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社会为了上层阶级的通信需要，就总是要试图在上层的“贵族”中加上各种标签或者印记。当然，也就意味着要给下层阶级加上各种印记。而人们总是喜欢上层贵族的标签的。

最早的标签当然是通过世袭来完成的，或者叫基因标签。比如说英国和法国，长期都有那种标记贵族的爵位，公侯伯子男，那种爵位都是可以世袭的。

还有一种基因标签就是种族标签，说到底也是基因标签，比如说黑人就是下等，白人就是上等。

社会为了维护统治，一开始的假说，总是以为基因，或者说品种是有优有劣的，因此最早能够想得到的统治也是基因统治，即世袭这种办法。

但是随着实践或者科学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那种基因的假说，就是父母强子女一定强的假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就有了一定改进。

因此就寄希望于后天的筛选，通过后天的筛选试图将基因优秀的人筛选出来构成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进行统治。这样考试就应运而生。

考试最早出现于中国，是因为中国的频繁的战乱，王朝不断地倒塌，已经使人们意识到了世袭是错误的。因此就出现科举。而科举制度将语文搞得极为复杂的目的，或者说中国的文人试图将语言搞得晦涩难懂的目的，也是为的给贵族加标签。我能够说之乎者也而你不能说，因此我是贵族你是平民。

当然，现代教育也是赋与一些人以贵族的标签，如博士硕士院士等等，也有相应的晦涩难懂的语言，比如说马尔可夫过程什么的。其实，仔细考察那些个博士硕士等做的工作，其实训练一个高中生三个月，他也就会做。

我以为，无论如何，现代教育寻找贵族标签的办法要更加科学一些。但我也怀疑，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阶级压迫就更加隐蔽或者更加残酷。

其实，我觉得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民中间就有一个长期的经营贵族标签以重建阶级社会的努力。

首先的努力是在户口上。本来，户口制度是要准备打仗的产物，即全国需要大量储备粮食以应付帝国主义的可能发动的战争，或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争。也正因为此才有粮食配给制。由此农民只需要自留粮，而城市里的人则要凭粮本购粮。

但是，户口变成了一种贵族的标签。因此，文革结束后首先发起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实际上是一个贵族运动，是占全国少数的原来居住在城里的知识青年要求获得回到城市里的资格的努力。为什么不说它是一个人权运动呢？我们曾经看到梁晓声写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里歌颂了这种大返城的斗争。但是，歌颂得不伦不类。可以说是一个贵族运动而不是人权运动。

因为，如果要真的是人权运动，知识青年就应当为全国人民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的公平权利进行斗争才是，即你上海知青能够回上海，那么任何边远地区的农民也应当有进入上海的权利。全国当时的七亿农民都应当有进入城市的权利。但这肯定更加不是知识青年的愿望了。

因此，知识青年就堵铁路，就搞示威，其实就是为的获得他们的市民的标签这样一种贵族的标签。就是说，城市户口是一种贵族的标签。那么，这样的大返城运动其实并不受到占全国最大多数的人口的农民的支持。当时的农民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就表达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即你们城里的知青凭什么就应当回到城里？而我们农民就应当呆在乡下？

随着知青返城的运动，其它方面的贵族的标签运动也开始经营。一个是高考制度的恢复，导致了一个公平地获得贵族标签的机会，即获得“大学文凭”这样一个贵族标签。因此后来就开始了从儿童时期到中学的残酷的为争取这样的贵族标签的斗争。

而后来紧接着的什么军衔制啊，什么职称啊，什么处级科级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标签都制作出来，而人们则为了这些个标签而奋斗。问题确实是有了这些标签就能够获得很多个人利益。

这样一来，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在为标签而奋斗，科学家在为各种各样的头衔，如院士啊，博导啊等奋斗，当官的则为科级啊，处级啊厅级啊奋斗。青年则为各种文凭而奋斗。所有的人活了一辈子，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原来自己的人生的全部乐趣在于获得标签。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在探索自然中得到快乐，干部的目的并不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快乐。而儿童们学习任何知识，这知识本身不觉得有什么好玩，但是，成绩上去了就有可能考上大学。

而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则经营国籍这种标签。相对于国内，就是出国也算是一种标签。一个人都出过国了，这也是一种贵族的象征，而出国留学生，就更是一种贵族的象征。

而美国的绿卡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贵族的标签，因此，地球人中间凡是获得了美国或者其它发达国家的国籍的，就都成了一种贵族，享有的权利其实是和其它国家的国民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借反恐为名就可以用导弹袭击它国的平民。但是美国国内的警察破案当然肯定是想不到用空军用导弹轰炸这样的事情的。

因此，阶级斗争就国际化了，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