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与马建

林晓

一九八七年有一位名叫马建的作家写了一篇小说题为《亮出你的舌苔空空荡荡》。那是一篇非常细腻和文学化的作品，里面介绍了藏人殡葬和结婚的习俗，通篇没有一句“妈”字，就更不用说“王八蛋”和“狗”这样赤裸裸的侮辱性词句，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写实的作品，却招来了横祸。被中宣部以侮辱藏胞的罪名枪毙，而当年的《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也以此而丢官撤职。

孔庆东骂港人为狗的七分钟视频看后，我曾想，如果把这位三妈教授语句中的谓语从港人换成藏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毫无疑问，孔庆东所指责港人为狗的理由是同样适用于藏人的，藏人不但不说普通话，连中文都不一定会写。港人需要法律，藏人的戒律更多。在香港的地铁上吃东西是不允许的，在布达拉宫别说是吃东西，就是大声喧哗都会被藏人怒目相对。港人的特首还是在五星红旗下宣誓过的，而藏人的精神领袖更是受帝国主义金钱资助的流亡人士，那么如果港人是狗和王八蛋，藏人又是什么呢？

可以毫不客气地断言，如果孔三妈敢以同样的侮辱性言词对待藏人，或是回人，回答他的就不会是香港特首温文尔雅的关于为什么香港人不是王八蛋和狗的辩解，也不是几百遛狗人士在中联办前的文明示威。如果那样，孔三妈给中国带来的会是又一次暴乱，又一次由人权引起的中国外交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零九年乌鲁木齐的那次暴乱，起因就是维族民工有了被侮辱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上层对藏族和回族同胞的尊严倍加敏感。于是就连马建这样的斯文书生的写实作品都要被放到显微镜下去观测看看是不是有损害藏人尊严的蛛丝马迹。

应该说对藏人和回人尊严的敏感是对的，其实对世界上每一个群体的人性的尊严的敏感都是对的。但这里不能有双重标准。港人的文明程度较高，或者说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或群体，于是柿子捡软的捏，对藏人的一部文明写实的文章都要撤职罢官，而对港人骂王八蛋和狗都是理所当然的。

给族裔和群体贴上负面标签是中国近代政治的特色。这一特色可以追述到五十年代，从给人们定成分开始，多几亩土地的，被称之为地主富农的国人都被视之为社会的敌人，即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民族甚至共党的新中国有过功勋也不例外。这里有文化的影响，就像京剧里的脸谱，每个人的是好是坏都从脸上看的。其实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心极限定理，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刻，对每一件事，人类的看法呈高斯分布。而对于每一个人来看，他一生的轨迹也是布朗运动，在社会主流的附近上下摆动。这才是正常的。可以断定的是，孔庆东是一个不懂数学和生物学的感性动物。孔庆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把其他的人类说成是王八蛋和狗，把其他学者说成是汉奸卖国贼，不知道他对自己的评价和标签是什么。纯粹的中国人？伟大的爱国者，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孔庆东嘴里的脏话多多，应该和他青少年时代接触的阶层有关。至于孔庆东和孔子的关系，那才是天方夜谭，洋人有缺点，但至少洋人有一点值得国人效仿，譬如美国人以为每一人应该以自己的成就而被社会认可，而不是看他的老爸或爷爷是干什么的，就更别说七十三代以前的祖宗了。孔庆东自称是孔夫子的后代，不排除有利用国粹谋私利的嫌疑，是中国特色，不过却是比较恶劣的特色。就凭他这张臭嘴，孔夫子也好意思认这个子孙？

孔庆东觉得洋人都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他一个学国粹的，缺乏和洋人平等交往的能力和自信。在许多海外海归学者的眼里，洋人除了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不同，其他都一样。海外许多学者，都有过自己的洋人学生，也评审过洋人的文章，洋人升迁副教授教授什么的也需要非洋人的一人一票。实在不知道孔教授所说的的见了洋人就温顺和见了国人就温顺有什么区别，给洋人包养和给国人包养有什么不同。孔教授对洋人的畏惧和异己感来自于一种自卑感。记得去年回国时曾经看到一个新闻，说南京有一个幼儿园，请洋人做保姆，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不怕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建议孔庆东如果有子女，把他们送进这样的幼儿园，以后长大就不会像他/她爹一样看到和洋人说笑的国人如同看到王八蛋和狗一样了。

不能说孔庆东对港人的侮辱是受到了上面的指使，但孔庆东好像还是深受领导的赏识，甚至在国家的最高层也有他为他说话的人。孔庆东这样的北大教授可以为许多人发泄一时的义愤。记得文革时我们家下放到农村，我在自己的后院种了几棵冬瓜，有一个冬瓜看着慢慢长大，后来被人偷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很气愤，说帮我把偷冬瓜人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而她骂的语言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感激她，现在再想想，不就一个冬瓜吗，值得骂人家祖宗八代吗？而我们还要在那个村子生活下去，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

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孔庆东的侮辱性语言是有害的，即便孔教授不骂藏人，终有一天他的臭嘴也会把部分国人骂成政府的敌人的。而这样的敌人积累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国家就会产生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