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 

选自《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 作者：（台湾学者） 江才健。冥冥中的宿命（1） 写杨振宁传 历经四年，跋涉万里，言必有据的科学家传记

　　对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价值观念，杨振宁有许多不同于寻常的看法。他曾经说，在中国人社会中的教育制度，比较强调会考试的能力。杨振宁认为，一个人太会考试，老是想考试考得好，就会产生一种认为知识都是人家已经做好的，只要等着去学习的观念，有这样思考习惯的人，不利于需要创新精神的科学研究。

　　1987年，杨振宁在新加坡倡议设立了陈嘉庚“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鼓励一些很有动手能力但是不会考试的年轻人，使这些原来被考试制度摒弃在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他们的贡献。杨振宁说，中国过去的考试制度，歧视那些擅长动手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人才。

　　对于做学术研究的人才，杨振宁也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念书念得不错的学生，都可以在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的。他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和老师总是有一个想法，认为如果一个小孩念书念得不错，就让他念研究院，念完研究院，就要得博士学位，假如有大博士学位、大大博士学位还应该继续念下去。杨振宁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至于已经进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杨振宁认为应该放开视野，多涉猎本行以外的一些知识。杨振宁说，“博士”顾名思义是要“博”，英文叫做“Doctor of Philosophy”。“Philosophy”指的是总的思想方向，一个人兴趣比较广，可以应付整个学术界前沿方面的千变万化的新情况。

　　他也特别提到，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做自己所做的东西，不是在那儿跟着别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是不大可能有真正重要的建树的。

　　对于做学问，杨振宁不但反对苦读的观念，也不同意许多人热衷于培养神童的想法。他曾经举著名数学家威纳威纳（Nobert Wiener）的自传小说《昔日神童》（Ex-Prodigy： My Childhood and Youth）为例，说到其中许多神童的悲惨际遇。威纳威纳在书中写道：

 　　一个早熟儿童在智能上预支了他一生的精力资本，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使他不靠救济过活，不进疯人院，也注定他只是二流角色。

　　天才由于一半属于成人世界，一半属于他周围的儿童世界，而多了一层痛苦。神童比其他儿童要经历一个更为矛盾的阶段，他的处境就难有美妙可言了。

　　杨振宁特别提到他的幼年时功课很好，中学时代就在数学上有早慧的天才，但是他的父亲没有进一步要他去念微积分这些大学教材，反而请人来教他读《孟子》，杨振宁认为他父亲这种顺其自然发展的作为，使得他受益良多。

　　杨振宁相信，让一些孩子学习太超前，很早地送他们到大学里去，会迫使他们面对沉重的压力，形成不健全的性格。他提到有一个叫罗章雄的神童，他父亲曾经来向杨振宁询问升学之道，杨振宁劝他不要急于把儿子送出国读大学，应该让他像平常孩子一样享有童年。杨振宁说他后来听说罗章雄和一般的孩子一样在操场上踢球，他很高兴。

　　谈到中国的物理科学教育，杨振宁在1986年的演讲中说，中国物理教育中认为物理就只是逻辑，以及觉得物理就是要做许多演算，都是错误的想法，而物理课程中所谓的“四大力学”，也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他特别举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受到费米和泰勒的启发，认为要特别重视物理的现象以及直觉下意识的推理，才是学习物理的重要方法。他说物理学除了要有基本知识作为骨干，还要有血有肉。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他特别还提到中国人才的不流动，以及平均主义的观念，都必须寻求改变。对于知识分子的贡献，杨振宁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健全的评价体制，打破“论资排辈”的评价方式。

　　除了坐而言之，杨振宁也起而行之。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回国访问，推动科学学术，并且差不多是独力地反对中国在当时发展没有优先紧迫性的高能物理。80年代，他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博文讲座教授，每年到香港三个月的时间，为中文大学和香港学术文化贡献心力。

       1986年，他首次到台湾地区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后来也成为“中研院”学术咨议总会的召集人和理论科学中心的咨议委员会主席，与闻台湾的科学学术。

　　1995年，杨振宁接受成为设立在韩国的亚太理论物理中心的总裁，希望以他在科学上的国际声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中心，来引领亚太地区的科学发展。这个理论物理中心后来因为韩国政治的变动以及经济情况的衰退，并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目标。

　　1997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高等研究中心，本来希望杨振宁回到这个他度过童年的校园中，担任研究中心的主任。杨振宁因为一时不能长时间回到清华，所以只同意担任中心的名誉主任，由他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同事聂华桐担任主任。不过他热心参与这个中心的筹划，并为这个中心成立基金会，除了自己捐出100万美元，还亲自出外募款。

　　当然杨振宁还是没有离开他住了30多年的纽约长岛石溪。几年以前他由原来海边的大房子，搬到邻近圣詹姆斯镇一个小山丘树林里较小的房子，他还是开着老旧的日本车，到不过10分钟车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石溪的校园里，并不是人人都认得他。虽然理论物理研究所给他保留了一个1号牌子的停车位，有时候还是被其他的汽车占用，杨振宁也只是无可奈何地在那个汽车车窗上留下一个字条。

　　在石溪的街上，杨振宁常到那里的两家中餐厅吃饭，老板都认识他，知道他以前常喜欢吃的是香干肉丝。心脏开刀以后，杨振宁遵从医嘱，开始改吃鸡肉。他也上超市和书店，认得他的人不多，有时候因为听力退步，还得再问那些年轻的柜台小姐说了些什么，她们当然也不知道杨振宁是何许人也。

　　这是杨振宁的第二故乡了。这里有他的家，美国有他的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孙女，但是年近80岁的杨振宁，难免有落叶归根的想法。2001年他写了两篇关于海森堡和费米的文章，纪念他们两人的百年诞辰，这些文章中也透露出杨振宁内心里的一些想望。

　　在纪念海森堡的那篇文章中，杨振宁谈到海森堡在20世纪70年代晚年时出版的自传，谈到海森堡在书中谈起在战后成为美军俘虏的过程，讲到海森堡被美军带走前，对于德国家乡美景的依恋。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
 
　　海森堡在事过30年之后，所写下的这个轻描淡写的过程，事实上心中经历了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爱，何等的回忆以及何等真实的感情。

　　在费米的文章最后，杨振宁也谈到了他70年代在中国与芝加哥大学的老同学寒春的重逢，谈到寒春去中国以前他们在芝加哥给她举行的惜别聚会，谈到寒春说起离开美国以前，告诉了费米她要去中国的决定。杨振宁也提到，寒春说她一直感激费米同意了她的决定。

　　在90年代晚期以后，杨振宁常常由美国飞到东亚的一些地方，有时候一年超过四五次。他知道自己的成就来自科学上的贡献，他最心仪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他曾经自我评价，说自己的风格是1/ 3来自狄拉克，1/ 3来自费米，1/ 3来自爱因斯坦。但是当有人问他一生最大贡献的时候，他的答案却是：

 　　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1999年1月一个寒冷的冬天，杨振宁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上完了最后的一堂课，他正式退休了。那一年的5月，在长岛山茱萸盛开的季节，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特别为杨振宁举办了一个退休的研讨会，这是一个科学上的盛会。
 
　　5月22日这个退休研讨会的第二天晚上，有一个为杨振宁退休举行的晚宴，和杨振宁惺惺相惜的理论物理学家戴森，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到石溪参加这个盛会，并且应邀成为晚宴上的头一个演讲者。

　　戴森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杨振宁为自己60岁所出的《论文选集》。本身以文字优美著称的戴森，推崇杨振宁在《论文选集》前面所写的许多评注，认为那是一本经典之作。

　　戴森在演讲中说，他和杨振宁同样景仰大科学家费米，并同样受到费米的科学思想启迪。戴森特别提出杨振宁在《父亲与我》文章中对父亲和中国的感情，戴森说这篇文章动人地描述杨振宁和父亲亲密的关系，以及因分离而造成的痛苦：

　　没有美国，杨振宁不会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离开了中国、他的父亲，将成为无根之树。

　　戴森说，对杨振宁来说，他个人方面离开父亲，以及政治方面离开中国，是同一个悲剧的两部分。

 　　戴森特别提到，杨振宁在《父亲与我》文章结尾写到亲眼目睹香港的回归，想到他父亲那一代所经历的苦难而引起情绪激动的回忆。戴森说，他能够分享杨振宁的感情，因为他来自英国，和杨振宁同样是来自另外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他能体会杨振宁对于美国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因为美国对他们是如此之慷慨大度，但是对于他们古老文明的了解又是如此之少。

　　戴森喜欢杨振宁《论文选集》前言中所引用的杜甫的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推崇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科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是一个知所节制的保守革命者。

　　在这个晚宴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长肯尼肯尼（Shirley Kenny）正式宣布，将石溪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杨振宁最后上台说，他原本是推辞这番为他办退休研讨会的好意，结果却使得他在山茱萸盛开的5月里，有两个美好的日子。他说自己到美国50多年，经历芝加哥、普林斯顿和石溪三个研究所，感激美国给予他的发展机会，也谢谢在座的太太杜致礼。虽然他们在家里还常辩论，当年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里，到底是谁先向谁打招呼的，不过对于结缡49年的太太杜致礼给予他的支持，公开地表示感谢。
 
　　自知极端幸运，人生一帆风顺的杨振宁说，他在1982年60岁时，发觉了人生是有限的，而过去的一年半当中，他自己和太太也一共经历了四次手术。他在演讲最后用幻灯片先打上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杨振宁说，年岁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体认，他接着打出民初大文学家朱自清的新句：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三年以后，杨振宁满80岁了。清华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在1999年10月2日正式挂牌运作以后，杨振宁的参与比以往更多，他努力帮忙募款，也安排请到几位在美国最顶尖的年轻研究者，每年短期到访。本来他预备先回清华大学教一学期的物理，但是因为太太杜致礼的身体情况不佳，未能实行。清华大学为他和其他几位大师所盖的两层楼的西式住宅，他也无法回去常住，面对庭院里的竹子。

　　2002年6月，清华大学特别为他举行80岁的庆祝研讨会，当代数学大师陈省身和13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一位数学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几百个科学家，都来参加盛会。6月17日，在庆祝杨振宁80岁生日的晚宴上，多位科学界以及外界的友人都上台祝贺杨振宁生日快乐，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杨纲凯特别提出，杨振宁从生日到两篇历史性论文的三个“10月1日”的巧合。已有四年没有到北京的“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特别在晚宴上把他带来的晶体做成的寿桃，送给杨振宁作为生日贺礼。

　　杨振宁幼时旧识，著名雕刻家熊秉明，写了一幅“八十”的屏框送给杨振宁。并且他上台说，杨振宁的物理学已经拓展到形而上学，把诗和美包容了进去。他说，杨振宁的生活实践是入世的，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杨振宁的许多散文弥漫着对祖国、对民族的关切，并且在实践中表现了出来。因此，称杨振宁为任重道远的科学家是最恰当的了。

　　最后杨振宁也上台讲话。他提到中国的巨大变化，提到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长城上所说的：“一样的长城，不一样的国家！” 他说在1961年自己的一篇谈论费米的文章中说：

 　　有人说，一个人的生命长短不应用年份来度量，而应历数他所经历过的成功事业。

　　他提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而其第七幕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杨振宁接着说，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不但我
　　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他说，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的最后事业，也将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台湾学者江才健：写《杨振宁传》，冥冥中的宿命（1） 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 历经四年，跋涉万里，言必有据的科学家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