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交易在中国早已经是一种常态了。而更糟糕的是，随着“教育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官员们“知识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有钱人的“教育投资”欲望也愈发旺盛。这样的大环境下，教育不堪其双重冲击，教育“产业化”演变成了教育婊子化。

如今，买文凭在全国各地大小官员中也成了一种常态。从名牌大学到重点大学、普通大学，直至函授。现在，我们官员们的“知识化”水平相当高，即使是政府一般工作人员也基本上达到本科以上文凭了。

应该肯定：国家对干部知识化的要求的确对提高官员的素质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改变过去政府官员主要来自转业军人的用人方式，公务员社会招聘是个非常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制度上的先天缺陷，这种对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也给教育界、知识界带来了灾难，腐蚀了学术风气。此外，教育金钱化产生的不公，断绝了底层通过教育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希望。其问题之严重，恐怕远远超出最初设计者的预料。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

社会分层的标准一般有三个：经济、权力、声望（马克斯.韦伯)。其中，衡量声望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在西方社会，按不同的分层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是不重合的。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若按教育水平划分，大学教授、博士等，社会地位最高，但他们一般并没有政治权力，且经济收入相对也不很高；若按经济收入划分，那些企业家、CEO们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学历也并不高；若按权力划分，总统、州市长们和议员们社会地位最高，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学历也并不很高。在法治成熟的国家，是绝对不允许权钱交易和买卖文凭现象成为社会常态的。也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社会分层标准（术语称，不存在社会分层中轴），整个社会结构具有弹性。各层间，人们容易互相交往和沟通，不同地位的人们也很容易获得心理平衡。例如钱和权上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学教授，对企业家和议员们，会通过学术成就获得自我价值的补偿。。。。这样，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

现在中国学术、教育界界腐败，新闻界势利。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很容易得到其他两样东西。除了我们常见的权钱交易，还可以用权力换取文凭，以及通过同样腐败的媒体获取名声。在中国,只要有了权力、经济收入、声望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换取另外两样东西。这种分层标准高度重合的刚性社会结构，使得各社会层际间很难交往、沟通和流动，形成社会阶层的断裂带和分裂。生存的艰辛和对未来的绝望，使得底层对上层充满敌意和仇恨。很容易铤而走险，引起强烈社会冲突。

本来，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极其宝贵的发展资源，然而。如今的“教育产业化”却如同一个掠夺性采矿者，为了其在一条矿脉上获取暴利而不惜毁坏整个矿山。

更可悲的是，在利益和高额垄断利润的驱使下，这种近乎疯狂的“产业化”如同爆发的山洪，靠现行制度是根本无法遏制的。

以我之见，以现行教育部门对教育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教育信息的完全不透明，现在的这种治理方法，不但起不到什么成效，反而会在未来强烈反弹。在低风险高回报的“教育产业”中，为了巨额垄断利润铤而走险者决不会因为你杀几个倒霉的猴子就能镇得住的。

中国民众的忍耐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望子成龙的希望上的。而这种“成龙”的希冀主要是寄托在子女教育上的。现在，这种希冀正渐渐化成泡影。

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存在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威权人物。一群在极左造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绝望民众，再加上任上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没有社会责任感而忙于一己私利的。这样的社会将有什么样的未来？恐怕不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