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

首先提出一个看来颇为古怪的问题，目前有些中国人们一心一意地追求建成世界一
流大学的努力，是否有成功的希望。我认为这种努力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会成为
一个自我失败的过程，即肯定不会成功。世界上已有定评的一流大学，没有一所是
以这种方式获得他们的地位的，他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在要成为本来意义上
的好大学的意向和努力中的一个副产品。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绝对
不能混淆。人们理解中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实证性的指标加以定义，满足这些指
标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这些现成的指标
，它超越了这些实证性的标准，面向的是本来正确的并且肯定是非现成的标准（在
中国尤其如此）。但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赖于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其认知标
准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事实性标准从来不能脱离规范性的评价。完全根据事实性标
准的追求是一个自我失败的过程，原来设立的目的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举例来说，
尽管我们可以从物理和生理的标准上定义什么是笑，但当一个人有意满足所有这些
标准的时候，实际上人们不会认为他在笑，而且认为他一定不是在笑。中国当前大
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首要问题，可能首先就在于不加反思地将建设具有现成性标准的
世界一流大学当成自己的目的，而忘记了要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这一自我理解
中自然的、首要性的意向。

成为一所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下列问题就要引起反思。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在事实
上实现基本的义务教育，众多贫苦家庭的少年儿童处于事实上的失学状态，或者勉
强接受质量很低的基础教育，众多家庭已不胜负担基础教育当中事实性的收费时，
那么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是否可以建立在政府强行配置资源，使特权者更有特权，
使无权者更加卑贱之上。如果一笔资源本可以运用于改善义务教育，从而有利于改
善最下层人们的机会和处境，那么这笔资源就不大可能成为建设本来意义上的好大
学的手段，因为它很难建立在众多社会底层成员更深和更彻底的绝望之上。如果一
所大学依世界一流的标准看来充斥着许多多余的行政人员和不合格的教师，那么建
设一所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对排除这些人出学校的手段也提出了限制，首要的问题
不是如何才是最有效率的，而是如何人们才感到是公平的，效率从属于公平，是相
对独立于而不是绝对独立于公平，效率依赖于公平方能定义。要问一下目前事态的
原因中，个人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如果事态归因于已经过去的某些历史时期的特
殊境况，而且现在看来是多余且不合格的人们，实际上过去也为大学作出了贡献。
改革面对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部机器的零部件，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前程
、家庭和苦衷，因此要具体地考虑事实情况。国立大学不是私人企业，不能彻底采
用企业的改革思路，更何况有些试图做这种改革的企业多少都尝到了苦果。
退一步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么多现实条件制约的情况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目
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正当的手段才能促成正当的目的。居所的豪华装修是一流
家庭的特征之一，但一个贫寒的家庭如果要靠家庭成员卖血或卖掉子女来完成豪华
的装修，那它不仅不会成为一流的家庭，反而会成为一个标准的坏家庭。

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对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对所在社会的责任，毕竟是这个社会人
们的血汗钱养活了它；它究竟是要最大限度地以说英语为荣，还是首先承担着丰富
汉语的责任，观念要以语言来表达，在某种语言中阐发观念则丰富了这种语言的表
达能力；如果不是象倭文端那样坚固地自信于本民族的文化的话，是否也要有几分
曾文正、张文襄的气派，以我为主，以我为本，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否一定要通
过他人的眼光看自己，离开了美国中国学，则不能谈人文社会科学；我们目前所作
的，是否也是以色列（和我们的传统同样古老）、日本（和我们同处在东方）已经
做过的，如果有所不同，需要反思什么。

将某些条件下才有意义的现成标准崇拜为本来正确的标准，为了实现这些标准而不
择手段，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纲领。但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方案，既使从目的
――手段的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成功的方案，从某个时刻起，中国人开始被俘虏
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哲学当中，并把这种疯狂的哲学纲领崇拜为成功的法宝。可是马
基雅维利式的方案尤其不适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几乎同建立一支伟大的宗教一样
不适于。世界一流大学依赖于本来意义上好大学的定义，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意味
着对真理之追求真诚的承诺，而非对仅仅对现实标准的追求。它意味着一个社会对
它发自内心的尊敬，而非依靠政府力量来保证的特权地位，一个获得最大垄断利润
的部门，是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马基雅维利式的方案和行政中央集权制紧密相连，它促成行政中央集权制，而行政
中央集权制下，这种方案总是被不加反思地顺理成章地实施。行政中央集权制可以
大手笔地转移和支配物质资源，但不可能建设成功世界一流大学，对其现实运行的
分析要运用到寻租经济学。少数大学特权垄断地位的政府保证使进入这些大学成为
相当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时候就出现了严格控制的必要。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酿
成惊人的腐败；如果加以控制，则会出现形式公正的荒谬标准。如果说控制在利用
高考这种手段选择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还有一定合理之处的话，人们用寻租性的努力
来达到所谓的学术性标准，必定会出现荒谬的结果。这时候无论出现多少论文，这
些论文同学术间的关系正如八股文同经义间的关系一样，貌似而距离最为遥远。既
使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即使翰林院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
的学术机关。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教育中央集权制所造成的后果成为某些人对一流大学进行改革的
理由。当少数几所大学垄断了每个省分数段最高的考生时，如果高考确有一定的选
拔效力的话，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社会的福音。甚至对受教育者本身而言，对非职
业化的大学本科生的教育而言，一个有过从普通的社区中学到北大清华经历的人，
也可以反思后者的人员构成对健康的人际生活是否有益，对形成友爱、互助的社群
是否有益。如果这种后果是既定法律下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甚至有必要修改法律
，加入教育反垄断的内容；如果这是政府配置资源所造成的，那么改变政府的做法
，改变教育上的中央集权制才是当务之急。

总结上文，功利性地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只能是自我失败的
。以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为目的，有可能中国的一些大学被世人称为一流的，但这
依赖于众多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机缘，而且它也是一种副产品。

接下来问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现实举措。建设本来意义上的好大学在政府层面上
是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中央集权制，如果牵扯到政体的问题而一时做不到的话，政府
能做的首先是不要再将资源倾斜到几所所谓的名校上去，资源会在寻租的过程中被
耗费掉。大学本来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由政府主办一流大学，正如不能有国家办的
伟大宗教一样。如果将大学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实际上不存在建设世界一流的问
题，一个层级行政组织中的一个部门不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不会热衷于建设
世界一流的高教司或财政局。当然，中国的大学还是有一些自主性的，但在目前政
治行政体制、教育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大学当局的明智举措也许同北大改革方
案所说的相反。也许可以，在教师名位和利益的分配上采取更加大锅饭的做法，除
了极少数例外（如果真有诺奖获得者或陈寅恪这样的人来任教的话），升级严格按
照年龄和工龄为标准，这样使得寻租的努力毫无必要。这种在经济学看来是完全荒
谬的办法，日本的企业和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实际也有相当程度的成功。这不是正选
拔的办法，但为的是避免逆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安排可以才有适当的人去
做适当的工作的可能，是能者负其劳而不享特利，庸者享其成故无意干扰的办法。
这种情况下有学术良心的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有精神的动力而从事他们的追求，有责
任感的人可以少受干扰地从事工作。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是仅仅勉强凑合着的办法
，但在目前情况下肯定不是最坏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