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把读书和著书喻为“铸钱”。他说：我曾说今人著书
立说正如古人铸铜造钱，古人从矿山中开采铜，而今人却靠收买旧铜钱做原料，前者
铸的钱数量少，但品质精良，而后者不仅新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粗劣，而且把古人传
世之技艺给毁了。我一年多来，尽管从早到晚读书，反复研究，只不过考虑清了几个
问题，数量虽少，但也算得上是直接从矿山中采铜吧！

于矿砂中萃取金石，赋予原料以全新的意义，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是那些以旧铜钱为
原料造出新铜钱的“改造”所不能比的。这其中的深意与读书和著书是一脉相通的。
读书写作本来就是沙里淘金的事业，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思考，就
不会有高超的见解。然而可叹的是，三百多年前学人的一段比喻却一语切中了当今的
现实。时下的学界正是浮躁之风盛行：重数量而轻质量，粗制滥造，动不动就是皇皇
数万数十万言的巨著，一年一本甚至几本，写书变得比写论文还容易；拼凑之作比比
皆是。

与这些“著作等身”的后辈学人相比，老一辈的学者们要“相形见绌”得多了，他们
中的很多人孜孜不倦，一辈子只出了一部著作。有人把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学部的学术风气概括为“一本书主义”。郭沫若、范文澜、吕叔湘等老一辈学者反对
研究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主张“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经过多年潜心研究
，最终拿出一本书来，即后人概括的“一本书主义”。但就是这“一本书”成了学术
之旅上的一个高度，其生命力历久不衰，十几年、几十年，仍能立在书架上，给后来
者以启迪和教益。

与“一本书主义”相类似，大学者黄侃曾说“五十当著书”，在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章太炎先生为他撰写了一首贺诗，里面有一句：“苇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
书。”大师说五十当著书，强调的是扎实做学问，一般到五十来岁时学问始有所在，
方好著书。现在很多人急于求成，似乎只有多发表文字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其实著
述与学问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从某种意义上讲，著述和学问是两回事。当年梁
启超推荐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任职，院长问此人有什么学位、有多少著述，梁启超说
，他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多少著述，只是学问比我强。陈寅恪便被礼聘到清华研究
院，成为著名的清华研究院四导师之一。

很多时候，质量对于数量有着压倒一切的权威。学问当然不是书报杂志类的快餐文化
，这负载着学术和文明传承的重任，是一颗颗文明的种子。一个民族，其文化的兴盛
绵延有赖于这些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学问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那些为博取名利而仓促写出来的书，人为的催熟只能是毁了它，注定将是过眼烟云，
无法丰富学术的积累。

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一辈子只出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而且薄薄的不到80
页，以后便不再著书。直到他去世以后，别人才将他的笔记、讲义汇编成书。就是这
本披沙拣金的“小书”成就了大师一生的盛名。大师这样一种集谦逊与浪漫与勇气于
一体的真诚真令人钦佩。我想这来自于他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来自于他良好的
学术操守和道德情怀，来自于他优雅的气质和恰当的自我认知。

大师的风格，也应该是学界的一杆标尺，既指引学问的方向，又标识涵养和道德的高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