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饶毅和施一公，想必在科技界混饭吃的人应该有大多数人知道。饶毅是2007年回中国担任北大生命科学院的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还担任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施一公则是2008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回国之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两者都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当年回国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饶毅在回国之前的2004年左右，就和国内的两位学者联合撰文，提出中国科学研究及其体制的一系列问题。

　　今年的3月份，饶毅和施一公联手，再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性文章，再次质疑和批评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不过报道说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建议。尽管如此，在国际最重要的期刊上发表对这么敏感话题的评论，当然也引起了国内外不同凡响的讨论和争鸣。最近，国内有报道说，两位在国内申请项目是遭到排斥。

　　看到这样的报道，我很有共鸣，也深深地理解他们所处的现状。事实上，中国科技界的问题，特别是综合评价体系中的问题，当然包括项目的申请，经费的分配，项目的评审，成果的界定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虽然没有看到他们的文章，不过我相信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大家挣着眼睛能够看到，即使是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

　　不过，按照他们如此敢说的劲头，放在中国这个目前的大染缸中，要是不出问题才怪呢。我估计虽然目前只是在项目申请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坚持按照美国的思想和方法去行事，最后肯定会在其他各个方面遇到阻力，乃至于最后可能要不得不选择再次回到美国。这点，我深有体会，也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条道路。

　　那么，到底中国的科技界有多少问题?这就看是谁来回答问题了。要是让科技部来回答，他们一定说我们的科技界好着呢，经费、文章、成果、人才连年增长，每年都能放出几个科技卫星，那一定是科技大跃进的时代。要是让一般的无权无势的科研人员来回答，那一定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比这个领域更黑的了，因为什么样的特例，什么样的例外，什么样的新鲜事都能够找到。于是，大家会从很多个方面提出不同的问题，千差万别。

　　我个人觉得，中国科技界的问题，和中国的其他很多问题一样，说到底就是一个垄断，一个以权力、利益谋取更大利益的过程。具体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行政部门的权力太大。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大于一切，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行政机关人员则是聚集了大量的权力，从立项指南、评审专家的选定、评审规则的制定和经费的分配等都可以高度运作，让你眼花缭乱。说得具体一点，如果和基金委的学科主任关系不错，运作一个重点项目和几个面上项目那是小菜一碟;如果和科技部几个业务司的处长们关系不错，运作几个几百万的小项目那是手拿把掐。更加重大的项目则是需要自己单位的行政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共同运作才可。所有这些，让那些没有门道的人欲哭无泪。

　　第二是学霸们的权力太大。学霸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项目指南的写作和项目的评审，能够在这两个关键的地方掌握着资源，一定会对项目的成功运作有着极大的作用。

　　第三是两者的勾结。除了上面的两个问题是，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权力机关和学霸们的狼狈为奸。权力机关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学霸将一切程序化、合理化，学霸则直接变成权力机关的御用言师，说出权力机关希望听到的内容，这样一切合情合理、程序合法、理由冠冕堂皇，让人看着生气，去找不出明显的漏洞，只能再次望洋兴叹。

　　我曾经在多个地方写过指南、评审过项目，在我自己所涉及的领域内，应该可以勉强算上是学霸级的吧，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为我个人捞到了什么东西。不过要是遇到我单位的事情，遇到和我特别要好的人，偶尔放宽一些标准的事情也曾经干过，需要走关系的地方也能尽快地转弯，适应中国的特色。正是因为如此，我才看透了那个体系，不愿意自己永远卷入其中，在适当的时候抽身了。

　　抽身了，我就无所顾忌，也就可以呐喊几声。可是，饶毅和施一公两位，你们还在体制中，如此地不上道，将来怎么办?

　　我很担心他们，同时更加欣赏他们的勇气，所以很想弱弱地对他们喊一声：中国需要你们的声音，我支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