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名牌大学

除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外，1949年以后近50年间，整整两代中国人的教育历程中，没有一个中学生少年，无论他或她多么拔类出萃，能有机会跨入世界文化思想科学的顶尖学府去求学。因为长辈们的愚昧，将民族隔绝于世界文化交流之外，几亿中国少年被长辈们剥夺了学习世界主流文化的基本权利和机遇，自然与剑桥牛津哈佛耶鲁无缘。甚至停办境内所有高等院校。由此亦可以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一个民族愚昧，受害最深的必定是他们自己的子女；一个民族的后代若长期受苦受罪，其长辈们必定昏庸。

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中青年学者有机会进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深造。90年代后半期，中学生留学热兴起仅仅几年，逐渐有中国大陆少年学生考入剑桥牛津的学士学位课程。今天的剑桥牛津，不仅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还有许多稚气中国大陆本科生。仅深圳中学98级高一某班，就有四位同学被剑桥大学录取。

许多中国家长都有名校情结，希望送孩子到世界名牌大学去读书。许多留学的少年渴望考进剑桥牛津或哈佛耶鲁，去实现心中的梦想。不过，不妨考虑一个基本问题：这些顶尖世界学府，这些名牌大学，真有那么吸引人的价值所在吗？

现代社会很看重品牌。小到食品服装，大到汽车游艇，都讲究品牌。名牌物品，除了质量和服务相对可靠、使用起来比较顺手之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它们可以提高使用者在世俗交往中的身份。可惜这附加价值伴随附加价格，往往超过物品本身所值。两样内在质量相近的物品，是不是名牌，价格可以相去数倍。一分价钱一分货常常是自我安慰。名牌，并非个个价有所值。不过，有一种名牌，往往是内在价值超越外在价格的，那就是大学的名牌，或曰名牌大学。

独生子女时代，适逢下岗失业时代，父母不得不加倍在乎子女教育。如果子女无法上大学，天下之爱常常演变成天下之哀。父母不仅希望独生子独生女进大学，而且希望他们进名牌大学。同一个国度内，读名牌大学与读普通大学，费用相差无己，但毕业后的平均机遇，可以天差地别。所以，从现实功利计较，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钱景”都很好。有条件的学生，应该尽量读名牌大学。至少，这关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薪水。但入读名牌大学，实在有远超越于“钱景”之上的人生之乐。

中国有句如今的中学老师常挂在嘴边的古训：“学海无涯苦做舟”。此话前半段是真理，后半截可大错特错了，但大错特错中仍有一点正确。

学问上要有建树，非下多年苦功不可。论聪明与智慧，古往今来的人没什么区别。这里说的古，可上溯到10万年左右；根据人类学家研究，现代人大约在10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来了；也可以只上溯到三五千年，大约从文字被发明并被广泛使用开始。今天的人，在知识上比古人优越，但在由生物物种进化所决定的智慧与聪明上，并不比古人聪明。既然今人不比古人聪明，那么要超越古人，就不是件容易事。以聪明绝顶的数学家为例，当今世界的数学家几乎个个都承认，古人高斯的聪明远在今天的数学家之上。

如果25年算一代，那么2500年正好是100代，这2500年大体是人类文字符号文明兴起与繁荣的时代。而学术，自文字发明与文明兴起以来，代代积累、年复一年，以100代人的功力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如果百代竿头更上一层楼，非有卓绝的苦功不可。

尽管当代社会各种学术名家人多势众，但行内人士都明白，名流学者之名，大多与学术上的创建关系不大，而是与学术的普及和官场化关系密切。多位大思想家大科学家都说过，如今铺天盖地的学术论文，90%不发表，对人类知识没有丝毫损失；能够成为精品的，不足百分之一；能够成为经典的，不足千分之一。

学术创建要以苦功为前提，但苦功并不保障能有建树。学术上要有真正的成就，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乐趣；第二，苦功；第三，明师。此外也还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条件：高友—高明的学友。

任何学问，其根源都是非功利的。当今世界大名如雷贯耳的首富比尔??盖茨之辈，他自己著作，如《通往未来之路》等，曾在中国大学生中风靡。但100年以后，这些书还会有人读吗？不会了。他很难逃脱被淡忘的结局。而冯??诺依曼、图林这些奠基IT领域的科学家，或者曹雪芹等，100年以后仍旧是高等学府中的经典名人。

学问，说到底，是人类好奇心的智慧淬炼，它是纯而有纯的、不带世俗功利的，或者说，它是那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没有顽童般的好奇心，没有着迷着魔的乐趣，就不可能有璀璨的灵感、不可能有激情喷涌般的智慧光芒，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创新。乐趣，而不是生产力之类的功利，实在是学问的第一要素。至此，可以有明白“学海无涯苦做舟”错在何处。事实应该是：“学海无涯乐做舟”。少年打游戏机，如果没有家长约束，没日没夜地打也不觉辛苦，为何？乐趣使然。大学问家经年累月的用功，皓首穷思，在旁人看来太苦了，但在大学问家自己其乐其妙他人无法领悟。

牛顿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大海边拾贝壳的孩子。别人或许认为这是他的谦虚之辞。其实，这恰是科学的真谛，也是“学海无涯乐做舟”的绝妙表达。

相比之下，儿童也知道科学的神奇和力量。所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固然也是真理，却没有超出常人的功利的见解。400年前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那是名言，400年后再说科学是生产力，即使不算拾人牙慧，论文采论内涵，都等而下之了。

当然，大学问家皓首穷思的乐趣，与少年打游戏机的乐趣，虽然都是乐趣，在层次上却有天壤之别。大学问家的好奇心、乐趣，多半都发自即简单又迷人、穷思而永不得其解的宇宙之奥妙。而少年打游戏机，初始固然是好奇，越往后越发是打发人生无聊的无奈或追求感官的刺激罢了。而且，两者在智慧上之差异，更超过人与猿之间的差异。

虽然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本原”问题，激发起大学问家无穷的兴趣，可是对这些问题的追索过程，不可能样样都饶有兴味，其中要经历很多枯燥的辛劳和艰难的跋涉。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对好奇心的升华、对本原问题的追索，就有智慧淬炼层次上的差异。

懒惰的人、不求甚解的人，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仅仅满足于一些大而无当格言。这些格言，第一次说出来是绝大的智慧。如果后人仅仅只会重复，就无疑是愚蠢了。孔子的弟子把孔子的语录，编撰成了《论语》。其中许多格言，是春秋时代的大智慧。后来的同胞不求上进，仅仅注释论语，甚至宣传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懒惰之极、愚蠢之极了。

把一种现成的学术神化，宣传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动摇的百年原则，或者是懒惰和愚蠢的表演，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装潢。半部论语，连青春美丽疙瘩痘都治不了，遑论治什么天下。

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学术或科学的第二句真谛。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大智大慧者，尽管其中有不少被湮没了。他们都想要对宇宙人生有所求索。但要领悟宇宙人生的奥妙，谈何容易。一代人的智慧，无论多么天才，都是不可能企及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穷无涯，殆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多少代巨人、多少代聪慧绝伦的智者不懈地求索中，才逐渐建立起来通往智慧之巅的层层知识的“高原”和阵阵规范的“迷宫”。这高原、这迷宫，就是后人求索的阶梯，就是巨人的肩膀。

攀缘这知识的高原，行进这规范的迷宫，绝对要有多年坚持不懈的苦功。只不过，如果当事人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出于乐趣去攀缘去跋涉，这其中的“苦”的主观感受，可以大大减轻罢了。古往今来的大学问家，都是嬉戏于智慧之颠峰的“儿童”。他们的嬉戏、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乐趣，与儿童顽童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他们智慧的功力层次，是属于西玛拉雅级别的，而常人智慧的功力层次，至多只达到自己家门口那座小土丘。

往高原攀登、在迷宫奔突，苦功、毅力、耐力决不可少，但仍旧不够。正因为高原太高、迷宫太迷，如果不是千古未遇的奇才天才，单凭个人的努力，很难找到可行的方向，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远古时代在知识高原和学术规范还没有建构起来之前，可以凭个人的智慧去披荆斩棘，清理出学术发展的平台、创建起学术发展的路标，如柏拉图、欧几里德、或孔子等人所做。但这在今天已经不可能，所以需要明师或名师的指点指引。其实，柏拉图、欧几里德或孔子，也同样是在师承伟大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的。

名牌大学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设备，而是在那里遇见明师与名师的概率大一些。在明师与名师的指点下，高徒智慧的灵感，有可能被激发而不被窒息，知道哪里可能开辟出通往颠峰的道路。可惜，窒息少年智慧的火花，是现代教育现代学校最常见的功能。

郭靖在大漠18年，苦功之苦远在杨康之上，但功力却没有多大长进。这与今天中学生十年寒窗何其相似。能成为大学新生，固然要下几年苦功。但众多大学新生的无知与幼稚，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简单的例证，年年暑假都有媒体宣传报道什么大学生生存的实验，把这作为大学生了不起的勇敢事迹。其实，几个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到大城市里去谋生，这种“勇敢”的实验，正暴露大学生才干的贫瘠。16、7岁的失学农村少年，读不起书、两袋空空、背井离乡、去城市谋生，何其平常！从来也没有人大惊小怪。

郭靖有苦功而少功力的长进，其原因很简单，是老师水平不够。江南七怪固然算得上“明师”，但这师，只是师傅之师，而非大师之师。最多属于三流。而今天的学校里，江南七怪这么好这样层次的导师，都难以寻觅了。

这里没有贬低教师的意思。这是客观情势使然，而且是全世界的趋势。多年来，教师地位低下，有才华的青年不愿意当教师。经济繁荣社会里，各种CEO或金领岗位的现实魅力，远远超过教师的职业。外在的教育制度，又使那些真有才华有热情的教师，无用武之地。对比三十年代欧洲或中国中学教师群体里曾经出现过的大师，就能明白。

待遇到马钰道长这二流的明师，郭靖的功力开始突飞猛进。待巧遇一代宗师洪七公、老顽童，其武功方可达致登峰造极。习武如此，读书更是如此。

如果家长确认子女是可造之材，如果少年有远大的抱负，那么，上大学就要尽量上名牌大学。那是接近大师宗师的最佳殿堂。可惜，在国内名牌大学里，大师宗师、明师名师，也凤毛麟角、难觅难遇了。北大清华的名头，得益于三个来源。第一，它们的历史；第二，它们的学生。第三，国家对它们的资金倾斜。但这些并不能保证北大清华有世界一流的大师明师。北大清华的教师，平均说来比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好些，但好到什么层次，似乎不能高估。2001年北京大学某著名博士导师抄袭风波、上海交大招生风波，许多报刊都评论说高校已成腐败的重灾区。这样一种外在社会环境，如何能出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现在世界各大国家媒体热衷搞大学排名。大学排名本身是个学问。大体说来，排名主要考察大学的七大方面：第一，生源素质，第二，师资素质，第三，教学水平，第四，科研成就，第五，经费多寡，第六，设备条件，第七，毕业生去向。

如果单以本科生生源素质排名，北大清华可以问鼎世界冠军。道理很简单，虽然剑桥牛津或哈佛耶鲁是世界性的学府，但它们本科生的生源主要来自本国国内。剑桥牛津在6000万人口中选材，哈佛耶鲁在2亿多人口中选材，北大清华在13亿人口中选材，无疑后者素质最高。但若以科研成就排名，北大清华实在无颜见中华父老了。剑桥大学有近70位“师生”，获得过诺贝尔奖，哈佛有约40位。剑桥大学一个卡文迪许实验室，获诺贝尔奖的就有逾20位。集北大清华加中科院全体大军，积50余年的努力，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人问鼎诺贝尔奖。其师资水平如何，大体可以推断。2002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北大清华仅排名于世界高校200-300名之间。交大这个研究结论等于昭告天下：北大清华为何？它们在世界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奥林匹克竞赛中，有最好的运动员（学生素质），有世界综合实力前六位的大国在经费上大力倾斜支持，却数十年保持名落孙山之荣誉，岿然不动，踌躇满志，昂首踏步，傲视中华。

中国文化上有一个独特的也令人诧异的现象，凡是那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创新贡献，都是不入流的民间知识分子、甚至民间工匠做出的，而高级知识分子，往往一事无成。四大发明，没有哪一项是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来的。祖冲之、李时珍等独步古今的人物，也都是非主流的民间知识分子。当代亦有余风：湖南省方面曾多次申报袁隆平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未果，原因吗，当然不为外界所确知。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袁隆平出自湖南一个小农科所，而不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直属，他做出了世界性的创新贡献，虽然不属于诺贝尔奖覆盖的范围；这巨大贡献未必能令北大清华中科院汗颜，却足以令那些相关的院士们运用权势“反戈一击”。

所以，英才少年读国内的名牌大学，多少出于无奈。所以，北大清华的高才生，个个有自知之明，有机会一定往美国飞。考TOEFL、考GRE，成为中国名牌大学学生进军世界名牌大学的跳板。

这不能全怪北大清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有深厚的传统，智慧与科学也不例外，中国还缺乏科学思想扎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

以围棋或书法文化为例，西方人没有这种传统，迄今西方人的围棋水平仍旧不入流，中、日、韩随便哪一个二流棋手，都可以在围棋世界里横扫西方世界。至于书法，中国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学生，都令西方人望尘莫及。但科学的状况，不幸正好相反。与围棋或书法相比，科学无疑是更深奥更广博的学术，更需要悠久的传统和适合的社会文化制度。因此不难明白，国内高等院校里师资的科学智慧的平均水平，放到西方，许多方面同样是不入流的。只可惜，书法与科学智慧两者相比，毕竟后者为学术大道。

西方人爱智慧求真理的传统，比中国人爱书法的传统更为悠久深厚。当年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开始对智慧千锤百炼，对天文、地理、生物、语言、社会、人性、乃至智慧自身，都穷追猛问、代代求索。在漫漫长路之后，终于走向了科学革命的黎明。不仅对宇宙生命等等这些自然现象，西方人把智慧发挥到了极限，对人类社会，西方人也是如此。何为自由、何为民主、何为法律和法治、何为正义和公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政府权力为什么是恶而且又是必要之恶，等等，西方文化始终在不停地追问求索，文献浩如烟海，仅名著就堆积如山。西方人从来就没有所谓半部名著治天下、一个主义管百年之类的懒惰。正如中国人在书法上的功力令西方人望尘莫及，西方人在智慧淬炼上的功力，同样令现代中国人望尘莫及。那些有幸能够进入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的现代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有到西方名牌学府留学取经的经历。为什么要读世界名牌大学，归根到底也在于此。

张无忌成名，就是读靠“名著”，先读九阳真经的原著、再读小昭翻译的乾坤大挪移的译著，而成一代大师的。虽然，郭靖和张无忌等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金庸虚构的武侠世界，却恰好是现实学术世界最佳的观照。要做武林或学林大师，第一，要有少林寺扫地老僧、老顽童、张无忌、令狐冲、段誉、一灯和黄老邪那样的心怀，视功名如粪土，同时又爱武（爱学术）如痴如醉；第二，要有远超过常人的苦功，象郭靖和杨过。第三，要有明师和名师的学武（学校教育）环境。

只不过，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裘千丈之类的“大师”，要远远多于武侠世界。因为，在一个学术服从于名利、服务于权势的文化里，学者不需要象武师那样，不需要比武过招使真功夫以决真假高下。武侠世界里，三流的武师都知道要搏命读原著——武功秘笈。而学术世界中，靠读赝品和复制赝品起家的专家学者似乎越来越多。教育普及、资讯发达、网络覆盖，所有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都使得人们更容易了解和分享他人的最新创造，也更容易剽窃他人的发明创造；科学领域分化的激增也容易使人伪冒理论上的发明创造，普通大众根本无从判断。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中也不少见，但那里毕竟有远上2000多年近至300多年的智慧淬炼和科学求索的强大传统，学术的批评与反批评早已走上相当规范的轨道，学者和科学家的整体素质比较高，滥竽充数者、招摇撞骗者、假冒伪劣者不象在中国那样那么容易得逞，因而能够把学术剽窃和造假现象抑制在比较低迷的状态。这种良性的学术发展环境，还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在中国逐渐建立。

学术的世界与武侠的世界虽有上述种种类似，因为它们都是“人造的世界”，都摆脱不了人性的弱点与优点，但这两者毕竟不同。学术和科学的世界里，尽管具体到某个学者或科学家，他/她或许有当“武林盟主”的野心，但健康的学术和科学世界的大气候大环境里，学问本身是平等交流的，不存在什么一统天下的盟主，各种理论都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如果学术和科学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仅仅是在自我磨砺与相互交流中促进智慧水平的提升，从而能够有幸体验深邃的智慧之美，有幸以深邃的智慧之美去体验种种神秘的自然之美。真正的学者或科学家，不会有丁点征服他人、压倒他人的欲望，他们之所以喜爱在智慧上比武过招，决不是为着打败他人，而是为着启发、激励和丰富自己的智慧，他们所追求的，归根到底是从挑战自我与人类智慧的极限中去享受快乐，而非如大多数政治家和官场那样，从征服别人的权力运用中去享受快乐。

读名牌大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结交“高友”。如果在名校巧遇宗师明师，固然大喜。即使遇不到，名校里也有很多智慧出众才华横溢的青年同辈。富有智慧的人，攀登智慧的颠峰，如果能遇到同道挚友，同窗切磋，乃人生之大幸。所谓知音知己。智慧上相互激荡，是学术飞扬猛进的酵母。

物以类聚，人以智分。智慧上已经大成的英雄豪杰，正如独孤求败，环视众生，虽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和孤独，但决无彷徨与无助。因为，他的智慧大成所向披靡，可以见著于文字、可以孕刻于刀剑，留给千百年之后的知己知音去品位去激赏。但智慧上有潜质却不明方向的少年，一旦落入平庸的群体、平庸的社会、平庸的学校，那种苦闷、彷徨与无助，令人无言。久而久之，他们开始麻木，开始被平庸所同化，开始成为不可救药的酱缸之物。这是现代制度化教育中，千万英才少年要自觉去抗争的命运。

为什么天之娇子的大学生，甫一跨进大学，苦闷、彷徨、无助、郁闷，即刻如瘟疫般传染？令中学生向往的大学生活，原来这般无趣无聊！原因何在？找不到大学应有的智慧激励！如今不少大学，可以训练高级工匠，却无法孕育丰富青年的智慧和人生。所以，有幸能够自费留学的少年，应当把握这个人生机遇，争取入读世界名牌大学。以书会友、以学拜师、以思想论英雄，那里，应该是智慧天地里英雄辈出的殿堂。

遗憾的是，能够少年自费留学的，离纨绔子弟相去不远了，又有多少人能有这般壮志雄心。

为什么不必读名牌大学现代社会里，名牌大学之重要，部分在于民族的文化传承，极大依赖于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与世界水准的学术创新。而这些事物于当代，主要在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这个舞台中上演。作为凡人，我们不必也不应嫉妒名牌大学和天才。天才永远是少数，他们的创造和贡献，常使凡人受益，惠泽天下。作为凡人，我们也不必神话名牌大学，尤其不必神话领袖、天才或伟人。名牌大学常有愚蠢之举。而“伟大的人物，常常意味着伟大的错误”。这是波普尔的一句警世之言。波普尔说，崇拜伟人与崇拜权势都是人类原始愚昧的心理情结，它是现代社会灾难的来源。确实，20世纪人类种种大灾难，追根溯源，都与伟人息息相关，与对伟人的崇拜息息相关。做一点语言统计就可以知道，无论哪个民族，当其媒体和社会的话语中，“伟大”一词频频出现的时代，恰恰是愚昧黑暗而灾难深重的时代。伟人的野心与才华结合，常常祸遍天下。

中国家长追求名牌大学的情结太强，往往令子女无所适从，令子女受教育的经历痛苦不堪。至于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和中学领导与教师，通过强制手段，以慷慨透支学生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提高本地区本校高考的名牌大学录取率，这就与奴隶主的残暴没有什么差别了，只不过多了一层人造的花环。教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学生当作为教师自己的所谓“教育业绩”争光的工具。把学生当成出好成绩的工具，就是把学生当奴隶。这种状况，在国内相当普遍。启蒙学者说，是否把妇女当作男人的工具，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天然标尺。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否把后代当作长辈的工具，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天然标尺。作为长辈，无论教师、领导或家长，都不应该把后代当作实现长辈愿望的工具。不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工具，这是人类的道德底线。正因为是道德底线，现代社会的成人们才花样百出，制造了很多动听的辞藻、美丽的“理想”，逾越这道德底线，行一己之私。古代与现代的区别，不在于人性中没有邪恶，而在于现代人富于“智慧”，更懂得如何“合理化”这邪恶，娴熟于如何以正义之名行邪恶之实。2002年东北某城市进行了各行业职业道德调查，结果教育界倒数第一。由此可见，中华少年儿童，仍旧经受着长辈的愚昧之害。尽管所有长辈，包括教师，都异口同声：我这是为后代好！

大学如今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40%以上的少年可以读大学。朱基出掌国务院以来，推翻了教育部以往小脚老太婆式的高校发展规划，大力扩招，高等教育普及的步伐已经加速。越来越多泣血求学的中华少年从此可以跨进大学校门。但无论高等教育如何普及，能够进名牌大学的学生永远不到5%。大多数少年不能获得名牌大学学生身份，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对此，家长和学生，还有中学教师和领导，要有理智的态度。读名牌大学固然垫高了少年起跳的台阶，但读不上名牌大学并没有堵塞人生发展的宽广道路。

身为父母，最大的期望，是子女幸福；身为有起码职业道德的教师，对学生最高期望，是他们身心健康发展；身为学生，绝大多数人的主要期望，同样是身心健康发展、才能充分发挥，自立、自尊而幸福。这一切，都与读名牌大学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少。做一个奥运会冠军，固然有自尊有幸福，但不做奥运会冠军，同样可以有自尊、有更多的幸福。高考竞争，是学术教育的奥运会。绝大多数人参与体育活动体育锻炼体育竞赛，是为着快乐和身体健康，而不是为着争夺奥运会冠军的名头；绝大多数少年读书，也不应该是为着竞争名牌大学，而是通过教育帮助身心健康发展、帮助个人才能发挥。身体高度健康的人不可能是奥运会的冠军们，后者大多伤痛累累；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绝大多数也与名牌大学毫无瓜葛。

每一个家长都要扪心自问：如果你的孩子，通过强制“磨练”的地狱之路，冒着身心健康俱损甚至俱毁的风险，有朝一日，他/她有万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可能，登上奥运会冠军的奖台，成为阿里、贝多芬、达尔文、爱因斯坦，或者，仅仅成为一个高考状元，那么，你会强迫自己的骨肉去走这条地狱之路吗？

其实，任何以强制为特征、剥夺学生选择与思考自由的教育训练，无论它多么艰苦，都决不可能培养出贝多芬、达尔文、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心灵；出高考状元当然有可能。伟大的心灵，从来成长于自由的大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往今来的科举状元们，有几人对中华文明有过不朽的贡献？或者，哪怕细微的贡献？可惜众多家长不明事理，拿自己的骨肉开刀，帮着学校逼子女。只有家长自觉与种种奴化教育神学教育抗争，才能够帮助子女展翅高飞。我们对桑兰投以无限的敬佩，但如果不是出于子女自觉自愿，家长还要强制子女走桑兰之路吗？

读书学习，除了必要的强制措施之外，如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考试，自由宽松的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关键。以中国古代皇帝之愚蠢，尚且明白人才根本不可能出自天子卵翼下的官学或奴化之学，所以连不需要独立人格的官场选拔官僚，都不依赖皇家翰林院自身之训练，不开设什么皇家干部学校或中央士大夫学院去培养第X梯队，而是向民间开放、向民间书院开放，以民间自由成长为基础，再以科举选拔。以中国古代皇帝之专横，要天下无条件接受他的世俗权威，生杀予夺都听命于他，并为维护其专制大兴文字狱；然而，专横无比的皇帝也有其民族与文化的道德良知的底线：一代又一代，没有一个皇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自己放到与四书五经同等或更高的地位，强令天下学子学习皇帝讲话以武装大脑。圣旨固然是世俗社会的权威，但圣旨也不可以入侵权势之禁地——学术经典。换言之，皇帝们的民族与文化的道德良知的底线，使他们禁阻自己于文化经典的殿堂之下，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尽管他们并不喜欢甚至仇视这些文化经典。雍正可以作《大义觉迷录》以自我美化，但他还没有昏庸疯狂到把《大义觉迷录》作为与四书五经同等的文化思想经典。嗟乎！真不知道今人是进步了还是蜕化了。

家长或许会说，如今就业竞争这么激烈，强制子女“刻苦”读书，也是出于无奈，是为着子女好。这里，要做几点区分。第一，如果家长真为子女好，而不是为着家长自己的虚荣，那么，任何刻苦训练，都应该以有益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至少以不损害子女身心健康为底线。第二，子女未来的就业竞争力，首先依赖子女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强健体魄、健康身心，是一切教育训练的第一原则，也是子女未来应对人生坎坷、追求幸福的根本武器。第三，学术传承与社会就业这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吻合，名牌大学往往更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倒是一些普通大学比名牌大学更关注自己的课程和学生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这在国外大学尤其如此。第四，学校里许多课程的刻苦训练，既不能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也不能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甚至还经常有害于学生能力发展，把学生越教越傻。如今众多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不佳，究其原因，都与学校教育训练不当千丝万缕。国内大学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即使在英国，十多年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直被青年大学生们评为“最保守最缺乏创新精神”的学府。此外，英国大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许多普通大学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与课程；许多职业导向的课程，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没有优势，或干脆不开设。例如，英国最好的商学课程，包括MBA课程，或最好的影视媒体课程，等等，都不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青年朝气勃勃，同时很容易心高气傲；名牌大学的学生尤其如此，睥睨天下、目中无人、眼高手低者众多。据有关统计，名牌大学心理障碍者比例较高，自杀率也较高。许多企业人力资源经理都感同身受：平均而言，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比较欠缺团队工作精神，合作性差。很多名牌大学重视研究生以上阶段的教学，忽视本科教学，而许多普通大学对本科教学十分重视。此外，现代社会科技功利强势，名牌大学的招生和课程，都特别注重语言和数理智慧。而人的智慧，千变万化千差万别，并不局限于语言和数理逻辑。凡此种种显然说明，名牌大学不可能没有区别地成为所有学生的最佳选择。家长要帮助子女理性评估自身条件。最好的大学，就是最适合学生自身发展的大学。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有许多方面因素要考虑，大学的名气或综合排名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如专业排名、课程设置具体情况、毕业生就业前景、校园环境与氛围、校园所在地区环境、对国际留学生的支持、学费及生活费用费用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国内上大学、读普通大学的青少年，完全没有必要因读不上名牌大学而气馁。现代大学，无论国内国外，不分名牌普通，都为青年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文化科技大超市”。大学里有丰富的文化科技资源等待学生去挖掘。学生能否健康发展，除了大学课程设置应该合理这外在环境之外，最重要的是学生自己的求索和觉悟。18岁以上的青年已经是心智健全的公民，应该能认清自己的生活道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大学里一个普遍的年复一年的现象是：尽管入学时大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到三四年后毕业之时，总有少数学生能够遥遥领先，令众学生望尘莫及；这少数学生之所以领先，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从入学之日起，就自觉辨析未来在何方；他们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他们能以顽强的自律，撇开琐事的烦扰，抹去世俗的蛛网，向着人生的大目标步步行进。在大学里，时时刻刻，都能目睹许多学生浑浑噩噩，也都能见证另一些学生节节成长。现代社会里，没有高等学府的环境而要自学成材，相当困难，但毕竟还有不少自学成才者；有高等学府的求学环境，则“自学成材”可以说毫无困难。大学教育普及的时代，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差别不大，差别主要在研究生以上阶段。如果少年对名牌大学心想神往，那么一条很保险的道路就是：不要在乎本科阶段读什么大学，而要在乎本科阶段自己扎扎实实自觉努力；到毕业之时，你就会发现以自己的水平，足可以轻松入读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课程。

上大学，除了那张学士文凭片子要拿到手以外，学生不要完全被老师和教材牵着鼻子走，不要仅仅为考试而学习。要自己努力寻求发展的方向，要自己救自己。现代社会信息传输发达，即使不能如在名牌大学里读书那样，耳濡目染大师宗师的言教身教，阅读大师宗师的作品并不困难。阅读大师宗师的原著，是大学生自救的一条道路。就连大学教材，也要尽量自己选读大师宗师的作品。现在国家教育部比较开明，允许大学直接引进原版教材。可惜步伐稍慢了些，迄今只限于IT、经济学等少数专业。大学生要尽量读英文原版的名著或名教材。西方一些名牌大学也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课程教材，开发网上课程中心，让全世界的学子共享。学生要学习主动去利用这些极宝贵的“世界性”资源。如果求原著而不可得，读一些质量上乘精品翻译书，也远胜于读“三道贩子”的赝品——那些粗制滥造的编译品教材或抄袭后拼凑的“专著”。

对于任何渴望成材的学生，名牌大学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考试是必要的同时又无关紧要，功名太诱人同时又很害人；真正重要的是，少年必须明白，自己的激情在哪里？学生必须弄清楚，哪些思想方法必须严格锤炼，哪些基本技能必须扎实掌握，哪些学科知识必须下足功夫，哪些学术方向值得努力；在这些方面，要如运动员那样付出持续十年艰苦的劳动；以及，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明白哪些显赫一时的学术，其实是金玉其外的垃圾。

名牌大学固然令人向往，但大学主要是学术传承与创新的舞台。学术传承与创新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并非人人都适合去做学问当学究。人生的成功，也不局限于学术领域，人生的幸福，更不局限于名牌大学的校园。爱迪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甚至没有读过中学，被老师认定为坏孩子。比尔盖茨仅仅是名牌大学的肆业生。陈寅恪没有任何学位文凭。李敖、金庸、龙应台等，都不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而且在学校里常与教师冲突不断。柏杨的大学文凭是伪造的。秦晖、朱学勤等，年轻时都没有机会读大学。等等。况且，一个学者文人泛滥的社会，不仅乏味，而且可怖。百无一用是书生、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些千古名言，固然夸张，但与事实真相不远。

名牌大学的学位证不是子女幸福的保险单。体魄强健、个性开朗、心理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刻苦耐劳的精神，才是子女一生幸福的保护神。家长重视培养子女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刻苦耐劳的精神，没错；强逼子女非去读名牌大学，毫无必要。

那些根本不愿意勤奋努力的青年，对幸福一定有自己的理解，例如，懒惰即人生最大之幸福。如此，名牌大学就十足是地狱，读书学习也属多余。对年满18岁的青年，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自我选择。何况，什么是幸福，永远不可能有人人统一的认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有些人总喜欢统一别人的思想，尽管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使伟人与凡人携手，从聪明走向愚蠢的好方法，确保使伟人名誉扫地。领袖毛泽东说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群众。20世纪英国大学者，数学家、哲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先生持不同观点，他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领袖，可惜历史一再告诉人们，领袖往往是最愚昧而不可教育之人。领袖毛泽东有另一句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无巧不成对，毛泽东的一生，为罗素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谱写了完美的剧本，比剧本更戏剧，比剧本更真实。1949年之前，当毛委员是一个在野的“赤匪”卑贱者，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悬赏10万银洋通缉之时，他要多聪明有多聪明，大智大慧，无往而不胜；当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领袖至高至贵者，全国人民用四个伟大来歌颂他的时候（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委员奇奇怪怪地表现出种种大愚弱智，犯下一个比一个更蠢的大错。仅举一例，1958年，在农村务农长大的农民领袖毛委员，愚蠢到相信文盲老农学习了毛泽东讲话来种地，就足可以令亩产粮食一年翻百倍千倍“大跃进”。而大跃进的愚蠢，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愚蠢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中华历史上，毛委员开“学习领袖讲话”的风气之先。不过，毛委员毕竟文才武略样样过人。后来者们，不容易学到毛委员的文才武略，却容易学会毛委员要求民众学习领袖讲话的招数。这倒也挺符合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先易后难嘛。毕竟，在成为接班人之前，人人都有过垫尿片的成长时代。

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随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来的学者研究有两个发现：第一，那三年自然灾害仅仅是平均水平，第二，那三年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率几乎与战争年代相同。这么天大的教训都不能教育咱们敬爱的毛委员于丝毫。不得不佩服罗素的见解：领袖往往是最愚昧而不可教育之人。本书冠名为“与世界领袖同窗”，就此可以读成：“与最愚昧而不可教育之人同窗”。你说，还有读名牌大学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