Lewis）
教授的光谱学。我还听了卢异士（G．N．Lewis）教授的化学课程和卢异士（C．I．Lew
is）教授的哲学课程。加州大学有三位卢异士，人们以物理卢异士、化学卢异士和好人
卢异士来辨别他们。好人卢异士确是一位好人。尽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动和分心的事物，
我仍然完成几项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颜色代数（algebra of colors）并写了一篇温度逻
辑的报告。美国数学学会在史坦福开会，由盖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会上宣读一篇名为
《继续数学归纳》（Continuous Mathematical Induction载于1919年美国数学学会公报
第二十四期三九五页）的论文。我在1919年4月5日日记上记载说，那篇论文殊少引起人
们兴趣。
除选修上列教授的课程外，我还有幸在教职员俱乐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乐部的
“礼貌会员”（courtesy member），常在那里用餐，甚至弹钢琴。在那里，我第一次遇
到人类学大师克罗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学教授罗文伯（Loewenburg）
和数学教授柏恩斯坦（Bernstein）。福瑞尔（Freyer）教授退休后将其房间交我使用，
我们多次谈到中国，我在中国时便知道他有中国名字——傅兰雅。在杜威教授访问旧金
山时候，我曾会晤他，谈起他预期的中国之行以及对胡适的回忆。劳德拜克（Louderba
ck）教授和我谈起他在1914年至1916年的中国之行。多年后，我在柏克莱任教，我们两
个都参加教职员一次聚会，他在前排讲话，我坐在后排，有人高呼“声音大一点！”我
失掉作双关妙语的机会，事后才想起，我应该高呼“声音大一点，在后面我们听不到！”
（译者按：“声音大一点”英文为louder，“在后面”英文为back，连起来为Louderba
ck，即讲话人之姓氏。）（1939年旧金山举办世界博览会，我则及时作了双关妙语。在
无线电访问中，林克赖特〔Arthur Linkletter〕问我：“赵教授，中国有没有语文拉丁
化运动？”我答称：“噢，林克赖特先生，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连接字体来写中文”，
博得播音室听众满堂彩。（译者按：“连接字体”英文为linkletters，即访问者之姓氏。）
这次在加州停留期间，在音乐方面我颇为活跃。我去听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演奏，
并看满头蓬乱长发的赫兹（Alfred Hertz）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Tchaik
ovsky's Sixth）以及《1812年的序曲）等等。我参加了发维尔（Arthur Farwell）教授
的合唱团在社区演唱。我还爬上萨瑟钟楼（Sather Tower）看费涉（Fisher）先生敲钟，
主调从C到高E，加上FD及Bb。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是在希腊戏院参加“爱莲”的演出。
我参加是由于剧团呼吁学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预演的时候，我看到导演、经理、舞
曲指挥及无忧无虑的主角之间，发生多次争吵。我在日记上记载这种混乱情形说：“舞
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5月28日，我看到喇叭手将乐谱夹在喇叭的架子上，他
们记不住吹奏只51、2－5－23，3－4－1－3－21吗？在幕与幕之间，我走到窦图书馆
（Doe Library）四一六号我的房间为自己照了一张身穿教士袍的像。为了得知报纸报导
的真实程度如何，请看次日旧金山的询问报：“……演员动作从容精确，主角声音优美……
合唱团显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绝不含糊的协合一致……甚至临时演员（我是其中
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丝丝入扣……”括弧里面的字是我在日记上加的。
旧金山纵然就在海湾那边，我并不常到“城里”左，尤其在海湾大桥未建成前，交
通并不那么容易。但我确曾去过斯托克顿街上的“东方旅馆”，1910年我从中国第一次
来到美国就住在那里。我也欣赏乘坐渡船，观看海鸥随船飞舞，听由旅客们将花生米抛
掷天空喂给它们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鸥如何能同时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课外活动以及加州的气候纵然对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时好时坏。
强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后接着又来一次，是一项经常性心理苦难。柏恩海姆（Burnham）
大夫诊断为胃下垂，命我用X光检验，并要我带上支持带，其后情况便大为改善。我确曾
锻炼身体，如在青年会作体操训练，爬灰鼠峰（Griz－zly Peak）和塔马陪山（Mount
Tamalpais），这些都对我有好处。不过关于我的每天计划，我仍然觉得那些时日我的日
记极为内向：“试图作好”，“一天虚度过去”（几次这样写），“难以名状的一天”
等等。5月17日，我耗费一整天和中国领事馆周围的人们打麻将（发誓戒绝了七年）、饮
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写了七页日记，然后向基督祈祷，虽然我从不相信传统的正教教
义。
除了我的工作计划未定之外，还有不同机关、不同行业聘我任职的函件，使我左右
为难。2月8日，我接获尼柯斯教授来信，说康奈尔可能有一物理讲师缺，请我担任。这
使我失眠两小时，直到我决定如果给我这个职位，我便接受。2月13日，我接获侯恩雷教
授来信，重派我为谢尔登哲学研究员一年。我写了四次复信稿，最后谢绝。3月24日，我
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康奈尔以前同学胡适与任鸿隽来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学，如
果我想去欧洲一年，答应付我旅费，像似让我提前休假。这使我大半夜脑子转来转去。
3月24日，我获尼柯斯教授信，说我担任讲师“几乎已成定局”，于是我出外宵夜以示庆
祝。几天后，墨瑞特教授写信给我说，他高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是短暂的，六年后我附
一短柬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后去康奈尔之前，我的计划仍有一些纠
缠。4月间，中国成立教育委员会，委员包括汪精卫、蒋作宾、郭秉文、陶履恭（孟和）
等人。郭秉文身为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请我到他那里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
哲学，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又被搅得举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区合唱团唱歌时，音乐失去
意义，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计划。几天后，我复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谢绝他们两
人的厚意。
我计划东行，惟仍于6月初再一次游览约西麦特山（Yosemite）。我于两小时内爬上
崖边小径（Ledge Trail）直到冰河点（Glacial Point）。那条羊肠小道陡峭而窄小，
一般人多称它为“据称的小径”（alleged trail）。在平衡岩（Balanced Rock）我的
双足悬垂于二三千呎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种危险地方照了一张相。（以后那块岩石用篱
笆围起，使得人们不能爬到边缘。）最后我返回柏克莱住了两夜，1919年6月13日，我写
道：“从现在起，我要进入生活新页”，并发觉“柏克莱在美丽晚霞与云影中逐渐离开
我。”我的本意是说一声再见，殊不知多年后我可以说，我住在加州柏克莱，比在世界
其他任何地方时间都要长。

六、在康奈尔教物理

我在康奈尔，一共住过三次：第一次从1910到1915年作学生；第二次作物理教师；
以后在1969年作客座讲师，主讲两种以上课业混合问题（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在第二次停留期间，不论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觉得生活饶有平和及兴趣。19
19年6月，我离开柏克莱到绮色佳之后不久，便安顿在布来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号
一家舒适的寄宿舍，比我作学生时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号更近于校园。我来得早，得以
参加6月20日康奈尔五十周年校庆。在庞大武库馆（Armory）内有几千宾客用餐，在席上，
不可能听到人们演说，那时的音响设备不似以后那样有效，集会不得不移到贝莱堂（Ba
iley Hall）举行。庆祝活动还包括在方院（quadrangle）西边康奈尔（Ezra Cornell）
铜像的揭幕。
1919年10月2日，我第一次上堂讲课，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草稿。不久，不带草稿
讲课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然而我承认带草稿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我还教大二学生物
理十四号试验和高深的物理廿五号试验。我和同僚葛兰载（Guy E．Grantham）一同试验
无线电话，我们使用几百码电线，以便能从洛克菲勒馆三楼和二楼通话。重要的当然是
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从一层楼通话到另一层楼，你同样可以从一洲通话到另一洲。虽
然我通常对于我的职责小心谨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习性——我在大二时候因此得了
“教授”的绰号——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我
的学生正在走进，他们问我：“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我说：“当然要来上课！”
我去到体育馆作了一小时的运动，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我以为十二点钟课时，课室空无
一人！然而我确实声明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是守时的。有一次，约会我的女友周淑安
游览纽约市后，我赶乘夜车适时到达绮色佳，在洛克菲勒馆上早晨八点钟的课。时至今
日，人们仍可在物理大楼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师的名单。
为了我自己的兴趣，我旁听了毕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欧文思（F．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课，甚至安琴（O．D
．von Engeln）教授的地质学课程，我也去听。欧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记得很清楚，是
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写信给他总写“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
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于任何课程相比，并未好多少；我看的书籍有《亨
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维尔斯（H．G．Wells）著的
《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s）；皮尔逊
（Pearson）著的《科学纲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
《生命》（Life）；基爱伦（Ellen Key）著的《爱情与结婚》（Love and Marriage）；
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学问失误》（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类
经验中上帝之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
著的《新正统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内（Adeney）著的《圣经批判》（Bib
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维生〉（What Men Live By）。对于
弗洛伊德所著《隽智与不自觉》（Freud's 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这样的记述：
“弗洛伊德了解隽智，可是他自己却粗俗而不隽智。”对于康德所著《纯粹理性之批判》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说：这是“一册重要书籍，但像韦星格（Vaih
inger）那样有才具的人花费大半生光阴，撰写一册接一册的专书研究它，我觉得是浪费
时间。”所有这些书籍当然是教学及研究物理必要阅读书籍之外阅览的；我最不喜欢的
一本物理书是鲍恩亭（Poynting）与汤普逊（Thompson）合著的，我不记得是《热学》
还是《机械学》。
我在语言方面的兴趣在那些年代多少还保持。我是中文《科学》月刊在美国的编辑，
写了一篇文章，阐明中国国音字母与东方声音之相互关系。1920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
讨论此事，我说：“一、中国必先统一然后方能专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暧昧不明可籍
字体多音节而免除。许多方言的口语大多是多音节的。三、拼音系统可适用于学术及科
学的复杂领域，尤其是科学方面音译的外国字。”事实上，在说完此话后不到一年，我
便加入“国语统一委员会”，并撰写及灌音一套国语唱片。
在音乐方面，在康奈尔这一年，我颇为活跃。我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合声，并领导
中国学生合唱团。我甚至从布来恩（Laura Bryant）小姐学习声乐，在参加贝莱馆举行
的庆典合唱团（Festival Chorus）之前达到高Bb。1920年2月，我定购一根价格四十元
的竖笛，结果买了价格一百十五元的乐器，当年自然算是极高的价钱，我去听音乐演奏，
并观赏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挥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响曲》，他指挥小提
琴手用指弹的动作，只用眼睛摆动，而不用指挥棒。在贝莱馆举行的一次克莱斯勒（Fr
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会中，第一乐章演奏过后电灯突然熄灭，电线被我在日记上
所记“（非）美国（不）荣誉军团”（"un"American Legion of "dis"honor）绮色佳站
一群人员割断。一名招待员用手电筒协助演奏者，许多听众，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
电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独奏人藉反光看谱，继续演奏。学生们和搅乱人在外面发生扭斗，
最后终于恢复秩序，电线接通，音乐会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毕。反对克莱斯勒的理由，
自然因为他是奥国人，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一年左右。
绮色佳为美国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静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极光（Aurora Borealis），
我在1920年3月20日第一次看到。我在绮色佳作了五年学生，本该适应那里的气候，不过
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馆物理第十四试验室，室内温度竟为华氏四十六度，对绮色佳来说
也是不常见的，我习惯了加州的温和气候，觉得颇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时发
作，常伴随情绪抑郁而来。有一次，我在夜半醒来，试图召唤两位医生，他们都不要来，
我的房东鲁斯（Luce）先生给我一些溴化物（broCmide），我竟然好啦。这一年我住医
院只有一天，2月15日，体温一百度，脉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场合，完全
是愚蠢导致生病。“中国科学社”那时成立未久，一些发起人试图节省原本不丰的收入
来支持它。我的康奈尔同学J．C．S．Tung发起吃经济饭比赛，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钱，另
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们两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学社”那时已迁到上海，
到了1920年左右几乎已能自给自足。
截至现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尔的朋友；似乎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时期为
多——年长的朋友、年轻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绮色佳停留快要结束的时候，我
写一封通函寄给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写的而加以复印。自那次之后，我寄送四
次那样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长，我称之为“绿函”，因为是用绿封面装订，或用绿色标
题。这一次在康奈尔，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时我带着他的女儿路易丝
和裘丽亚去看电影。我看到康奈尔高班同学R．W．King，1912年班，我想是在纽约看到
他。我给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给我看《伟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称之为
朋友的一位访客是南京来的卜莱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乡江苏常州话畅谈。另
外一位访客我知道的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会的罗勃生（R．H．Robertson译者按：第二
部分第六节拼写C．H．Robertson）博士，他到物理试验室拜访我，几年前我听过他在南
京演讲，我注意到他说的中国话完美无疵，带一点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时我的年龄，我该对女孩子发生兴趣，我也的确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
邝（T．N．Kwong）、瑞葩·贝夫见面，尤其和周淑安见面时候最多。我也和欧莉芳（R
oberta Oliphant以后为Merrihew太太）及许海伦（Helen Huie）约会，并带邝小姐去看
Huckleberry Finn电影（译者按：此电影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写小说改编）。我和
比我大几岁的菲珀黛保持着友谊，在我割除盲肠的时候，她是照看我的护士。在康奈尔
那一年，多数时候我专和周淑安约会，每当我去剑桥，必去看她，并和她一起到纽约游
玩。我写长信给她，在若干日记上以第二人称称呼她，在几天乐趣之后回到绮色佳，我
便觉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译者孤
陋，不解其意，经请教懂德文友人据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为某种勇气不时袭上
心头）。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为第一，在那个年代，处世的标准远比以后严格，任何
身体上的亲近极不寻常，第二，我们两人都已订婚：我在儿童时代即和一个我从未见过
的女孩订婚，前文我曾提到过；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订了婚，她的未婚夫是1910年送
来美国的清华同学。我的确给我舅父冯聃生及其他亲戚写过信要求解除婚约，可是他们
和我自己都不太认真办理这件事，直到我返国后和别人发生感情。
我在康奈尔作讲师，当然是每年签约。1920年春，我接到施赞元自华盛顿来信谓严
鹤龄博士拍电给他，要我下年到清华教数学。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诉我，我可以
向康奈尔要求休假一年，然后再来。我寻思了几天，最后接受清华的邀请。去国十年，
我觉得回国确具极大吸引力，此外，回国还有解决我个人问题的机会。
在康奈尔这一年，我的犹豫不决以及内向个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莱“旅行”那一
年那么坏，可是我的日记上仍有这样几段：“决心彻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
事如圣徒”（1910年12月8日日记）（译者按：年代似有错误）；又：“我怀抱乐观的固
执态度，和组织一切经验使之成为一个大计划、让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与比重的习惯，
使我心境平衡，充满和平，我觉得在生理上对我发生极大影响，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
呻吟恐惧的烦恼。”（1920年7月24日日记）（上段是我决定回国后不久所写。约一年后，
我在日记中寻找以上两段，并未找到。但我确曾写过，一定误放在其他笔记簿内，而未
放在日记簿中。）
一旦我决定返回中国，纵然最后准备仓卒，一切总算进行顺利。我发出几十个变更
地址的明信片，装上手提包和衣箱准备随身携带，另外一只大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托运到
旧金山，还有三箱书籍及打字机装船海运。当我横越北美大陆之际，在换车地点，我还
有时间访问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Madison，Wis．），并和叶企孙在曼多塔湖（Mendot
a Lake）上荡舟。我在旧金山搭乘中国邮船公司（China Mail S．S．Co．）一万四千吨
的尼罗号（S．S．Nile），于1920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十二分在手帕挥舞、彩带飘扬、汽
笛长鸣声中缓缓驶离我停留十年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