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网名blee1的网友发了两篇关于燕京大学的帖子，帖子是用繁体字写的，但是仍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很早就读过司徒雷登传记，但是还是不太明白，闻名中外的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为什么被撤销？这个学校是司徒雷登一手创建的，资金主要来自美方。名义上是教会大学，实际上是一所综合大学。由于管理有方，资金充裕，燕大吸引了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来校任教。爱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燕大短短三十年便一举成为举世闻名的著名学校，和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都建立了关系。燕京大学培养出了大批顶尖人才，当时中国新闻界90%以上记者都出自这所大学，当年参与报道日本投降仪式的记者就毕业于燕大。

blee1在文中谈到了燕大复校的问题，我也曾经思考过。燕京大学是私立学校，投资方主要是美国人，解放后燕京大学被取缔，也没有给美国的托事部打招呼。司徒雷登曾为燕大受到的不公平遭遇感到非常伤心，也表达过抗议，但是，由于中美敌对，几乎没有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商讨的空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燕京大学是被没收充公，然后取消的。我不知道国际法上是如何规定的，但直觉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司徒雷登的妻子1926年去世后就埋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从此没有再婚，一心扑在燕大的建设和管理上。司徒雷登临终遗愿是把骨灰埋在燕园，和妻子葬在一起，可是竟被当局拒绝，三年前辗转埋在杭州。那里是他父亲传教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之地。现在燕园里有斯诺墓，斯诺当年只是燕大的教授，而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司徒雷登竟然不能魂归燕园，是很说不过去的。

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给这位有恩于中国人民的教育家定了性，他辛劳一生所成就的一切被湮灭，这是不公平的。现在是为司徒雷登平反昭雪，重新认识、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美国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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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初进北大，深为校园之美丽风光所吸引，湖光塔影，小桥流水、松柏叠翠、绿草如茵、雕梁画栋、曲经通幽，真是美不胜收；博雅塔、临湖轩、未名湖、南北阁，无不透着诗意和书卷气息。

听人称北大为 “燕园”，一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才得知，原来这块风水宝地并不属于北大。1952 年中国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从东城沙滩迁到了燕园。但是北大人不忘旧，仍然深情地把北大称作燕园。

燕京大学的名字是和司徒雷登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司徒雷登，就没有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被撤销后，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随之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着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

司徒雷登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生于中国，长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五年。他当过传教士、神学院教授、大学校长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1949年8月，他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黯然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中国。毛泽东专门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他送行，也让他的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

1876 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从小跟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他回美国读书，1899年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 年被按立为牧师。1904 年回到中国，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各地布道，1908年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

1918 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酝酿合并。美国南北长老会决定把筹办新学校的重任交给司徒雷登，要求他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接受了挑战。

1919 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所新的大学。为了拟定合适的校名，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组成，最后确定校名为“燕京大学”。

1919年6月司徒雷登抵达北京履新。新学校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经费紧张，只有五间教室，一间可容一百个学生就餐的饭厅，同时兼用作会议厅和布道厅；另外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为了寻找新校址，司徒雷登骑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终于找到了清华大学堂附近的一块地方。这是明代米万钟家勺园的旧址，当时已成为山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1920 年夏天，司徒雷登专程前往西安，拜会勺园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打算花30 万两银子购买这个园子。可是洽谈结果是仅花了6万大洋就买到了这块地，而且，陈树藩还慷慨地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了奖学金。

本来司徒雷登就任校长的条件之一是不负责筹措建校经费，可是形势所逼，筹措经费竟然成了他的主要活动之一。他上任不久就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集资金。这位哈利卢斯就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司徒雷登推荐哈利卢斯博士为燕大副校长，其实就是给他一个头衔，好方便他在美国筹集建校资金。卢斯担任了燕京大学纽约托事部的副主席，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四处奔走，为燕大募款。同时，刚刚在美国毕业，并已经接受燕大聘请的洪业也奉命和卢斯一道从事募捐工作。向人要钱不是个好差事，后来洪业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是街头演出的猴子，卢斯是摇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可见筹款之艰难。

1921年，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查理斯马丁霍尔维为燕京大学捐款，燕大陆续在北京西郊购买了好几处地产，包括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合计共有780 亩，同年开始动工兴建。

1922 年，司徒雷登利用回美国向教会团体报告燕京大学筹建情况的机会，开展募捐活动。在以后的十四年里，他先后十次返回美国进行募捐。为了给新建的燕大筹款，他不得不“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乞求”，为此他竟“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一次总是在旅程完结时消失”，司徒雷登在回忆这段筹款经历时感慨道：“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为了筹款，他想方设法结识了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富豪，并获得他们的大宗捐款。在1936 至1937 年度，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燕大的资助占学校资金的11%，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1%。为了给燕大筹款，本来对打牌毫无兴趣的司徒雷登竟然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牌，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写上燕大。为了争取得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捐赠的遗产，他连续几年与执行其遗嘱的美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和律师保持密切的联系，除了给燕京大学争取到150 万美元的捐款，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了一笔巨额款项，总金额高达640 万美元。1922 至1936 年间, 司徒雷登仅在美国就为燕京大学募得2000 万元。

司徒雷登还想方设法把燕京大学的学系和国外的学校和相关的基金挂钩， 争取他们的支持。燕京大学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苏里大学先后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更使燕大在国内外名声鹊起。

司徒雷登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为燕京大学进行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整个校园共占地770余亩。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和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四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1926 年夏，新校舍基本落成，一座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校园展现在世人面前。蔡元培题写了“燕京大学”四个大字，悬挂在校门上。

同一年，司徒雷登的夫人去世，安葬在燕园。从此司徒雷登没有再婚，他说，“燕大已经成了我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家庭。学生们常常自己讲，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

为了吸引名师来校任教，司徒雷登竭力为他们创造理想的教学和生活条件。燕京大学在教职员住宅的建设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筑材料多由国外进口，制作门窗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红松，把手也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着打蜡地板，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家门前屋后都有一个典雅的庭院。由于经费充足，校园环境优美，待遇优厚，燕大吸引了一流的数授，比如向达、翦伯赞、陈垣、顾颉刚、马寅初、陈岱孙、吴文藻、张东荪、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张龙翔、王力、林焘、朱光潜、沈同、林庚、郭绍虞、郑振铎、俞平伯、周作人、许地山、钱穆、侯仁之等，都曾在燕京大学讲过学。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迁往内地，但司徒雷登选择了坚守。他在燕园升起了美国国旗，并在大门上贴上告示，不准日军进入燕园。因此，北平沦陷期间，燕京大学是唯一留在沦陷区而不受日伪管制的高校，称作“孤岛”。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关押了好几年。

燕京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奇迹，它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便从不名一文的末流学校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它只存在了短短三十三年，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已经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燕大为中国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顶级人才，五十二名两院院士毕业于燕大。甚至1979 年邓小平访美时，三分之一的访问团成员都毕业自燕大。

最近看到流沙河的一篇演讲稿《中国人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我想，那是他用亲身经历凝成的肺腑之言。

燕京大学是新中国错误外交政策的牺牲品。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确立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 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9月，在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又把“一边倒”方针被定为国策，其实质内容就是“联苏抗美”。四徒雷登黯然离开了他挚爱的中国。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先是跟着苏联瞎折腾，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后来又“兄弟”阋墙，和苏联反目，大动干戈。中国白白耽误了几十年宝贵时间，被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才走上了正路。

三十年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够宽厚的了，资金、技术、市场全面向中国开放，每年忍受着上千亿的对华贸易逆差。虽然美国国会经常指责中国政府，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有错误，而且坚持错误不改；但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美国人对中国人不是“居心叵测”，中国领导人需要放开心胸，改正错误，认清敌友。流沙河说中国人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事实如此，司徒雷登就是最好的证明。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考虑恢复燕京大学，以告慰这位献身于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美国人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