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杂志2003第9期“女乞丐之死”一文，让人震惊。42岁的李文兰是陕西省的一个农民，在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去四川半年后，对亲人的思念驱使着她走向了寻亲之路。家穷无钱，在别人眼中，她成了乞丐。她没有想到，还没有走出陕西，她就死了―三个中学生在一天夜里殴打并折磨了她，其后，一个乞丐所能遭遇的厌恶与冷漠，又使她因错失抢救良机而最终死去。

　　震惊之于，不由得深叹：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和天空，缺失了诸多东西。

　　首先，我看到了国家救济制度的缺失。李文兰一家因火灾而穷困不堪，这中间，我们没有发现“制度”对其一家伸出援助之手。李文兰的丈夫携子回四川探亲，由于“非典”而被困在家乡半年，李文兰思亲心切，准备寻亲。没钱，她只能以乞丐的身份上路。可是，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啊！

　　其次，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农妇自身生活常识的缺识。身无分文，却要从陕西走到四川，漫漫长路，不亚于红军的二万五。一身脏臭，如何蹭上车？几年前从保定回家，发现列车员把一个买不起票的老农哄到洗手间门口，掂起他的行礼－一个脏兮兮鼓囊囊的破尿素袋子，作势要给扔车下，老汉千求万求，把行李求了过来。但列车员发话了：下一站下车，别再让我看见你，否则，真给你扔掉！再说了，即使能混上车又能怎样？孙志刚的死，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一个对社会常识懵懂无知的农妇，一旦远离家门，就意味着不幸。事实上正是如此，李文兰尚没走出陕西，就搭错车，走迷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就走向了不归路。现在的环境，没有特殊情况，最好不要走出家门，这是常识！我是高校教师，学术水平高，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啊！

　　其三，我看到了教育的缺失。三个中学生，残忍毒打一个想讨口饭吃、饿得无任何还手之力的乞丐致死，其手法之恶劣，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让人怀疑，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作为一个师范学院的教师，不由得倒吸凉气。我相信，这些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肯定也编过自己扶老人过马路的故事。这里，我看到了教育的巨大缺失，人文教育的缺失。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脱离假大空的政治伪道德教化，不能转向于基本的人文教育，那么，类似的悲剧仍会不断的出现！

　　其四，我看到了公安部门行政作为的缺失。孙志刚以自己鲜活的生命，换来了新的收容制度的出台。可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不该收容的它收容，比如孙志刚；该收容的它又不收容，比如乞丐李文兰。不由得让人怀疑，收不到收容费，有关部门是不是就没收容的兴趣了？不但不收容，二里镇派出所还怕脏了自己的车，用借来的农用车，把李文兰扔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界，事情干得真够干净的。当地人发现李文兰尚活着，向二里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负责人尚龙德一看人还活着，遂“态度非常庄严地说，人没死，你们报的什么案，打的什么110”？负责人说得对极了，我们当地的110也是这么个意思，百姓报案：某地有人打架！110则问：死人了没？百姓：还没死。110：没死？那让他们慢慢儿打吧！总之，某些公安给人的印象是：只管收尸！让人生气的是，二里镇派出所的行为，不但是行政不作为，把垂危的公民扔至荒山野岭，简直已经有了杀人的嫌疑，如何不叫人齿冷！

　　其五，我看到了医生最基本道义的缺失。二里镇中心医院医生李创民，面对频死的李文兰的求救，只是一个“不搭理”。这么一个要命的不搭理，让人怀疑，三个代表的春风，没有吹到二里镇那个旮旯。但是，　既使在黑暗的旧社会，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医生，也没有把救死扶伤的道义给踢到九宵云外的。怪不得病人家属都喜欢送医生红包，因为他们深知，没有红包，买不上医生的道义！

　　其六，我看到了村干部们法律意识的缺识。三个少年的殴打，65个小时的社会冷漠，李文兰死了。李文兰死后，由于丈夫不在家，二里镇派出所召集其家乡干部－陕西省洋县溢水镇上溢水村的党支部薛松柏和村主任白宝进商量后事。两位村干部颇象黑老大，放出话来：“如果三个学生的家长能拿出个七万八万来，上溢水村家属这边就可以不追究三个孩子的任何责任。如果不拿钱来，就要派200多人将二里镇踏平”。看到这段话，我吓得不轻，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加一个村主任，他们以为他们是谁？

　　不管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反正他们成功地与三名学生家长签订了私了协议，据说还是当地一律师玉成的。当然，讨价还价是一定的，最后，双方以3.18万元成交。

　　够了，我们的缺失太多了，不管是制度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总之，我们看到了诸多东西，就是看不到人性！生存于这样的空间，生命缺失了其码的尊严，我不知道，这个民族如何产生必要的凝聚力，如何立足于现代化强国之列。笔者完稿之际，闻听三个学生已受到判决。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关心的是：李文兰稀里糊涂的死了，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却都稀里糊涂的没有负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有理由为此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