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推行的双语教学计划，作者在《对高校推行双语教学的思考》(2002年5月万维读者网教育与学术，人民网强国论坛)一文里已经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不顾实际教学效果，轻率地把大学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纳入为英语教学服务轨道上来的做法不仅是短视的，而且是愚蠢的，最后只会收到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结果。但是，文章发出去以后我却突然想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既然这种政策不合理并近于荒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校争先恐后地推行呢？为什么各个学校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而要一哄而上呢？难道这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实际后果吗？难道从事一线基础课专业课双语教学的教授都认为用英语讲课能与学生进行更好的课堂交流并能进而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最新科技信息吗？难道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都愿意为了有限提高中国式英语的听说能力而对事关自己前途的专业课基础课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吗？根据我的判断，都不是。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出在我们的大学早已丧失了它应有的独立精神！

大学是培养能够感受真善美、具有独立人格与尊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人才的摇篮，是人类先进文化和思想产生与传播的主要基地。大学的目标和使命注定了大学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因为追求真理和完善人格都需要民主与自由的宽松环境，而独立精神正是大学真正实现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最根本的保证，也是大学根据自己实际需要和条件制定长远发展计划并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前提。因此德国教育家雅斯贝斯在其著名的>一书里特别强调独立精神的重要性，并认为独立和自由是大学生命的首要原则。

仔细考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世界著名大学虽各有特点及传统，但无一不具有很强的独立精神，使大学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从而不受国家政权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学术自由。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虽然不断为大学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但他们绝没有权力任意插手大学的管理事务，更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而只能通过立法和董事会章程规范其办学。大学校长多数由校友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选举产生，政府不可以凭权力直接任命。所以校长主要对大学和师生负责，教授和学生才是大学真正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哈佛大学校长才有勇气拒绝给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耶鲁大学的校长才敢在自己上任后的第一篇演说辞中理直气壮地警告政府不要把自己当作民众的思想保姆；牛津大学的校长才会认为大学必须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剑桥大学的校长也才能令人信服地将剑桥令人惊叹的诺贝尔奖纪录归功于高度的学术自由和活跃的文化融合。

反观我国现在的大学，政府不仅任命校长，通过党委直接负责大学的管理，还详细制定教学计划把政府所认同的主流思想灌输到大学教育中去。这种把现代大学纳入政府机构的做法，完全使大学行政化，极大地压制了其独立性和学术自由。深入分析我国高校目前存在的管理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严重，教学质量下降，学术腐败不断，以及学校没有特色，一切随上级指挥棒而动等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不与大学缺乏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直接相关。从五十年代的院校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打右派拔白旗，六七十年代的先停办后工宣队进驻，到八九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最近几年拉朗配式的高校合并，虎头蛇尾的“211 ” 工程，和不顾后果的双语教学等等，几乎全是政治挂帅或长官意志的产物。这种政治挂帅和长官意志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独立精神的完全丧失和学术教育的停滞不前，最终将导致民族创造力的衰竭。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大学为响应国家号召纷纷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有些学校甚至宣称要在建校100周年或120周年之际，即在未来10-15年内达到这一目标。为此他们邀请著名大学的校长来华演讲，配遣代表团出国考察，以明了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要有一流的师资，特别是要有能得诺贝尔奖的大师，还要有一位杰出的校长。于是，国家在无钱真正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拨百亿元专款支持几所重点大学向世界一流迈进。我们的大学也通过高薪高位及其他方式开始从国外聘请一流人才，并试图通过人事改革打破教授铁饭碗来激励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使他们将来一个个都变成一流的学者。客观地说，这些措施对改善大学的教学科研条件肯定会有帮助，我也不否认建设一流大学确实需要雄厚的资金，一流的师资，和善于管理的杰出校长。但是我认为，他们忽略了建设一流大学最需要最关键的前提和保证：大学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大学一旦丧生了独立精神，行政权力就会乘虚而入，官僚作风就会阴魂不散，再雄厚的资金也会被层层侵吞、摞用和浪费，再杰出的校长也会屈从于权力在夹缝中生存。而没有真正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引进再优秀的人才也会因创造才能受到压制而无所作为。人才的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就象树木的成长需要适宜的土壤和阳光一样，不注意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为他们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就好比把别人家园子里很旺盛的果树移植到自己屋檐下而又不给阳光和养料一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枯萎不振，更不要指望它能结出鲜美的果实了。所以，没有真正的大学独立精神作保障，没有真正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作前提，一切努力和改革都只能是隔靴挠痒，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也会随之成为泡影，最后还得落个东施效颦的笑柄。

经常从网上报纸上看到有人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象胡适鲁迅那样的学者和作家？为什么五十多年还没有产生能获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对前一个问题，我认为朱健国在其“鲁迅精神与北大精神” 一文里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他在分析了鲁迅与蔡元培、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后总结说：“为什么今日无鲁迅？因为今日已无七十年前的北大与北大精神。没有真正的北大精神，就自然不会有《新青年》之类的新文化杂志，自然不会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类的新文化号手，也就自然不会有真正的鲁迅与鲁迅精神。” 这里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包并，思想自由” 。而对后一问题，前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和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曾联名撰文指出: 要产生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一是需要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设备，二是需要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适宜的工作环境。虽然两位先生没有明确表明产生重大科研成果需要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但我认为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才是科学家最适宜的工作环境。由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使我国对学术问题的评价长期受到政治的影响，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往往成为学术问题的最终裁判，求真求实随时被诬为犯罪，从而严重扭曲了科学的评判标准和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更使得教师和一代代学生丧失了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政治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日益减轻，但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离真正的学术自由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所以，要想真正建设一流大学，要想真正使我们的大学涌现出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成果，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彻底打破行政化的大学管理模式，给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大学真正恢复应有的独立精神。同时，要尽量避免把正常的学术之争上纲上线成为政治问题，更不要因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与政府相左的意见和建议而压制学术自由，人为设置学术研究的禁区，这样才能逐渐培育起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气氛。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适合国情的政策建言，负责任的政府应更广泛地听取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民情，更准确更及时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经，从而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和走弯路。如果为了维护表面的步调一致而只容许民众发出一种声音，这样虽然看似稳定，可是一旦一步出错，将可能全盘皆乱。因为听不到来自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声音，我们的社会也就失去了必要的预警系统，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和不可想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中也明确地指出：高等学校及其师生应该无条件地享有学术独立与自由，以保证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严肃性的同时，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从而积极地维护和传播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等社会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并通过经常分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倾向，加强其预测与批评功能，构成一个预测、预警与防范的空间。

不要担心离开了政府的直接管理，大学就找不到优秀的管理者。有些人可能要问：五十年来我国出现过几个象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教育家？又有几个大学校长真正精通教育理论并有自己的办学理念？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还是得从行政化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大学缺乏应有的独立精神去找根源。我认为，一旦大学恢复其独立精神，一旦教授成了大学真正的主人并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先不要说学习西方著名大学的管理经验，单是恢复蔡元培先生和梅贻琦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就倡导的“兼容包并，思想自由” 和“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等优良传统，一大批有思想懂管理的人才就会通过公平竞争走上大学的管理岗位，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就会脱颖而出。有了杰出的校长，有了优秀的学者，再加上国家适当的投资，又有大学的独立和学术自由作保证，我国高校目前存在的许多弊端就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到那时，我国的大学距离真正的世界一流也就真的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