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８０年以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人数除了在１９５７年增加了１８人之外，再就没有增加过。１９８０年，国家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有２８３人在这一年成为新的学部委员。由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１９７７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后者不选举学部委员，所以这相当于在中国取消了文科院士。这样一来，学部委员新增加的２８３人全部是自然科学家。再加上前两届尚存的１１７名老学部委员(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１９８０年，中国共有学部委员４００名。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国务院决定从第二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增选学部委员工作。次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出了２１０名学部委员，除去自然减员和其它原因减员，１９９１年中科院学部委员总数为５２８人。

　　１９９３年，是中国院士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一年：这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一个月后，中科院选举出５９名院士，院士总人数为５４５人。１９９４年中国科学院第七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每届增选不超过６０名。(张素亮：中国院士制的沿革史)。根据国务院两年一选举院士的规定，中科院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１进行了四次选举，分别产生新院士５９、５８、５５、５６名使院士总数为６５３人(２００１年数字)。

　　仔细分析这些数字，中国的院士人数在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间，２３年净增了２０９人，增长大约一倍。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间增加了１２８人，１１年增长３２%。而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１的十年间，院士人数净增１２５人，１０年增长２４%。总的来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院士总数和年增长水平上，控制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不过，这里面有三个隐性问题。第一，中国院士人数的隐性增长，即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急剧爆炸(见下)；第二，中国科技相对水平从九十年代中以来呈滑坡趋势；第三，中国院士的质量，包括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在过去几年间出现严重下降。

　　说１９９３年是中国院士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不仅仅是因为学部委员变成了院士，更重要的是中国工程院的建立。中国工程院在１９９４年产生第一批９６名院士，其中３０人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们是最早的“双院士”)，其余为新挑选的成员。第二年，中国工程院增选２１６名新院士，一年左右时间，人数增长了２２０%，总数达到３０９人。１９９６年，中国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会通过决议，每届增选不超过１２０名。(张素亮：中国院士制的沿革史)。１９９７，中国工程院增选１１６名新院士，院士总数达到４３９人。１９９９年，中国工程院进行第三次院士增选，有１１３人上榜，院士总数达５４７人。２００１年，工程院再添８１名院士，总数６１６人，这还不包括２４名外籍院士。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七年间，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人数增长了５４０%。

　　与院士人数猛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一路高速增长，但中国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了负增长态势。(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根据人大教授顾海兵的统计，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技术进步奖的颁奖数量逐年减少，“２１世纪前２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年均仅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１/３，甚至更低。”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每年的发明专利数量只相当于韩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四十分之一。但中国工程院士人数却相当于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荒唐、十分的荒谬。

　　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学术水平之低劣，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目前，学界普遍的共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仅及欧美二流大学副教授的水平，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更要低一个档次，很多人连欧美三流大学助教授都不如。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邹承鲁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就是没有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李莹：学术腐~败挑战院士良知)。据有人揭露，２００３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许多人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而有的候选人根本一篇学术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其实，中国国内期刊上的论文对世界科学发展几乎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但即使用这样的论文来充数，对某些院士候选人来说都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工程院岂不成了南郭先生的集中营了吗？

　　中国工程院的最大特点不仅是院士学术水平低，而且是它把“院士”这个“中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授予一些政~府高级官员。２００１年，铁道部长傅志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的院士，据说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这幺一句口号。(孙自法：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傅部长的当选，使其它高官如同汪洋大海中的鲨鱼突然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于是蜂拥般地向中国工程院游来。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赫然出现４２名部长级高官的名字。

　　四、结论

　　院士制度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承认来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建立院士制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学术界内部建立一个权威。在２１世纪的今天，院士制度的前一个功能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而要院士制度起到后一个作用，其前提就是院士的产生必须是公正的，学术标准必须是唯一的。

　　纵观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形容它的发展历程。公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制度被不公正、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学部委员遴选制度代替，这是中国目前院士制度问题的根源。对学部委员同时施予政治和学术双重标准，并且以政治标准为主，是对学术公正、学术公平原则的粗暴践踏。不言而喻，双重标准的实施，必然以牺牲其中之一为代价，就象十项全能冠军一般都得不到任何单项冠军一样。政治标准的加入，必然导致学术标准的降低。另外，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这其实就是院士学术腐败的思想根源。

　　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科学家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多年的政~治运动，将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优秀人材淘汰，而一些科技庸才、政客科学家却慢慢地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主力。这就是谢泳先生所说的“最好的出局”现象。(谢泳：最好的出局)。用时髦的话说，这是“逆向淘汰”。我曾说过，在反右运动中“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幺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除了反右运动，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断裂，使中国目前的新一代科学主力先天缺乏一个优秀科学家所应具备的人文素质，因此他们在遵守科学道德、在权力和财富的使用与分配等方面的表现，往往连一个正常社会普通公民的水准都达不到。由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正在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中坚，并且很快将成为中国院士的主体，所以如果不从制度上来制约他们的劣根性的膨胀和发展，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很快就会出现另一个新的高潮。

　　另外，目前院士在中国社会走俏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是中外科学发展史上所十分罕见的。为什幺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第四条款，院士的义务和权利包括“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是什幺呢？据说其政~治和工作待遇相当于副省级(部级)，经济待遇是每年１０万元人民币津贴。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猛然多出了一千多名吃干饷的副部长。在一个每一百多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国家干部”的国度，需要多少人来供养这些副部长呢？

　　除了国家规定的待遇，地方政~府和各个单位为了吸引院士，还给予他们额外的待遇。比如，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中，就登有这样一条新闻：“新疆制定‘两院’院士待遇９条规定”。好在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凡是在新疆工作的科技人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新疆工作期间，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享受下列待遇：一是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二是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三是自治区科技厅优先安排由两院院士主持的科研项目，保证经费的落实；四是两院院士所在单位根据需要为院士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五是有关单位保证两院院士著作的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六是自治区财政每月给两院院士发放院士津贴１５００元，由科技厅代发；七是医疗保健、交通、外出乘车按副省级干部待遇执行；八是住房面积可按１５０-１８０平方米标准执行；九是院士所在单位要加强与院士的联系，主动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院士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荣誉称号，它还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它直接与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挂钩，它还保证一个人的地位、利益会伴随他一辈子，永不退休。根据新疆规定的第九条，院士在工作单位简直就是太上皇，什幺所长、什幺院长，都要看院士的脸色行事。在中国，还有什幺称号比它更值钱呢？难怪院士在中国这幺走俏。在官本位的官场，院士是高官；在钱本位的社会，院士有厚禄；在以知识为本的学术界，院士是法定的权威；而在优胜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远的胜利者。除此之外，许多院士还控制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力。目前，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由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来担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象也相应地升了半级。

　　一方面是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低劣落后、停滞不前，一方面是院士队伍的日渐壮大，人数的节节攀升。中国的院士，还有什幺存在的理由吗？建立院士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立科学权威。以中国院士如此之低的学术水平，在中国学术界确立他们的权威，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只能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