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方，大学一词源自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指有组织的学会或社团。它用来指欧洲教育史上发展至今的“大学”，是在12世纪欧洲文化复兴期间的事。当时的“教学社团”、“教学行会”通过联盟的形式，得到教会的支持，并获得世俗权力的和社会各界的承认和支持，逐渐形成一种大致以教学和研究为目的的精神实体──大学。

早期的大学由于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是和世俗权力相分离的。当时的大学，就已形成以下特点：1、师生自治，包括独立的行政管理；2、资金自筹；3、有一定的教学体制和学位程序。这些特点为后世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所继承，再加上后来的学术自由思想，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传统。

中国的大学教育，有说源于古代的国子监、书院等的。但客观说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应该从晚清开始说起。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可以视作一个大致的起点。也许是中国书院制度和私人讲学之风渊远流长，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快就和西方大学接轨。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之后，至蔡元培治北大，就已经建成西方大学制度意义上的大学。及至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创立，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大学的起点”的标志。此后至抗战前夕，中国已有大学数十所，初步形成规模。在中国早期的大学史上，有几件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并为今人所艳羡的事情，可略为一提。

首先是蔡元培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且不说这是否是西方大学精神本土化的典范，就其本身的效果来看也令后来者神往。蔡元培提出并力行“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后，一时教授云集，声势大振，成为当时全国学术的中心，可以说一举奠定了北大九鼎地位的基础。北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政治、文化甚至中国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其他任何大学无法企及的。其中蔡公之功实不可没。有论者论及蔡氏“兼容并包”时指出，大学之不同于专门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所，即在于其允许多种声音并存，鼓励从事各种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探索与研究。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点，就在于此。而蔡氏在当时条件下，其把握之准确、推行之成功，堪令我等后人叹服。

其二是1928年创立的国立清华大学。谢泳等学者认为清华大学的创立，是中国现代大学起步的标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谢泳等指出，国立清华大学的确是从一开始就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接轨，采用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的办校原则。清华大学1928年建校，但时隔仅仅10年，即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究其原因，其创校而始的治校原则，当为主要原因之一。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校史尝言其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基础，也许不失为一家之言。

接下来就是西南联大了。西南联大常被人看成是一个奇迹。大学联合本非简单易为，何况在极其艰难的抗战时期，而西南联大作为北大、清华、南开的联合，作为北大、清华治校精神的直接承继者，在昆明成功合作九年，创下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对比起当时其他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学风、校风乃至整个大学亚文化，都有许多独特而卓有成效的地方。西南联大所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在后来都成了社会中坚，其中包括一大批学者。这些人无不对西南联大称赞有加、怀念不己。因而，西南联大合作之成功，的确值得称道，也值得后世之人深入研究。

建国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几经波折，“走了不少弯路”。近年我国进行教育改革，提出大学教育与世界文明和国际惯例接轨，又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大学教育理论方法和中国的早期大学（尤其是老北大和西南联大），这也许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意义上的重估吧！

二

在大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中，诸如大学的职能、大学存在的理由、大学与社会关系等等有关大学功用的问题，一直颇受人关注，以至后来逐渐成了“高等教育哲学”这么一门学科。近来国内媒体对此也讨论甚多，其中有批判有感叹有回忆有期望，见仁见智。总之，关于大学功用的问题，颇有意思，可略为一提。

简单点说吧。如前所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意，就是指追求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的“行会”，一帮人聚在一起进行一些问题的讨论。在这点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古典意义上的各国办校的风格，蔡元培曾经加以归纳为英国的养成人格，德国的专重学问和美国的兼及实用。这种阐释其实也包含着对大学功用的概括性认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蔡氏提出“兼容并包”，一下子扩充和强化了北大之功用，改变了原北大官僚书院的状况，其效果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到了现代，美式的大学功用观逐渐占了世界主流。其代表可推加利福尼亚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克尔的讲演录──《大学的功用》。此书认为，大学己经成为“美国教育”和“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和交流中心”，并在书末引用怀特海的话来阐释大学的功用：“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不重视训练有素的智力资源的种族注定要灭亡”。克拉克`克尔和怀特海对大学功用的这种阐释，以及他们对大学的功用和民族的命运存亡相联系的这种看法，对于经过文革洗礼、又身处经济大潮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也许有点刺耳吧！但是刺耳归刺耳，细究起来，今日的中国大学还真未必能少了这种观点，虽然今日我们也就只有远远地羡慕的份儿罢了。

中国学者陈平原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大学的功用起码应包括培养人才、专研学术、沟通精神和教化社会四项。其中，培养人才、专研学术当不致有什么异议。关于沟通精神，陈平原认为，不论东方传统还是西方传统，“沟通精神”都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今日之中国大学，过分讲求实用，事事希望立竿见影，鄙薄不着边际、更不用说离经叛道的“清谈”。长此以往，大学无疑将成为“人才工厂”而失去大学存在的意义。至于教化功能，陈平原认为当今中国大学先是经过文革的洗礼，到后来又成为地方政府力图减轻的经济负担，或者只是实用专利技术的来源。而同时，各级政府又对“众声喧哗”的大学颇为隔阂乃至存有戒心。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之教化功能实际上已经非常薄弱，这与大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看到这里，突然想起曾经有人感叹，说大学昔日为辐射之中心，奈何今日成众光之焦点，大约陈平原的说法，对他来说颇有解惑的意味。

接下来该说一下柯林斯的《证书社会》，柯林斯的观点首先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教育证书在今日社会拥有一种通货性质。基于这一点，柯林斯认为，当今社会的人们花钱上学，尤其是上大学，实在无非是为了买一张证书，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闲散职业，这样，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干部培训所”，而对于学习来说，则是一个极其无效的所在。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论据，包括：学生在校成绩与事业成功程度的微弱关系表明，学校对于实际工作技能的训练是极其无效的；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职业的满意程度越低，从而工作效率也越低；各种专门技能的职业训练，往往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在学校则无能为力；而一张好的文凭，的确可以谋得一个“好”的职业，如此等等。柯林斯的观点当然不乏偏激之处，或者有点黑色幽默。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管如何评价柯林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对于我国大学教育的许多侧面来说，的确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系，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