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曾经看过一本风行一时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其中有个名叫格里高利的工人刻苦学习英语，后来在接待来工厂参观的美国客人时派上了用处。那位高傲的美国客人先是夸奖他英语说得不错，接着又语中带刺地说：“等你们的英语说得同我们美国人一样好的时候，你们苏联就赶上美国了。”格里高利回敬说：“等我们苏联超过美国时，你们美国人就个个来学俄文了。”现在看来，苏联赶超美国之说显然是太浪漫了。但是，这段对话所内涵的语言社会学的道理却是不言而喻的。

大凡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处于强势地位，其它的国家就必定要化大力气学习它的语言文字。中国以前强盛的时候，日本、朝鲜、越南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不通晓汉文的？越南、朝鲜的许多官方档案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我们现在上上下下提倡学英文，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积弱已久，迫切需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才能缩短差距，最后赶上和超过人家，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历史因素，英语事实上已经成了国际通用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而专门创制的世界语却是越推广越没有市场，几乎不为人知了）。如果继续关闭国门的话，培养少数英语专业人才也许还能够用。但是现在国门既开，英文信息铺天盖地而来，靠少数英语专业人才怎么应付得了？我们只有大力普及英语而别无良策。想想也真令人气恼！一般美国人即使不学任何外文，也能通过“母语”英文得到其它各国的大量资讯，在世界各地潇洒走一回。而我们却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学英文。但这毕竟是当今中国学子无法回避的历史重负。

问题倒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学英语，而在于我们的英语学习怎样才能更有效率。我们现在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许多人学到大学毕业，仍然连通过四级考（只有四千个单词的词汇量）都感困难重重而大发牢骚。而据网络上看到的一份资料，我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高中毕业生的英语词汇量要求是六千个单词。这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们在小学生开始学英文的阶段，强调“听说领先”，不教国际音标，却要求学生听读各种句子。学生对英语音素毫无概念，跟着老师用质量不高的录音机在课堂上播放的磁带模仿，往往学得一头雾水，发音怪怪的，不靠家教及时纠正，往往一辈子都很难纠正过来。其实，听说领先法只有开小班，一个教师只带几个学生，通过学生反复模仿操练，教师及时指导纠正，才有好效果。但现在即使是大学外语专业，也未必都有那么好的条件。

另外，我们在中小学阶段，词汇量偏少，学生只是用极少的单词反复操练几个句型，往往弄得学生兴趣索然，视英语学习为一大苦事！另外，一般过去时要到初中二年级才教，而不用一般过去时，就没有办法讲故事，不讲故事，课文的题材就大受限制，必然单调乏味，甚至无聊不堪！

现在又开始在中小学推广什么“牛津英语”教材。一套教材分成好几本，练习、词汇、语法都是单独成册，自学能力尚未充分形成的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为什么不能合成一本？是哪位“专家”出的馊主意？词汇册中的英文生词有的还用英文解释，而英文释义中还要用学生不识的生词，学生要学一个课内必须掌握的生词还得先查字典学会几个课外的生词。编写教材的“专家”为什么不先用一个简单的软件把你编写的释义过滤一下，把其中的生词过滤出来，再改用学生已知的单词？我们天天在讲减轻学生负担，强调素质教育，这样做难道是在减轻学生负担、提高他们的素质吗？也许，提倡使用“牛津”教材的本意为了让学生学到“地道”的英文，但要做到这一点，只需采用”地道“的英文语料编写课文和习题就可以了。而未必一定要照搬“牛津”教材。牛津的大学者英文固然说得地道，但对于怎样教中国学生学会地道的英语却未必是内行。只有中国土生土长真正的英语专家（当然不是靠“英语之外的功夫”鬼混的伪“专家”）才真正懂得应该怎样才能教中国学生学会地道的英语。我们引进的“牛津”教材其实并不是专为中国学生编写的，它也许更适合于印欧语系国家的学生。即使非要引进“牛津‘的教材不可，至少也得首先将它“本土化”啊，生吞活剥必定是邯郸学步适得其反！

还有，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博士班都套用选择题作为基本的命题方式，这种最初借鉴自“托福”的题型其实只是便于使用机器自动化大批量批改，对于扎实地培养基本功和客观准确地考核考核学生的实际能力绝无好处。我觉得我们的英语考试应该强调翻译和适当比重的语法（填写动词形式、句型转换、改写句子等）和听力。如果能准确地把中文句子译成英文，他在用英文写作时就不会太离谱，因为中文写作和英文写作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强调英译中并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翻译家，但是考察学生究竟是否真正把英文原文看懂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把英文原文译成中文。当然，这种翻译题可以穿插在阅读题之中，从一篇短文中选几句典型的句子让学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