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制度改革思辩—与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对话

　　　9月13日，第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在沈阳师范大学开幕，中国科技界最高级别“求是基金奖”和“优秀论文奖”在开幕式上颁发。

　　2003年是中国两院院士的选举年。中国科学院已审定出第一批有效院士候选人共309人，将从中选出56名新院士；8月底，中国工程院在第一轮评审中，628位院士有效候选人锐减为170位，10位现任省部级以上领导之职的候选人没有进入复审名单。几个月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的院士制度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息：现行的院士制度已经弊端丛生，亟待改革。本刊认为，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讨论是必要的。充分的、不同意见的提出和探讨，对改革方案的制订只会大有裨益

　　日前，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担任课题组组长的《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改革并改掉我国的院士制度》的专题报告出台。报告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命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院士的神秘光环正逐渐褪色，设立院士的本意已无法实现。中国的院士制度改革甚至改掉已是势在必行。

　　笔者就此与顾海兵教授进行了一番对话。

　　“院士制度的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

　　张鲜堂：您怎样看待目前的院士制度？

　　顾海兵：市场经济条件下，像创新、学术之类的问题，国家的任务是制定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除了对教师、医师、律师等有一个执业资格要求外，不要仿照行政管理方式把科技人员定等分级。

　　绝大多数专家教授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由市场决定，而不能由政府认定。

　　此外,与奖励制度相比，院士制度的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减弱了推动创新的竞争强度。古今中外，取得突出成就者皆会受到政府或非政府的奖励。比如举世公认的诺贝尔奖等等。奖励制度的本质是有什么功论什么赏,对事不对人，一事一奖，绝不搞终身制。相反，院士制度是从人出发而不是从事出发，类似于选劳模，并且公开规定获得这种所谓的最高科技学术称号者，皆为终身荣誉，且年满80周岁转为资深院士。这样的院士制度设计，因为只能上不能下，其利益无限，使得我们的科技人员(至少相当部分)把争取这种功名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也使得院士评定过程加大了诸多不和谐的声音(如送礼之风，对候选人夸大其辞的评价炒作)。

　　如果我们的院士不是终身制而是任期制，甚至规定只能遴选连任一次，那时还会有这么多人打破脑袋往里钻吗？其实有了国家科技大奖制度，再设立院士制度是完全多余的。目前院士所承担的咨询任务完全可以由科协或各个学会所承担。

　　还有,在市场化条件下，科技人员利用专利制度、版权制度使自己的智力成果权得到专有性保护，使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经济收益权得到保护。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科技人员特别是一个意欲创新的科技人员有没有头衔、有没有职称均是次要的。

　　因此,无论从科学和创新的角度，在专利制度、版权制度已经成为激励和保护科技创新的基本制度后，院士制度已是多余。

　　张鲜堂：鼓励每个科研工作者向高水准奋斗，并使大家竞争起来有什么不好呢？

　　顾海兵：因为是最高，所以各地区、各部门都强烈要求在院士上实现“零的突破”，这样每一次院士评选均是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运动,并且评上的院士有不少也难以令人信服；国家高级公务员担任院士更是有违游戏规则。

　　因为是最高,各个学部都想增加自己的名额。不仅科学界要搞院士，工程界也要搞院士；不仅自然科学界要搞，而且社会科学界也想搞，这样的追名,实质是追利，能有什么益处呢？院士的膨胀与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其膨胀与贬值是必然的。

　　盲目炒作害了院士

　　张鲜堂：你认为当前中国院士制度产生了怎样的社会结果？

　　顾海兵：转轨时期设立院士，首先容易造成社会各界对院士的盲目炒作。当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成熟时，名号、称号是不会有什么市场的，竞争靠的是实力，但在转轨时期，名号、称号可能比能力更重要，人们往往很看重形式。比如，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对院士的炒作已经到了一种可谓白热化的程度。看一下如下的几则新闻报道：

　　西部某省在省会举行隆重的给院士配车仪式，12位在这个省工作的两院院士都配发了国产的别克专用小汽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湖南科技大学引进院士待遇许诺：引进院士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安装1部电话，配备1台计算机……

　　张鲜堂：给知识应有的尊重，给有重大贡献者相应的待遇，这有什么不对吗？

　　顾海兵：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巨大利益的刺激，又反过来使大量的科技工作者、甚至伪科技专家拼命想挤身院士的行列，出现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增选中出现腐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因素使院士制度助长了学术腐败。“官本位”及排座次的思想仍然在各领域存在，学术领域也不例外。院士在学术界既然拥有最高地位，当然就拥有特权，必然就助长学术腐败。

　　张鲜堂：您觉得一个院士应该具备怎样的水准？

　　顾海兵：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该院举行的2003年院士增选新闻发布会后接受记者专访，针对院士和本次增选院士应该有什么样的科学道德水准问题，徐匡迪对工程院院士和院士候选人提出五个不希望。

　　一是不希望院士参加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评审和评奖活动，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二是不希望院士为了使成果的层次更高一些，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院士除了一般公民的道德标准外，应该有更高的行为规范，更应该尊重别人的科研成果；三是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院士一般都是本学科的带头人，但是不希望他以祖师爷自居而压制别人，应该提倡学术自由民主；四是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现在有些药品甚至保暖内衣都想请院士促销，我们不希望院士参加这类商业广告活动；五是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让中国院士回归学术

　　张鲜堂：您认为中国院士制度应该怎样改革？

　　顾海兵：改革的对策有最优和次优两个层面。次优的对策是：在保留院士称号的条件下，(1)取消所谓的最高学术称号，(2)取消院士的终身制，(3)改进院士选举制度，(4)必须交纳会费，取消所有津贴，(5)院士工作与中国科学院脱钩，转移至中国科协。

　　张鲜堂：那最优方案是什么？

　　顾海兵：最优的对策就是彻底改掉中国的院士制度。

　　(1)从现在开始，不再增选院士，使院士逐步减少直至消失；与此同时，将现行对院士的管理及由院士所承担的任务转移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现有院士在保留院士称号条件下全部自动成为中国科协会员，原中国科协会员可全部注销再重新筛选登记。

　　(2)从现在开始完全取消院士称号，全部改称为“中国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学会员”(考虑到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可借鉴德国经验，学会可以大区学会为实体，全国设立学会联合会或联席会)，与此同时，对原有的中国科协、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医学会进行改组、改选、改革，原会员可注销，重新选举入会，会员可以是终身制的。

　　(3)学会及其会员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中国科学院。学会课题经费及学会的咨询活动费不应是财政拨款，可以通过课题合同从政府处争取资金。学会不介入政府决策过程，只作咨询，学会会员不能担任政府职务。国家如设立科技顾问委员会，其成员如果是学会会员，则必须首先辞去会员职务，这样有利于学会公正地发挥作用。

　　(4)借鉴美、英做法，既然是会员，则必须每年交纳会费。会费首先用于满足学会的正常运转，使学会能自立。交纳会费，其实任何一个组织都应有的规则，它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类似于党费、团费、工会会费。不能名利双收而没有义务。

　　(5)借鉴英国与日本的经验，今后学会的主要工作一个是为政府与社会提供咨询，一个就是资助青年研究人员、主持科研颁奖仪式。

　　只有当院士回归为普通的会员，淘汰所有类似于院士、大学士、大师之类的带有封建残余色彩的身份认定，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院士选举的内耗与负效应问题，才能使全社会真正尊重科学、尊重真正的科学家。科学领域应该是最不讲究名分的，必须有自我革命、壮士断腕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