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长自宫表演给谁看？——评极右势力的“曲线宪章”　　

最近，围绕中国的前途命运左右两派正在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南方系”等卖国媒体及一些大学的的校长教授等组成的“宪章派”，企图通过“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搞垮共产党，进而把中国带向完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但是，随着中国民生问题的集中爆发，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私有制并不能给普通人带来幸福。重庆的唱红打黑使得重庆“风景这边独好”，胡锦涛总书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科学发展观，尤其是最近各地对毛主席的纪念活动，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即将回归的感觉，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宪章派”，使他们加快了步伐，请看下面的报道　　

据介绍，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　　

　　复旦章程旨在“分权”　　

　　复旦有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并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些意见将是学校领导执行学术决策的依据，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复旦大学是教育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杨玉良斩钉截铁地表示，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在杨玉良看来，权力属于一个群体，“如果有教授跟我讲某某学科很重要，我作为校长就大笔一挥批复500万元，这是很危险的，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作为一个管理者，把所有重要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会让规章制度不健全，而应该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　　

　　他以耶鲁大学为例，在做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都不是赶时髦，人们可以说他们进步不快，但“其进步总是有选择和基本正确的”。　　

校长称理想要照进现实　　

　　“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58岁的杨玉良如是说。　　

这段话，充分暴露了杨玉良教授的权力观，首先，他认为权利是个好东西。其次，杨玉良教授认为权利应该属于一个群体。从他后面的话中不难看出，杨玉良教授所称谓的“群体”就是“教授委员会”。他们的民主自由是应该属于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绝不是人民大众，这个群体是“教授委员会”似的精英群体，绝无普通大众的份。这就充分暴露了“宪章派”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本质，其鼓吹“宪章”仅仅是向中国共产党夺权的手段，一旦成功，他们的“宪章”就会要求权利应该属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总裁无论怎么分权，也是人家内部的事，权利绝没有普通大众的份。非常感谢杨玉良教授的表演，让我等大众看透了你们宪章派的本质。

这段话，还暴露了在我国的许多大学的一个通病。那就是好多大学的校长教授普遍患有的“文化软骨病”，他们处处以美国文化为圭臬，毫无自主创新。很难设想这样的大学培养的学生能有多大出息。也难怪有了钱学森教授只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这种大学校长教授的“文化软骨病”就是钱学森教授的答案。

既然权利是个好东西，那么杨玉良教授为啥还舍得忍痛割爱而“分权”呢？是杨玉良教授道德高尚吗？是杨玉良教授真的想向复旦大学的所有师生员工实行大民主吗？都不是，那么杨玉良教授近乎自宫式的表演到底有啥企图呢？这从南方系等汉奸媒体的解读以及他后面的发挥已经给出了答案。你看他们把“章程”解读为“宪章”，把一所大学比拟为一个国家，并形象的和美国的一些大学做了对比。这无疑是宪章派对将来的“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场政治预演。其分权自宫式的表演其实是为了夺共产党的权。别看许多大学的校长教授声嘶力竭的高呼“教育要去行政化”。其实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权利的追求。很多教授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无时无刻的不在贩卖他们的“宪章”黑货，而这些东西和他们所教授的科目一点也不沾边。三十年了，中国被各种“自宫”式的改革害苦了，我们这次万万不可在上了杨玉良教授“自宫”表演的当。

“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58岁的杨玉良如是说。　　

我们希望作为大学校长的杨玉良教授把话说清楚，你的“理想的灯塔”究竟是指什么？有啥可保密的？我们都不想过河了，你就别在那里摸石头了，都58岁了，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