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的相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随着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间来往的日益增加，中国人如何与犹太思维相遇，中华文明如何在这种相遇中获得有益的长进，已经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本文愿意抛砖引玉，以笔者的一己之见引发更多的兴趣和关注。

一、思维的地球仪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绘制一个简略的人类思维地图，明白犹太人在哪里，我们自己在哪里，然后才有可能回答怎样相遇以及为什么要相遇的问题。

思维的要点在于提问。因此，对于一种思维的属性及其价值进行评判的基点是要看它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这个基点出发，以希腊哲学为中心的西方思维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维可以被看作是思维世界里的东西两极。希腊哲学问的基本问题是：世界是什么？中国哲学问的是：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因此希腊哲学被总结为“求真式思维”，以追求真理为思想的终极目标；而中国哲学则被总结为“求道式思维”，以对为人处世之道的深入了解和娴熟运用为最高目标。

基本问题的不同引发很多价值观的差异。比如在对人的评判上，西方思维注重知识的水准，用培根的话说，叫做“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思维则注重“德”的厚薄，也就是“道”在人的日常行为中的体现，因此中国思维即使谈论知识，也是强调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运用的知识，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差别又引发了认识对象上的不同，中国思维强调人心内在世界的重要性，西方思维则着重探索外在世界，并由此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所谓犹太思维，有点像是在这东西两极之间相贯穿的思维地球上的赤道。相对于“求真式思维”和“求道式思维”而言，犹太思维可以被总结为“求经式思维”。所谓“求经式思维”，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求真”的方式去“求道”。如果说“求真式思维”问的是“什么”， “求道式思维”问的是“怎么”，那么“求经式思维”问的便是“怎么是什么”。

这样讲不免有些抽象，为了获得一点感性知识，我们不妨先来看个故事。

二、蛇炉之辩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的以色列之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到处坐落着大大小小的犹太教经堂，犹太教的贤哲们把一生大部分的心血倾注在这些经堂里，夜以继日地辨析经典的要义。辨析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争论，“蛇炉之辩”便是这些争论中传说最严重的一次。

所谓“蛇炉”，就是一个用碎瓦块砌起来的一个烤炉。贤哲们辩论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烤炉，到底能不能变成不洁的器皿。“洁净”与“不洁”，是拉比犹太教律法里的一个大问题，它涉及到饮食、饮食习惯、器皿以及其它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有一些基本原则是大家都遵守的，比如说，跟这里的问题有关系的原则是：一个完整的器皿，如果它跟某种层次的不洁物相沾染的话，它本身也就会成为不洁品。而如果一个器皿不洁的话，就会影响到与其相关的食物的是否洁净的问题。这个原则大家都承认，具体到“蛇炉”，绝大部分贤哲都相信由于炉子已经被砌成一个整体，因此它跟一个完整的器皿一样，也可以沾染不洁。但有一位贤哲不同意，他认为砌炉子的那些沙子跟瓦块是两种东西，并不能把碎瓦块连成一体，因此这炉子不是一个完整的器皿，而既然那原则明明说完整的器皿才能沾染不洁，所以这蛇炉无论沾上什么脏东西，都是洁净的。

若放在平常，势孤力单的反对派大概很快就会被人多嘴杂的多数派说服，但这次偏偏赶上这位不是个等闲之辈。拉比以利以谢•本•豪尔卡诺斯是那个时代犹太伟人中的伟人，他临死时曾说：“大海为墨，世间芦苇为笔，天下人做抄手，也写不尽我胸中的律法。”很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常用的“决东海之水”、“罄南山之竹”的比喻。想说服这样一位人物自非易事，但他想力排众议却也不现实。就这样，双方整整吵了一天，仍无结果。

拉比以利以谢见僵持不下，便放出了杀手锏。他指着门前的一棵角豆树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棵角豆树将为我作证。”话音未落，只见角豆树连根拔起，飞出几十米之外。然而众贤哲并不买帐，说：“草木无知，无权作证。”

拉比以利以谢又指着门前的一条河流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条河流将为我作证。”话音未落，只见河水浪子回头，滚滚倒流。然而众贤哲仍然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河水无权作证。”

拉比以利以谢又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经堂的四墙将倒塌下来。”话音未落，经堂四面的墙壁果然开始倾斜，眼看着就要房倒屋塌，将众贤哲埋葬在内。拉比以利以谢出这么个损招，大概是不忿众贤哲对他的前两个奇迹不理不睬，心想这次要砸死你们了，看你们还敢不敢掉以轻心地说：“无权作证。”

此时却见另一位大圣人——拉比约书亚站了起来，对着墙壁大声训斥，说：“贤哲们讨论律法，关你这墙什么事？！”结果这墙不敢再继续倒，因为惹不起拉比约书亚；同时却也不敢直回去，因为拉比以利以谢也不是好招惹的，所以这经堂的墙就这么斜立着。

拉比以利以谢招法用尽，不得不搬出了终极权威——上帝。只见他对众人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那么就让上天来证明吧。”

于是有神音从天上发出，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拉比以利以谢争执呢？律法明摆着都是与他一致的。”

此时那位刚才与墙抗争的拉比约书亚又站了起来，他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对着上天大声抗辩道：“这律法不是在天上！”

这话的意思是：当初在西奈山顶，上帝已经将律法传给了摩西，而且说清楚“若有争执，则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神音从此失效，不再有一锤定音的权威。

据说事后有人遇见先知以利亚，问他那天天上的情形，以利亚说：上帝闻言开怀大笑，说：“我的孩子们驳倒了我，我的孩子们驳倒了我。”

不过，推翻了上帝权威的贤哲们并未就此罢休，他们投票公决，把大圣人拉比以利以谢赶出了教门，而且把他裁定为洁净的东西都搬出来烧掉，上演了一出犹太版的焚书坑儒。

三、求经之问

我们说犹太思维是用“求真”的方法去“求道”，就是说拉比犹太教所关注的主要领域跟儒家思维是一致的，他们都关注人世间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力图身体力行地解答“怎样去做”的问题，从而实现更为完美的人格与社会建设。这种关注来自于两种传统“生于忧患”的相似历史背景：儒家思想与商周两朝末期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拉比犹太教则是第二圣殿被毁的犹太历史灾难的直接产物。这两种传统其实都在探讨“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这样一个灾难谜题，并且都相信正确的行为会使人类避免灾难的发生，在这两种哲学的深层都存在着严重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情绪。

不过跟儒家思想不同的是，拉比犹太教在产生时受到了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圣经》犹太教传统流传下来的大批宗教经典；一个是亚历山大东征时给以色列地区带来的希腊哲学和文化。希腊化时期使得犹太人熟悉了求真式思维的基本模式——思维被看作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形式逻辑则被用来规范这种反映。不过犹太人不像希腊人那样对自然有兴趣，而且圣殿被毁显然也跟大自然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托拉》——前代流传下来的犹太教经典的总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托拉》就替代了客观世界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所以，犹太思维不是探索客观世界里的真理，而是探求经典中的真理，探求出来的不是哲学或者科学，而是一种被称为“口传托拉”的新经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犹太思维是一种“求经式思维”。在这里，经典代表最高权威，就好象希腊式思维中客观世界的权威性一样。因此，在“蛇炉之辩”中我们看到一旦引用《圣经》，就连上帝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当初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传授经典时一共传授了两部：一部书面的，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一部口传的，据说是禁止书写下来的，但后来也书写了下来，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新经典《密释经》和《塔木德》。这口传经典后来实际上成了后代犹太教贤哲发展自己的新思想的框架，早就不再局限于当初上帝在西奈山跟摩西说的那几句话。但是无论如何发展，都被看作是对书面《托拉》的诠释，就好象希腊哲学和科学无论如何发展，都被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新旧经典之间，有一套逻辑原则规范着新经典的发展，这套逻辑系统受到希腊形式逻辑的影响，但在很多方面又完全不同。

前面说过，拉比犹太教的重点是思考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这也是新经典理所当然的中心内容。换句话说，犹太人的“求经式思维”的认识对象跟希腊人的“求真式思维”完全不同。“求真式思维”强调透过现象寻求本质，在纷繁易变的大千世界背后寻找固定不变的规律；而“求道式思维”则正好相反，它所探求的是已知的规则如何运用于大千世界，因此，这些被“求真式思维”所摒弃的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生活现象正是“求道式思维”的思考对象和终极目标。犹太人的“求经式思维”则是“规律”和“现象”并重，一方面向经典探求规则，另一方面则向现实生活现象探求这些律法规则的运用。在这个过程中，“求真”和“求道”两种思维方式交叉互动，求真之中有求道，求道之中有求真，并非单纯地由“规则”流向“现象”。

用“蛇炉之辩”做例子，书面《托拉》的基本原则是“要保持洁净”，这是“真”。拉比们问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怎样保持洁净？”这是“求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要回答“究竟哪些东西是洁净的？”这是在求道之中求真。然后又要回答“怎样辨别洁净与不洁”，这又是在求真之中求道。就这样，求真与求道反复交叉，讨论自然就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细致，以致出现了“用碎瓦砌成的烤炉究竟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这样细致的问题，无论对于“求真”的希腊人还是“求道”的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迂腐得近乎可笑的题目，但犹太人不仅乐此不疲，而且认真到了为此翻江倒海，甚至不惜惊动上帝他老人家的大驾的地步。

问题在于，犹太思维，或者犹太人，是否真的迂腐到这样一种地步？是否真的在为这些显然没有多少实用性的细微末节而绞尽脑汁？

“蛇炉之辩”的故事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神音告诉贤哲们“你们为什么要与拉比以利以谢争执呢？律法明摆着都是与他一致的”时，拉比们并没有接受这些标准答案。而是推翻了上帝的裁决权威，而后又把上帝的这位代言人逐出了教门。很显然，拉比们的激烈辩论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结论，而在于这些思辨过程本身。在拉比们看来，这些思考辩论的过程比问题起点的“真”和问题终点的“道”都重要得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损害这个促人思考的形式，而如果任何人对这一形式构成威胁的话，那么就必须将其驱逐。所以无论拉比以利以谢的观点何等怪癖，都不会影响他在教门里的地位，但当他把上帝拉进了拉比们的讨论，试图以此终结这种思维形态时，他的教籍也就大成问题了。

因此，犹太思维的本质其实既非“求真”，亦非“求道”，甚至也不是“求经”，而是“求思”，追求的是思维的过程和发展，真也好，道也罢，其实都只是为这种强化思维训练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种“求思”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支持它的是一系列哲学、宗教观念。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平行逻辑”，也就是“上帝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既支持又反对同一个观点”的逻辑。由于“求思”思维本质上鼓励意见的多样化，所以“平行逻辑”这样的理念所能提供的思想自由与宽容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此外，另一个突出的观念是“情理分开”，也就是在讨论问题时不掺杂个人因素，“争辩时仿佛世仇，走出经堂即亲如一家”，因此，观点上的冲突不会造成实际生活里的冲突，辩论中的紧张空气不会蔓延到经堂以外的地方去。当然，人非草木，“情理分开”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观念的存在毕竟让人有了这种意识，给思维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观的实际可行空间。

四、思想的磨刀石及其它

新儒家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儒家文明的致命弱点——缺乏思考力。这种缺乏思考力的情况在现代中国学者中普遍存在，而且至少从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确，如果我们拿我们的“求道式思维”与“求经式思维”和“求真式思维”相比的话，我们在这两百年间确实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更没有像那两种思维一样出现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思想家。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整体思考力的低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原因。如果学者中的情况都是如此的话，一般民众的情况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种思考力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与儒家思维中的权威来源有关。儒家思想中的权威，也就是评判是非正误的依据，既不来源于希腊哲学和拉比犹太教所依赖逻辑体系，也不来源于《托拉》式的超级经典或者希腊人所探求的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某种做法是否正确，某种说法是否谬误，不是依靠理性思维来加以推导，而是凭借一种情理混合的“心安”的感觉来判断的。所以中国人遇事讲究“心安理得”，讲究“问心无愧”，一切都是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自己的头脑去寻求答案。

这种“求心”的思维方式本来也有自己的长处，比如比较照顾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体验，比较容易造成和谐的环境。不过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短处，那就是这“心安”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的标准和手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目标，也就是追求一种思维上的满足而静止的状态，不去求变求新。徐复观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中存在着“思维的惰性”，其实便是由此而来。如果拿拉比犹太教来做个比方的话，儒家圣贤们将很愿意接纳被拉比们驱逐的拉比以利以谢，如果他的话确为“道”的真传，大家都该由此心安而已，还有什么必要争吵不休？

针对这种“思考力的欠缺”，徐复观先生提出用学习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加以补偿。他认为思想好像一把刀子，而且只属于自己，不可能把别人的拿来，因此别人的思想只能拿来做磨刀石，训练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而最好的磨刀石便是希腊哲学。

其实“思想的磨刀石”并不限于不同思维种类之间的关系，同一文化传统内也存在一个“思想的磨刀石”的问题，类似希腊的传统或者犹太的传统，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锻炼思维能力的工具和途径。拉比犹太教的“口传托拉”便是这样一种磨刀石，而且这种磨刀石并不限于少数学者使用，而是通过宗教教育和仪式活动普及到了全民。这样几千年的全民思维锻炼，无疑是犹太民族出色的思考能力的来源。反观中国文化，徐先生的观点其实暴露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中缺少一种类似思维的磨刀石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真正训练并推动全民思考力提高的途径。

毫无疑问，当我们与犹太思维相遇时，这种思维可以像希腊哲学一样，为我们提供另一块思维的磨刀石。由于求道式思维与求经式思维中共同的“求道”成分，这块磨刀石甚至可能更容易被我们接受。不过，这场相遇的意义其实完全可以超出磨刀石的界限。

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求真式思维”对“求道式思维”的胜利。这种胜利的结果，是我们的“求道式思维”开始出现动摇和位移。经过一百多年的探求，这种思维方式的动荡不仅至今仍未结束，而且有越来越迷乱的倾向，我们究竟是全面转向“求真式思维”，还是倒退回“求道式思维”去，抑或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没有人能够给出让人信服的回答。

这种情况的出现，跟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错误道路有极大的关系。真理只存在于客观世界，并不存在于西方。西方所有的，只是对真理的认识，而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是有待发展的。把对真理的认识看成真理本身，希望在西方那里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实际上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追求能让我们重新“心安理得”，回到思维的静止状态的“标准答案”；这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惰性的延续。我们从西方搬来了“真理”，却从未学会过寻求真理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能搬来了几筐鱼，却从不知道鱼是如何钓出来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使我们至多成为一个“拿来主义”的“山寨大国”，永远不可能在发明创造上走到西方人前边去。

要破除这种思维惰性，犹太传统思维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在这种传统中，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并设法使大众无条件接受自己的权威的人都会被立即驱逐出去，即使他是上帝也罢。他们是否真的掌握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给大众设立思维的禁区，从而剥夺大众思考的权利，而人类历史也确实证明没有比这种人更危险的人物。为了驱逐这种专横的“假救世主”，这种传统信奉平行逻辑原则，相信“一个深刻的真理是正确的，其反面也是正确的”。这种逻辑同时为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宽容的环境：除非你试图破坏这种环境，否则你的观点就不存在“正邪”之分，而只有“异同”之辨。

徐复观先生所没看到的是：“思维磨刀石”并不是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使用的。如果任何敏锐的思想都被看作是敌人的话，那么磨刀石是不可能发挥其作用的。

在满街都是“犹太智慧书”的今天，我以为我们与犹太思维相遇的真正问题是：在我们对“智慧”迷恋不已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欣赏并追求这“智慧”产生的途径？

张平 2010年5月11日 于特拉维夫

发表于《旅行家》杂志2010年7月号，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