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此话已成为今年北大改革讨论的名言。北大学生的素质，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张维迎称北大学生即使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北大能够在这么一个大国集全国之精英，又有整个国家、社会的支持，“想不一流也难”。如果说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北大学生如此优异的素质，似乎足以保证北大的“一流”地位了。

　　然而，如果照这个逻辑推下去，中国古代的科举竞争更加激烈，进天子脚下的太学，更要万里挑一，国家对这样的教育机构，也更重视。我们能够说那是一流的教育吗？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通过对话、问答来施教，“学生”用不着万里挑一，国家也没有支持，我们能够说他的教育比我们的太学低吗？

　　一个苏格拉底，在街头自由讨论，不要社会的一分钱。他为公众提供的教育的价值，比中国历史上的太学还要伟大。原因之一，是在于他提供的教育是开放的，是属于所有人的。太学则是封闭的，是属于少数被权力豢养的精英的。

　　我们目前对北大学生的这种自信，其实正体现了我们对权力塑造的精英的崇拜，体现了我们在教育上认识的误区。美国的一流名校，本科生的录取率最低也是10%以上，十里挑一也很勉强。但以笔者观察，人家的学生素质明显比北大学生的素质高。其中的道理，和苏格拉底的街头谈话胜过中国历朝之太学恐怕大同小异。

　　笔者上周在本栏指出，我们高考的选才，标准单一，死靠分数。最后有钱受特殊教育、上重点高中的孩子，渐渐垄断了名校，把弱势阶层排挤出校园。这些小贵族对社会的认识肤浅，未经风雨，又无缘与来自别的阶层的人交流，只知道到国家那里“领赏”，形成了校园中有钱子弟的“近亲繁殖”，素质当然不行。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以这样的科举的方法办现代大学，使受教育者完全失去了自主性，要等着人家来选自己，就像等着皇帝老子赏官做一样。你如果看看美国的一流大学，就是另一种景象。每到暑假，校园人流不断。一群群来选择大学的家长和高中生，布满校园。校方为之配备免费导游，请自己的学生和那些高中生座谈，组织各种咨询会。开学后，这样的游客还是不断。学校对于这些潜在的学生，殷勤备至，态度就像对待客户一样。商业化吗？也许。但这就是竞争。学校选择学生，学生也选择学校。

　　美国的高中生入大学前，手里常常拿着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从中进行取舍。即使哈佛、耶鲁，每年也都有被录取的学生不来、跑到别的学校的。中国的学子呢？高考报上个志愿，这是唯一属于自己的选择权。接下来就是要担心分数过了哪条线，第一志愿不行能否满足第二志愿。或者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任招生办的人发落。最后接到一纸录取通知，定了终身。哪里有挑三拣四的可能？

　　大学自然也不会考虑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物美价廉这样的“俗务”，如此大学越来越神气，受教育者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

　　要抑制这样的倾向，就需要给受教育者、即教育的消费者更多的权力，让他们有选择，逼着学校向他们负责。据说如今一个大学生的培养费用达五六万，其中国家支付1/3。那么，与其把这1/3的经费作为教育拨款交给大学，不如直接把这笔钱按人头平均交给教育的消费者，让那些受教育者拿着这笔钱，通过缴学费的方式，选择自己愿意去的学校。

　　中国目前不具备普及大学教育的经济条件。谁有资格享受这笔高等教育资金，还是要有所选拔。统一的高考，作为录取的手段之一，可以保留。但统一的招生制度应该取消。

　　高考分数应该变得更像美国大学录取的SAT测验分数那样，成为招生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考生应通过这样的考试和其他种种综合考量，获得国家高等教育奖学金，即目前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投入的1/3的经费。然后拿着这笔钱，同时报考几所大学。

　　只有学生挑大学，而不仅仅是大学挑学生，才可以在大学间引起真正有意义的竞争。培养更多、更好的学生，才可能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一些大学，为了竞争，才可能采取有创意的改革，降低教育成本，使一般老百姓能够负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