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谁不能反对改革，即使对北大教育改革批评最为剧烈的人，也是赞同改革，只是如何改革观点不同。当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即使明知改革的后果比不改革的后果还糟，人们还是希望改革带来的机会可能可以避免这一点。

北大教育要有成功的改革，只有理性、审慎的规划才有可能。甚至可以说，理性、审慎的规划只是较为成功的改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改革的结果，往往与改革的初衷，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即使如此，人们没有其他选择，还是必须坚持理性、审慎的规划。历史中有时候良好的结局往往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是人们无法制造偶然因素来促进改革。

北大有没有对改革“先谋于局”？

此次北大人事改革首先朝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开刀，把北大的教师将纳入到一个以聘任制、分级流动制和学科“末尾淘汰制”为核心的机制之中。教学和学术研究是大学体制的主要内容，因此从表面看起来，本次改革似乎是从根本处入手。其实不然，改革牵一发而引动全身，如果方案没有建立在厘清困境的根源基础上，会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改革便是一场冒险或赌博。

早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政府对高等学府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屈从于权力，由此造成大学内部的僵化，造成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固步自封，和学生丧失了创造性。

政府对高等学府统得过分的管理是通过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进行的。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无所不包，便需要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这样造成大学内部结构失调。大学中甚至学术权力也被行政权力统管起来，这样行政管理权力很难与学术权力分离开来，妨碍了大学学术水平的提升。 阻止北大学术水平提升的最大障碍是来自统得过死的行政管理，而不是学术体制本身。在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教师处于弱势，现在改革首先朝教师入手，又将教师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按照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回答我提问时的说法，北大领导也有对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进行改革的想法。但如今只是教师改革先行的方案，而没有对行政管理改革与教师改革的关系做出理性细致的论证、规划，就有可能在北大领导对行政管理进行改革之前，由于教师面对行政管理人员更加弱势的地位，不良的行政管理会进一步造成学术研究状况恶化，以及造成教师的对抗情绪，而使北大教育改革更为艰难。

所以，在走出任何一步之前，北大的领导都应该扪心自问，是否对改革全局形成清晰周全的规划。

这是不是一场“刑不上大夫”的改革？

此次北大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领导改革的组织框架分成北大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和人事改革工作小组。这两个小组的构成人员都是正教授，也就是说，本次的改革方案对他们利益影响不大。如此难免很多人把这次改革看成是既得利益者对他人的改革，从而引发抵触情绪。

按照方案，不能说对正教授没有任何损害，少数正教授也可能被迫走上比副教授更差的岗位，但是学术评议是主要掌握在那些正教授组成“教授会”手中，很难公平地运行。

更大的怀疑还指向北大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和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成人员本身。他们必然是“教授会”的成员和领导，如果对他们的学术评议不能保证是公正的话，改革措施将会遭受严重怀疑。所以必须像较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那样有监事会监督董事会一样，北大还必须成立类似监事会的机构，监督北大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和人事改革工作小组。

另外，在形成制度时，必须假定领导北大改革的领导们都是自私的，如此才有可能避免他们从改革中获益或避免损害，才能制定出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规则。

北大人将来会不会变成理工科大学？

近代以来为北大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由于在过去十年之中被严重漠视，长期营养不良，如果如今实行学科“末尾淘汰制”，会加剧目前某些文史哲基础学科已经恶化的学术环境，甚至这些学科有可能在未来的十来年内被淘汰出局。那么北大将不再是一个综合性大学，而逐渐变成理工科大学。

目前对北大人事改革方案反映最激烈的是北大文史哲方面的教师，而理科方面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用经济改革的方法对待学术环境是违反教育规律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此可以说，该方案体现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对立。

如果是一个全局性的方案，就应该兼顾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估计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价值，这是这次北大教育改革方案最大弊端之一。(7/17/2003 1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