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也是这样枝条飘绿的季节，正读高中三年级的我被告知保送入北京大学。当时的 条件很不错，文理科可以任选一个系。结果我的第一志愿填了社会学。不少老师和同学们 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不选法律、经济这些热门？我的父母也不理解。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 不知道社会学为何物，只不过望文生义，觉得社会学必定讨论事关国计民生，是"伟大"的 。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对妈妈说的一句话：

如果要是去别的学校，我就会挑一个热门；但既然是要去北大。我就只能做一个特别的选 择！

父母因此欣然同意。不错，"北大"这两个字在我当时少年的心里是激起一种牺牲的愿望的 。

我真正的北大生活，却开始于我对北大的两个不满意。

1991年我们结束一年的军训，满怀欣喜回到燕园，但那时候的文化空气十分沉闷，最热门 的话题是知识分子下海办公司，学生们强调的就是学好英语赶快出国。没有讲座，没有讨 论，一片凉气。在1991年纪念"一二·九"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禁不住发出了这个疑问 ：我心目中的北大在哪里呢？"世俗化"（那时候已经知道这个词）固然是一个趋势，但是 不是要全社会的青年都去树立"鸡窝式的理想"呢？这是我第一次在北大的公开场合发言。 当时说那样的话多少是有些傻呵呵的，但居然还给不少人留了印象。多年以后当时在场的 一个人还对我说："真想不到你们中还有这样有热情的！"是啊，热情，它本来不就是我想 象中的北大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在北大的起点吗？

第二个不满意是针对我们系的"社会工作"课程的。这门课主要是从香港引进的，课上讲的 是各种实务操作中的详细技巧和原则，上课时黑板、笔记本上满满登登，累得够呛，下了 课却脑子里一片空白。都说学生是最爱抱怨发牢骚的，我不满现状，也想"发而为声"。但 一要发声，我就琢磨，这课究竟是什么地方让学生不满意呢？要让学生满意该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达到让学生满意，又要怎么改呢？我趁着一个周末的晚上（ 周末宿舍不熄灯），洋洋洒洒竟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最后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教改方案， 提出要把授课内容分成"三大版块"云云。到礼拜一斗胆呈给了系主任。"万言书"的具体内 容早已遗忘，而当时那股思考的快感，层层深挖并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的快感，却至今和 那个夜晚的那片橘黄的床头灯光一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记得自己在那以后还写过一篇名叫《第三位先生》的文章。说的是在"德"、"赛"两位先 生之外的"穆先生"（道德）。强调我们过去讲道德、讲文化，总把它们当作已经戴在头上 的帽子，当作终极的东西，而我们实在应该把它们摘下来，拿在手里看一看。它们其实都 只代表了人们在一定时期的生活实践而已。这个观点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它也表达 了我对北大同学爱讲"文化"，而且多少有点文化至上甚至文字至上的倾向的反思。通过这 一段的学习，我在热之外，又多了些冷。或者说，我在没有充分感受到北大之"热"的时候 ，又开始体会到它'冷"的一面的魅力。这正是北大的学术和理性的魅力啊。

在后来的五年多时间里，我基本上就做了一件事，调查北京一个自发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 区："浙江村"。一个大二的学生，就凭一个红塑料套的学生证和系里的开的介绍信，到各 个部门问这问那；又到出租车都不敢进，人们一谈就变色的社区里和流动人口同吃同住， 而且后来居然还在那里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帮助他们改善社区生活，多少也是有点不寻 常。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调查报告的初稿一出来，就受到学校有关部门和老师的称赞 。又经学校推荐，获了全国性的奖。同学们也鼓励颇多，我一时竟成了学生中的小名人。 很多人，特别是北大之外的人，对我用这么长的时间就做这么一个调查很不理解：五年来 讲来讲去就讲这么一件事怎么不烦？我想这首先离不开北大的鼓励。年轻人做事情是要鼓 励的。北大制度化的教学体系虽然也在日益完善，但是它却从来不鼓励学生只在这制度的 死框框里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对各种超常规的发展则分外给予肯定。不但"民间"如此 ，"官方"也是这个口气。北大从来不是月饼模子，而只给你一片肥沃的土壤，一片多彩的 天空，这是我们北大虽然"生产人才"的效率不高，但却能姹紫嫣红，一定时候还来个横空 出世的重要原因。

但表扬只是一个外在因素。大概任何真正持久的事情都既不能靠外面的轰轰烈烈，也不能 只靠自己咬牙切齿来坚持。现在回想起来，我是走了这样的"双轨之路"，我把自己的一半 放在北大，把另一半放在"浙江村"。在这边，我不断在读书讨论中体味北大，不断从这里 汲取新的感受、理解；在另一边，我又到"浙江村"去实践这些感受。正因为我这边的所汲 之水源源不断，我对自己的园地也就自然灌溉不辍了。而我从北大汲取的这精神之水．也 是今天我要离开北大的时候所体会最深的，正是北大的冷热相济。

北大终究还是"热"的。这"热"，不是社会上的"燥热"。生怕踩不到热点，生怕自己赶不上 这趟那趟的机会班车，天天满怀希望，却又未知所终，这可能是眼下我们这个高速变迁的 社会中的典型心态吧。北大近年来虽然也未能完全免躁，但这里的人们却明确地坚持了一 种超乎自己个人忧喜的社会热情。一个新生来对我说，他在未名湖边听见有一男一女吵架 ，仔细一听却是在争论一个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大为感慨。是啊，这类的热烈吵架， 多少年来就一直是北大的典型风景！本科时我住28楼（身居三角地中心，据说是一栋有丰 富传统的楼），旁边是政治学系的宿舍，大家来回乱窜，一会儿争论一个新观点，一会儿 又策划一个新活动。有时候已经熄灯入睡良久，却会听见门外有激动的声音喊你，硬是把 你拉到冰天雪地里听他的新心得。一时间真感到满楼道僻里啪啦的思想火花。

北大又是"冷"的。这冷，当然更不同于社会上的冷漠了。这是我们的理性传统、我们对学 术的崇尚，所赋予我们的冷静，我们独立思考、只相信事实的态度。北大的学生难糊弄、 难煽动，就有这个因素在里头。我们的多怀疑、少媚俗、不愿趋炎附势，也都是这"冷"的 延伸。

而最可贵的是，在北大，这一冷一热被结合在一起。热情，决定了我们对哪类问题感兴趣 ；冷静，又决定了我们要用科学来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大概在80年 代，北大学生群情激昂，要求政府对日本经济制裁，一位著名教授却办了一个逆潮流的讲 座，强调了一个民族在腾飞之时所必然要承受的屈辱。讲完了，教室鸦雀无声，教授退后 两步，自己鼓掌。随之整个教室也掌声如雷。这位教授的思考，不就是热和冷的结合么？ 我们北大同学爱说的"追求真理"，"谬误归于我们，荣誉属于真理"，不也是要以最热的态 度来追求最冷的真理么？

只有冷热相济，才能冷热相长。我听说社会上对北大学生有一种议论，可以归纳为"先热 后冷症"：在学校（或者是在低年级）的时候热，一心要做天下文章，甚至两脚都不着地 ；而到了社会上（或高年级），受一点挫折，却一下子老气横秋，甚至恨不得要过隐居生 活了。我认为这种评论有它中肯的地方。这种症状的原因也正是在"热"里头少了些"冷"的 因素；为热而热，没有把这热情建立在对社会的实证的观察和思考上。即使像北大这样的 地方，也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有各种乱七八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我们只说她是 "文化的象征"、"精神的家园"而不看到这些现实存在，到头来很可能就要失望。热情不仅 不能持久，更难以被化为实践--因为只有清醒地面对现实，我们才知道要拿热情去改变什 么！同样的，冷也离不开热。现在人们很强调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这对研究的操作过 程而言是对的，但我认为，至少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毕竟不是会计算账甚至母鸡 孵蛋，它不是一个技术流程，它需要人的感情的投入。你是把自己和你的研究对象都看成 一堆洋白菜，还是把他们看成一群和你共同命运的实践者、历史创造者、有欢乐有追求有 苦难的生活着的人，你的研究旨趣、你所提的问题、你的观点就是会不一样的。我们的社 会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需要北大这样的知识分子群，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他们 比别的社会群体更能超越自我的局限，对整个社会提出系统的思考。思维将是冷峻的，而 思想则应该是滚烫的！没有纯粹的理性，没有必要刻意回避价值，因为价值本来就是我们 人之为人的重要的内涵！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强调经世致用，强调思考和社会实践的密 切互动，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很好的传统，也是我们北大的重要传统。我们常常互相鼓 励要建设"中国学派'战者是"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认为这是北大下个世纪的首要任务之 一，那么这种传统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这个建设中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滚 热的关怀之上，我们才能树立和西方不同的思维体系。

这些年我所逐渐形成的，也让我最得意、最愉快的感觉就是：面对这个社会，我总觉得有 问题非要去搞清楚，非去回答不行，尽管其过程必然艰苦而且乏味；同时也总有问题让我 觉得在逻辑上是这么引人人胜，在理论上又这么有挑战性，禁不住要去搞清楚。北大和" 浙江村"，一雅一俗，似乎可以说是社会的两极，而冷热精神使我能把大推的思想和大俗 的事实不断沟通和互动。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思路将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学术的发展、 北大的发展、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也将需要这样的既冷又热。北大八年寒暑，五载"浙江 村"，初识炎凉，冷暖自知，初步体味到这冷热之间的生命况味，也可算是我这些年没在 北大枉呆一场！

我这片小树叶终于是要离开母亲的枝干了。但我所体会到的冷和热，都是超越了对自我的 考虑的。冷热再相调，也无法保证舒适体面的个人生活。在要离开母亲的时候，我又突然 面临了这样的尴尬。我也惶惑。但最后响在我耳边的却还是当年我自己和妈妈讲的话的继 续：

既然已经这样地走过了北大的校园，那就接着这样走下去吧！

作者简介项飚，1972年生，浙江温州人。1990年保送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1995年开 始攻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