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SARS病毒流行集中了人们的注意力，初夏时节开始启动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理该在社会上引起更高的关注度———尤其是在其它国有高校和教师当中。

　　教育领域尤其是高教领域，是中国改革的的“滞后”领地。关注北大改革从很大程度言，就是关注整个国内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意义不言而喻。

　　对北大改革予以支持，对改革的可能结果给出预期，我觉得人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比照国企改革的角度予以分析、梳理和评判。

　　国有高校：教育领域的“国有企业”

　　这个比照，有下列一般要素构成。

　　先看产权结构：现今国有企业的产权或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国有高校（特别是校本级）则是清一式的国有独资。

　　再言组织结构：国企内部有两条“平行线”：书记乃“核心”，管政治方向；老总乃“中心”，负责生产与经营。“平行线”不相交，“核心”与“中心”出现内耗的情形相当普遍。高校内部书记与校长的分工也相似。但党委的“核心”地位更显突出。因为，党委除了要保证办学的政治方向之外，还负有坚守高校这块特殊的“思想阵地”的重任。

　　再看资金保障：计划经济时期，二者都享受资金计划供应———无偿拨付使用体制。改革以来，国企采用拨改贷，债转股等等，但也只是资金获取渠道形式上的改变，亏损也好、破产也罢，最终都得记入国有的损失帐簿上。高校的资金如今一部分来自于学生家长，但国家的计划拨款仍然是国有高校的主要办学经费。

　　还看自主权。二者原先都根据“计划”办企或办学。现在情况已有所不同。中小国企基本上被逼入了市场，但市场表现普遍不佳；大型国企特别是自然或行政垄断性国企，则同时吃着市场与计划“两碗饭”。而国有高校的计划色彩则比国有企业更浓烈许多。国有高校的招生计划至今仍由教育部通盘平衡后下达，国有高校自身尚缺少自我决断权限。拿此比照国企——国企的生产经营决断权要高出一截。

　　从监管的角度，对国企的监管主要着力于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升值。对国有高校的监管则比监管国企要“严肃”许多。第一考核目标是办学的质量。再一个目标也是监管当局最费心的监管要务是，确保办学的政治方向。所以，对国有高校的监管比对国企的监管更复杂、更费事。

　　从二者的产出看，国企产出的是产品或服务，国有高校则产出合格的高素质人才。但无论是产出产品或服务，抑或是产出人才，是否适销对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最终都不由企业或高校自说自话，得经市场与社会的检验才算数。

　　以上所列的同质特性中。产权关系是最主要的。办企业也好、办学校也好，产权关系的趋同或不同，将直接决定二者的所有权属性、资金来源、组织结构、自主权和监管方式的趋同（相似）或不同。通过上述分析，判断国有高校为教育领域的“国有企业”，并与国企一样患有相同或相似的“国企病”，大致不会出错。

　　国有高校与国有企业的差异性

判断一个国企的好与坏，只须三个指标就可大致说明问题：资产保值与增值；实际盈利能力与水平；行业内的竞争位置排序（市场占有率）。

　　判断一所国有高校的好与坏比前者要复杂的多。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每年有多少技术创新和学术创新、高校内部与高校之间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办学氛围是否足够宽松……这一系列的评判对高校来说当然不是可有可无，但高校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决断权和评判权，校际之间也没有。这个权限第一来自于市场和社会。第二来自于监管当局的意志与愿意。而且，第二种权限的影响力又远远高于第一种。

　　与国企单一产出产品或提供服务不同，国有高校除了增长出人才，还得产出“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与法治———走向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的“先进思想”，并通过高校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最终将“先进思想”转化为民族与社会的“先进文化”———既与国际主流文化对接、又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本民族的先进主流文化。

　　对北大的改革作个民间评估

比较了国有高校与国企的同质性与差异性，我们就可以从此处切入，对北大的改革作个民间评估。

　　还从“同质性”着手。从1984年算起，国企改革刚好经历20个年头。可以这样说，前15年的国企改革就出发点而，是想绕开产权这个“烫手山芋”，企图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善内部管理、剥离辅业、减少冗员、实现有限政企分离（因为国企的产权属性决定了它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种天然的联系，空谈政企分离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授权经营、加强监管等种种办法，来改善国企的效益。该试的办法都试了，国企就其整体仍难见起色，适才下决心从解决产权这个根本问题着手。

　　由于产权关系上的同质性，国有高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该当从产权的多元化着手。离开这个基本的关节点，任何形式与内容的改革（实质是“改良”），都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有高校广义范畴内的“效益”。这个“效益”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培养合格人才的效益和产生“先进思想”的效益，也包括北大这样的老牌国内名高校向世界一流高校迈进的“效益”。

　　我们习惯将高校看成“上层建筑”，可是通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曾经支撑这个“上层建筑”的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已经崩分析离。所以，我们审视当今国有高校的改革，必须站立于如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并继续处于形成中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察平台。哈佛之类之所以世界闻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给出多个答案。但有一条也许否认不了，这就是，哈佛之类作为“上层建筑”，生长在一个合适的“经济基础”里。所以，国有高校的改革，产权多元化当属基础性前提之一（尊重办学规律、适当放松监管也是基础性前提之一）。

　　国有高校与国企的改革都需要突破产权瓶颈。但国有高校改革的难度更表现为改革的特殊性。

　　“北大真勇敢！”这不是廉价的赞美。此话出自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之口。朱是当今中国富有改革精神的少数大学校长之一。他在科大发起的人事制度改革远早于北大，但改革“后来都变了味儿，成为一种新的大锅饭”。

　　明知前路多险阻，北大本可以维持现状，按现行的人事体制运作下去。可北大的当家人放着安稳饭不吃，非得去冒这个险。正因为如是，“北大真勇敢”才更具现实意义。而且，与其说“北大真勇敢”，不如说北大的当家人真勇敢！

　　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改革者进程的普通公民，我对北大的改革予以无保留的赞同与支持。但从网上读到北大的改革方案，我敢断定，即便北大的改革能够成功（但愿它成功），其效果也具有局限性。人们不可对北大改革的期望值过高。改革的有限度、改革的难度、改革还有更关键的突破口……

　　所有这些，北大的改革者比外人更心知肚明。对于国有高校的改革——更具震荡力的突破，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