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中国社会诸方面的问题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盘根错节，即便是嚣张兀傲的绝顶高手，也只有暗自喟叹命薄：何敢自矜医国手。教育问题便是社会这张纷乱无端的烂网中的死结之一，要解开这个死结，当然不能用积极革命的剪刀，天翻地覆，干脆一刀两断。教育的严肃性和延续性，以及它与千家万户乃至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大有关联的特殊性，决定了采取一刀了断的做法，哪怕真的能够泽被后世，如果对当下受教育者伤害既深且巨，成本高昂，社会认可的难度自然就会加大，故教育宜在改良之中抓住其要害之所在，裨使教育在现今剧烈变化的社会，以相对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畸形产儿 　　 　　

　　 排除独立于党派之外亦即教育中立和教育体制改革诸方面的大问题，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变革的客观现实，要改善当下教育的现实境况，无疑应该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对接方式上入手。这看似寻常的一个问题，因每个人所取之立场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不易达成共识。但问题在于，中国教育几千年来始终是个供不应求的市场，教育作为稀缺资源的残酷现实，虽经二十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然由于吾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使得在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学校教育包括全民教育的规模效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消。这种抵消再次造成教育大规模的供求失衡，供求失衡的后果是基础教育尤其是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的门槛增高，而通往大学之路的拥挤之途并没因扩招得到实质性的缓减，因为我们国家出台的教育政策一向缺乏系统性，所以在执行教育政策时难免成本过高，因而适得其反，比如所谓的减负，初衷不可谓不好，然实际效果是四处不讨好，难道真的是减负本身错了吗？非也。这就像一个城市要铺设下水道管、自来水管道、煤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并没有错，但依然引致民怨沸腾，问题就在于政府的公共行政执行部门，进行城市建设，铺埋管道时不考虑公共营运成本（显性的成本是乱花钱多花冤枉钱，隐性成本是民怨沸腾），才出现今年铺好了这种管道，过一阵又挖开铺另一种，如此反复，好似子子孙孙无穷尽。教育政策的出台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解决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对接问题，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相当关键，二者不可偏废，但因此处所谈及的所谓名校，特指基础教育中的中学部分，因而着重关涉基础教育中学部分何以形成今天的局面，对于理解于今所谓的名校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多的好学校，良好的设备（包括图书馆、实验室等），高素质的师资，让众多学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实质问题所在。因为人口基数庞大，各地经济发展不一，造成了学校与学校之间差别甚大的现实。作为一个政府，对其政绩、行政能力，应该有相应的评估体系及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但这对一党专政的政府无异于痴人说梦。教育所具有的延续性特征，作为文化传承、学习知识的必要途径，换句话说，教育作为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坚实稳定、不折不扣的长期的投资眼光，并通过良好的可操作的制度将其固定下来，而不是朝令夕改，头脑发热，目光短浅。而重点学校诞生，就像搞样榜工程一样，是急功近利的产物。这就好比，政府现在喜欢说，我们今年要为民办十件好事实事一样（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除了这十件好事实事外，政府每年所干的多是虚事假事，总之是不好事。这不是曲意解读，而是政府讲话、新闻传媒中这种不合逻辑的漏洞俯拾即是），就是集中搞样榜，然后以点代面，掩盖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错失。一言蔽这，重点学校就是政府为了掩盖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误，包括投入经费严重不足，采取的一种巧妙的掩人耳目的措施而已。 　　 　　

　 四九年政权新易以后，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严加管制，成为党派利益的附属物，教育作为一种特权产品（农工干部、出身成份好者等优先原则），而不是人人皆得以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自然对教育经费给多给少，不是按制度行事（现在的教育法有教育经费拨给占ＧＤＰ的百分比，但《人民日报》每年在十月二十二日左右公布的教育白皮书，都说有许多省没按法规完成，但没听说任何政府官员为此受到制裁），而是一些对教育管理根本不懂的官员信手一挥，自然就会多花一点钱在每一个城市建三、四年所谓的样榜学校——正符合政府做任何事情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是大事姑且不论）——这便是重点学校诞生的教育思路和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一所学校获得的支持一多，另一所学校就相应减少，拨款亦是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当今的重点学校几乎都是以牺牲大批的非重点学校为代价的，这是对大批学校包括在该受教学生的严重歧视，这个代价十分昂贵。就像农民在这个国家一直是二等公民，没能得到相应的国民待遇一样，大部分普通中学在为重点中学做贡献、付代价，牺牲自己应得的受教利益，这是等级特权观念在中国教育中的真切反应。 　　 　　

　 我承认像四川石室中学、浙江春晖中学、江苏南师大附中这样的名校，有它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人文传统，不凡的教育业绩。但说句实话，这些可堪炫耀的大多系旧日资本。春晖的辉煌在我看来是它在民国作为私立学校的时期，像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这样不世出的好老师，现在已经成为绝响。成都石室中学的灿烂，当然与文翁石室有关，但我更承认是近代学校兴起的产物。石室中学在民国时期可谓名师辈出，如赵少咸、何其芳、曹葆华、林思进、刘咸荥、庞石帚、李劫人等。恕我孤陋，现今不仅没有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家，而且连几个像样的、具有教育家气质、真正以教育为己任的校长都没有，更没有教书育人上拿出不凡实绩，别开生面，并且能著书立说的名师。但就是目前这般不堪的局面下，它们名声依旧响亮，原因何在？ 　　 　　

　 　　 应试教育“集中营” 　　 　　

　　　 中国人口繁众，受教人数庞大，而教育经费拨给并不充足，即便拨了，被雁过拨毛贪污掉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自从四年前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上大学毛入率稍有增加，然对于众所欲上大学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仍是供不应求，以往那种过高考独木桥，挤下很多失败者的惨状仍在发生最主要的当然在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即教育仍是稀缺资源的残酷现实在我们国家仍没有根本改变，同时也与当政者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对每所学校的投入和关注程度不一样所致。 　　 　

　　 去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湖北黄冈中学的文章，作为重点中学，黄冈中学的考试升学率在普遍成绩很高的湖北省都名列前茅，但很多从那所学校毕业考上大学的学生，却说自己在那里曾经的学习生涯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以致在网络上引起掀然大波。其实，这在当今中国的中学里并不是个别现象，黄冈中学只不过被传媒当作一个示众者拿来研究的靶子罢了，并不表明黄冈中学为了升学率、及格率、合格率做得比别的学校更加残酷更不人道，这只是当今中学教育残酷现实的缩影罢了。而这残酷现实的始作踊者，既有人口过多，教育资源稀缺的原因，更有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的因由，还有教育行部门评价体系过于承袭僵硬单调呆板苏式评价体系所致。 　　

　　　 前几年教育部门虽然开始公开提倡素质教育（虽然定位不清，含义不明），但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搞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评比。现在重点中学有区重点、县中学、市重点、省重点、国家级重点中学，真是无评不用其极，恨不得来个宇宙级重点中学。比如国家级示范中学的评比采取的就是百分制的方式，将每一项得分数标示出来，这样考量学校的标准样本设计固然易于操作，但往往易于突击和做假，而对一所学校来说最为重要的人文素养却无法通过这种评比将其量化出来，这样的样本设计和评估方式到底在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自身，以我本人多年来对教育的研究，是大可怀疑的。教育行政总门不在教育行政、包括协助法院在教育执法上多做文章，而在一方面倡导学生减负、素质教育的同时，却在全国大搞“国家千所示范性普通高完中“的评估及评比，使得每所省级重点中学疲于竞争，做表面文章，视升学率为办学的唯一鹄的，这样能实行素质教育，无异于白日做梦。 　　 　　

　 教育行政部门考量一所学校的工作实绩，多用易于操作的实用主义态度，“三率“（升学率、合格率、及格率）放之吾国而皆准，这是教育行政部门作风衙门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为自己赎职找到的最简便的搪塞办法。此种过分庸俗的实用主义评价系统，是教育评价体系中的结论性评价，在教育行政工作和学校工作的泛滥成灾的必然结果。老师看学生得考试结果，而不看学生在自身基础上的不断进步，创造力的张扬，想像力的勃发，快乐有趣的学习，身心俱健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注重过程性评论和诊断性评价。重结论性评价，是教育管理中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过度的必然产物，是过分迷信数字及达标等所谓的商业管理模式对教育管理的完全侵入。看中结论性评价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即教育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教人何以成其为人的必要途径。既然教育是人何以成为人的必要途径，那么完全把人当物品来看的数目字管理、彻底量化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是对人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一个人成长受教历程简单粗暴无礼的对待方式，并且从本质上违背教育的初衷。老师及学校重结论性评价，必然导致学生对分数的无限崇拜，教育行政部门重结论性评价，则校长及学校包括老师轻则在数字造假，重则唯数字之命是听，而不管学生心灵的健康及整体素养的升华。这样一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成本好像因易于分析而降低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中国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沾染上了所有中国官僚机构的恶习，人浮于事，扯皮拖拉，效率低下，轻谩公众，打压纳税人，唯利是图的痼疾。要这样的机构的有办事效率，尊重纳税人的权益，实在是与虎谋皮。 　　 　　

　 如此顽固不化、偷懒取巧的评价体系，自然就会使应试教育之风愈演愈烈。因为校长是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既非民主选举亦非一定程序的公推，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董制，校长成了官员系统，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自然不可不看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自己的评价，不管这评价是如何的形式主义。有的校长甚至如同政客，不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而是把它作为自己政治上往上爬的进身之阶，这与民国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冥、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等人相较，相去何止霄壤！与他们相比，当今有多少人有资格作一个合格的校长，可以说寥寥无己，这种悲哀已经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了的残酷现实。再推下来，没有流动自由、迁徙自由的教师把校长当作自己命运的主宰，唯校长是听，没有独立的人格，将校长的目标考核和管理视作圣旨，不管这考核是如何荒谬绝伦。当然最受苦者，必然是处在最底层的学生了，他们只有遭受分数残酷役奴，而成为分数的奴隶的悲苦命运。 　　 　　

　 复次，普通学校纷纷恶性竞争，造假谎报，争当重点学校，区重点欲成县重点，县重点快马加鞭至省重点，省重点坐火箭至国家级示范重点学校，除了升学率比其它学校较高以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更无论什么人文内涵，学生的自主发展。为什么这么多学校纷纷欲当重点学校而后快呢，说白了，无非利益驱动而已。因为我们的教育行政总门特别喜欢搞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重点学校在诸方面——教育经费的拨给、师资配置、软硬件设施建设、生源选择、收费标准等——享受其它普通学校不可企及的待遇，这使得许多学校趋之若鹜，踵武其后。不特如此，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便是，成为重点学校后，各种乱收费的费用将大幅度增长，使学校像一家盈利空间极大的企业，校长成了一个只管赚钱，对上峰负责的官商联合体的老板，所以当今许多学校的校长都只不过变向的商人而已。而所有学生，不论考上还是没有考上的，无一例外成为真正的钱学生。本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部分不该收费的，也是人人都得交，而且动辄上万，而高中阶段的收费就是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当今的重点学校要争当义务教育的排头兵，每年高考后要宣传自己的学生上线人数，宣传某某状元的内在动力之所在。以至于有人说，当今中国没有什么名校不名校，只有著名的“集中营”。其言辞虽说不无偏激，但实在不是毫无道理。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名校，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少数官员子弟包括出身成份优越者的特权，在现在稀奇古怪的经济时代（既非计划经济亦非市场经济，故有此称）成为钱权交易的混合体，成为剥夺大多数人受到良好教育，而少数人获益的金字招牌。中国名校实乃特权思想、等级社会观念在学校教育上的变种。 　　 　　 　　　　　　　　　　　　　

　 何谓名校 　　 　　 　　

　 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话就是说，没有著名学者、出色的教授，一所大学简直不能算是一所合格的大学。我们也可以说，一所中学没有名师，简直不能算是名校。以此观察当今全国有名的中学，可以说没有哪所学校称得上真正的名校。 　　 　　

　 四九年后教育界批臭老九，视有专业特长的人是走白专道路，彻底毁掉了知识在一个民族心目中的应有地位，不学无术，读书无用长期以来，成为一个社会可怕的共识，在世界民族之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专制社会，不把知识当回事，视金钱为万能，把权力奉为圭臬，当官和挣钱成为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别说建立书香社会，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就是对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都很困难。加之当政者往往以卑鄙相尚，社会风气以实用相趋，拿官本位作标的，动辄以利益相诱：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不如一个科研处长受人尊重，一个相当有修为的特级教师，不如一个教导主任吃香，正如网友边园先生所说当今“有教官，有教棍，有教混子，就是没什么教育家！”（《上海猎书记》见天涯闲闲书话）实在是沉痛见骨的话。 　　 　　

　 就拿民国时期的成都石室中学来说吧，由于教师实行聘任制，因此教师的敬业程度得到了相应保证，再者彼时教育界不像今天这样固步自封，教育界自成死水一潭，社会不关注教育，教育界的不关注社会，互不往来，社会上的教育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譬如在校外聘有名望的老师来兼课，一来提高学生的水平，增加讲授吸引力，二来形成良性竞争，使老师不至于靠一本讲义吃Ｎ年而不思进取，不进行知识结构的自我更新和不断更替，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三四年三月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石室中学兼课的大学教授、讲师达二十一人之多，其中单就国文一科来说，就不乏彼时和后来名重士林的人物，如赵少咸、文百川、卢剑波等，教师籍贯遍及省内外甚至美国。而在一九零二到一九四九年的教师名录中，因为我对别的科目欠缺更多的了解，单看语文一科，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人物曾经是该校的老师：经学大师廖平、历史学家蒙文通、著名作家李劫人、古典文学学者庞石帚、文字学家赵少威和殷孟伦、文学家何其芳、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刘咸荥和林思进、唐诗研究学者刘开扬、古代文学学者龚向农和周虚白、文献学学者罗孟祯、刘君惠等，真可谓一时俊彦云集，均为吾蜀一时之选，有的甚至闻名全国。他们大多除了教书出色、能人有方以外，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学术特长，我收藏的他们的专著都不下几十种，大多颇有见地，有些甚至仍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而返观当今的石室中学，虽说也有优秀的老师，甚至有现在比较出名的语文老师李镇西，但要跟彼时群星灿烂，人物纷起相比较，其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名师延聘在过去端赖校长的号召力，学校的发展空间对老师的吸引力，以及薪金的多寡来决定。聘用双方签约，权利与义务一经谈妥，上课的质量，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管竞争多么激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师的去留。不特此，老师有专职和兼职之别，专职者和兼职者在薪水上固有区别，但最重要的是形成去来自由，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良性竞争态势。而兼课者多半是在各大学里延聘的名教授、名学者来担任，一来增加讲课吸引力，增加学校的知名度；二来为整个学校树立一种爱学习、勤研究的风尚；三来也可让学校的年轻教师与这些名教授、名学者往来，增加自己研究和讲课的经验，无形之中起着一定培训作用，并形成良好的学校风气。可是当今中国的学校，学校是如此的封闭，教师一进学校，就被包下来进入了一潭死水的小单位，不与社会通声气、相往来，不能达致社会与学校在各方面的有效互动。更不聘请也不允许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到学校兼课，很好利用社会资源，用以弥补师资不足之症结。如此一来，造成了与教育有关的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激活学校固有资源，而且对学生开阔视野，培养人文气质极为不利。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对学校及教育乃至对社会来讲，都是双输乃至多输的局面呢？以我的观察，其原因如次：一是政府为了控制教育，使教育变成其愚弄和统治的工具，变成党派利益的附属品，严加控制，不让社会上的名教授、名学者或其他能干的人兼课，便于进行洗脑教育，使教师和学生都固守一隅，处于受愚弄的状态。再者，把老师包起来，顶多搞点内部不痛不痒的竞争，便于对老师实施强压式管理，尽量消灭老师的独立自由思想，使得老师只有成为一个照本宣科，没有自己特立独行头脑的匠人；复次，让学校成天局限于课本之中，培养忠实的螺丝钉，培养一些把他给卖还帮自己数钱的人，这实在是一党政府的宏愿，而且我要说这几十年他们真的做得不错。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技术性难题在里面，现在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而且更为不堪的是全国统一高考。我曾经写过一篇《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的文章尽申此说。高考是需要的，但全国甚至统一就毫无必要了。民国时期是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是自行招考，时间不尽一致，有极大的自主权，学生也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对所有人包括当事各方都尊重的多赢局面。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以前那些文化名人，为什么一会儿被这所学校录取，一会儿又被那所学校录取，再接着又被另一年学校录取，最终选择某学校的佚闻趣事。我认为扩招也罢，　其它改革也好，如果真要推行素质教育，首先得如此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良好的对接，才不至于学生无学校选择自由（一年只能考一次成本昂本，代价巨大，谁的青春永在）；教师有选择教材和讲授教材的自由（或者自编教材），才不至于毫无见解、照本宣科成为官方思路的跟屁虫；同时学校也因要为自己招收的生源的毕业后就业出路作选择，就不会设置一些根本无用的专业（我不是指基础学科，而是像政治学院的学院毋宁会改作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否则除非政府干预，市场是断不会接纳这种学校培养的人才的），而是办出自己的特点，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职业技术学院，没有特点的话，就要像庄臣广告语一样：蟑螂死光光。 　　 　　

　 我的意思是将高校扩招，以及改革考试制度，变全国统一高考，而为每一个学校自行招考（考题及招生计划在教育部备案就行），增加学生考试的机会，这样就会使扩招考所带来的实惠变得名副其实。如此一来，，每个人的自由度皆得以发挥，延请名师，自编教材（教育部或者省教育厅备案即可），学生自由发挥，才可能诞生真正的名校。目前的许多所谓的只不过应试教育中考试有名的学校而已，除了比别的学校多考上几个大学外（这些重点学校很多一年只放一天半的是常事，役奴老师和学生已极，这样的名校休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名校云乎哉。 　　 　

　　 要言之，在我的眼中，当今中国没有真正的名校，只有披着名校外衣的应试教育“集中营”，必须加以改革，才可能诞生真正的名校。 　　 　　 　　 　　　　　　　

　 2003年1月18—1月24日凌晨于成都反动居(5/31/2003 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