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学与神学是现代美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人们对科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科学是一门科学，神学也是一门科学；科学与神学的关系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二者共存已成事实。美国物质文明是建立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精神文明则是建立在神学不断延伸的基础之上的。要了解和理解美国文明，就要懂得神学在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英文摘要】Both　science　and　theology　are　 pillar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Pe ople have bee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for long t ime, and　 fact　and　researchresults show that science is a kind of　knowledg e and theologyis also a kind of knowledge.At the same　time,　people　should u nderstan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two　factors coexist.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America i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advanced natural science,and the spiritu al　 culture of America is founded in the　basis　of　 extended　religious the ology.If one hopes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what　 is American civilizati on,he should know what i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merican theology in the　p olitical　and　 economical life.

【正文】

自19世纪末叶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已经100多年了。 美国文明经久不衰，令人刮目和深思。任何人类文明都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或者说，任何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两根支柱。现代美国文明的物质支柱是科学，因为美国的高水平生产力是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美国文明的精神支柱是神学，因为生活在现代文明摇篮里的美国人民90％以上信仰宗教。可以说，失去了科学和神学中的任何一个根基，美国文明的大厦都将顷刻坍塌。然而，科学与神学在人们的心中并不是等价的。中国人一般不怀疑科学是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但却难以相信神学是现代美国文明的精神依托。应该说这种困惑是一个误解，是导致我们长期在西方文明的迷宫中不能自解的根本原因。美国文明既是科学的，又是神学的，本文就是要分析这个近似于二律背反的问题。

　　　　一

人类关于科学与神学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至今不得其解。科学与神学曾经相互矛盾和斗争。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神学把持从神权到政权的一切权力，在神学的殿堂里没有给科学留下任何位置，科学被视为异端。在那个时代，科学与神学几乎是你死我活的。科学家布鲁诺受火刑而死就是明证。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神学的一统天下，作为科学主人的“人”取代了“神”成为社会的中心，科学才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天地。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进一步实现了人的思想解放，“理性”代替了“情感”，神学黯然失色，近代科学应时而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成果推动人们进一步对宗教神学发起责难，甚至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论断。所有这些早已是老生常谈，不必赘述了。

然而，上帝真的“死了”吗？科学彻底战胜神学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震动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且不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活跃，也不谈苏、东事件后天主教在波兰、东正教在俄国的复兴，仅就美国而言，相信上帝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上帝的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神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科学与神学不再矛盾和对立了吗？

科学与神学之间确实存在许多难以融合之处。例如，科学，当然是指自然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学问，而神学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学问；科学鼓励人们探索世界，而神学教导人们尊崇偶像；科学具有进步性和跳跃性，而神学具有传统性和稳定性等等。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与神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总是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似乎二者不能共存。在中国学界，就有一个传统的、万古不变的信条：科学与神学永远水火不相容，于是认为，“西方文化其实存在着一个无法弥补的裂隙，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这个裂隙会越来越大越深……。”[1]（P89）其结果也就必然是科学的发展和神学的走向死亡。

但是，科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仅仅在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制造一场又一场战争。在矛盾与冲突的同时，各种探讨科学和神学关系的学说和理论也在纷纷出现。

在美国，早在 19 世纪就有人探讨科学与神学的一致性问题。1875年，爱狄女士发表的《科学和健康是打开圣经的钥匙》（ Science and Health with Key to the xxxxures）一书，就是要说明宗教与科学的一致性。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人关于科学与神学关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争论仍在继续。有科学家认为，作为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宗教发挥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宗教应该让位给科学了；有神学家认为，科学比神学更具有威胁性，因为它有时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些科学家和神学家认为，科学和神学是一致的[2]（P316—342）。美国宗教自由派神学家们不但提出神学与科学一致的观点，而且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永远存在最完美的和谐。二者的冲突虽有发生，但其结果却不是宗教的衰落而是宗教的更加强大和纯洁。在他们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宗教宣传的是来自上帝的真理，科学揭示的是上帝赐予的物质。所以，科学与宗教是一父之女，一主之仆，它们通过不同途径完成同一使命[3]（P301—320）。而以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派则固守宗教神圣的教条，他们认为，生物进化论不仅是无神的和荒谬的，而且是残忍的。他们只关心信念和灵魂的拯救[4]（P271—275）。

作为无神论者，我们对上述观点不能苟同。但是，科学与神学的关系的确发生了变化：科学默认神学的存在，神学借助科学而发展。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今天的科学和神学已经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科学和神学了：科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和纵深，科学研究的巨大成果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而人类的精神生活的进步正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人类精神的主要载体，神学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所以神学关心物质世界、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当今世界，做为一门重要的科学，神学受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的重视和研究，宇航员佩带十字架在太空行走也不使人感到惊奇。所有这些变化证明，科学与神学可以共存。

但是，这并不是说科学与神学之间已经没有矛盾了。笔者在美国访问时，曾多次收到反对生物进化论、宣传神学思想的小册子，这证明斗争仍在继续，力图使神学战胜科学的势力还很有一些市场。报载，非洲发现了300多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有人认为， 这一发现很可能推翻生物进化论。他们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以使神学取得胜利。笔者曾对一个美国牧师说：“克隆羊的同性繁殖是科学，用神学是无法解释的。”得到的回答是：“克隆羊的研究者是秉承了上帝的意志。”我们不想也无力参与科学与神学斗争，只想从中得到一个结论：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使神学走向死亡；神学的延伸并不能阻止科学的进步。如今，科学和神学不但共存于世界之上，而且在许多国家和民族大厦上分别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国就是一个实例。

　　　　二

关于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可查阅和引证的资料浩如烟海：从原子能的利用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从合成材料的发现到空间技术的突飞猛进，从生物工程到海洋工程，从民用行业到军工领域，美国处处走在前列。美国用于科研的资金，1941年只有9 亿美元，80年代增加到每年800亿美元以上。1965—1974年， 美国的教育经费从每年370亿美元增加到913亿美元。1939—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增加118％，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32％。60年代被认为是美国“繁荣的十年”，1974年以前的65项突破性的发明创造绝大部分是60年代研制成功的。到70年代初，美国农业人口已降至1／20， 而农业生产总值却大幅度提高[5]（P11—49）。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无须赘述，没有科学这一支柱，现代美国文明的大厦将无法矗立于世。

关于美国神学的根深蒂固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可查阅的资料也不缺乏：从殖民地时代始，美国曾长期是基督新教的一统天下。在《独立宣言》发表时，美国人80％是新教徒，天主教徒仅占总人口的0.8％；犹太教徒只占0.1％[6]（P331,324—325）。新教不仅在人数上绝对占优势，新教成员还代表着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代表了多数工商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他们是构成最重要的政治核心的人物，他们资助和管理着大多数私人学术中心、私人大学和新教礼拜堂，统治着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整个上层。难怪马克斯·韦伯把美国的兴起归结为新教伦理铸造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但韦伯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随着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的增加，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87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各教派所占人口比例为：天主教25％，新教保守派15.8％，不信教者6.9％，犹太教2.3％，唯一神教派0.2 ％，温和新教派24.2％，自由新教派8.7％，黑人新教派9.1％。这样，新教总数所占人口比例大约为64％左右。到90年代，新教的统治地位完全丧失[6]（P103,106）。1992年的一个民意测验表明：90 ％的美国人说不怀疑上帝的存在；58％的人说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42％的人说他们在7天之内曾参加宗教活动；59％的人说宗教可以回答当今社会问题； 只有2％的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另有2％的人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77％的人说祈祷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美国， 是不是教徒属个人隐私，各类调查和民意测验也很难准确无误。但是，参加会众（Congregation，即宗教活动团体）却是公开的。据近年调查，参加美国地方会众的成员占人口的比例为：1789年10％；1800年12％；1890年22％；1950年以后50％—60％；到1991年，美国共有会众350337个[8] （P10—11,55）。这些情况表明，美国人绝大多数是信教者。而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只用平民百姓的宗教信仰还不足以说明美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性，在政府上层同样不可一日无上帝，美国历届总统都手按《圣经》宣誓就职，他们的就职演说都以“上帝保佑”为结束。据统计，从华盛顿到克林顿全部42位总统中，有38位是教会成员，其余4 人也有明显教派倾向[9]（P161）。人们确信，“在美国， 宪法并没有规定不信教者不能掌握最高领导权，但如果真的一个当选最高领导人不能象以前的总统那样使用‘上帝’这个词，那将是与传统的决裂。”[10]（P17,24）由此可以认为，宗教信仰是美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主体，没有神学，现代美国文明的大厦也难以矗立。

仅此仍然不够。为了充分认识美国的宗教信仰和神学，人们还必须把握这样两个关键：一是政教分离制度；二是“公民宗教”概念。

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离制度后，似乎宗教在美国已经与政治无关。其实，政教分离只是机构的分离而非实质性分离。美国宗教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生活。由于法律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制度，在18—19世纪，美国各教会通常都是打着宗教复兴的旗帜参与社会政治。这不但使宗教行为进入世俗生活合法化，而且使宗教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美国教会公开卷入政治生活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这突出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掀起的反共浪潮。从本世纪40年代起，政治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就已经开始，“基督教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福音派全国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反共十字军”（Christian Anti—Communist Crusade）等宗教组织的建立是与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一脉相承的。60年代以后，美国宗教明显政治化。在1980年总统大选时，宗教组织的政治行为首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福音派创办的广播电视节目起了重要作用。调查显示，当时美国8000个广播电台中，有1400个为宗教电台；在800家电视台中有30家为宗教组织所办；在800家有线电视节目中有66个为宗教性的[11]（P135,138）。此外，美国宗教在反对堕胎、同性恋等活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可见，美国的宗教已经变成了政治神学。

政教分离以后，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私事，似乎与国家和民族无关，其实不然。人所共知，国家和民族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谁会相信大多数公民信仰宗教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与宗教分离了呢？

美国文明容忍任何宗教而又不确立国教，美国制度将政教分离而又不摈弃宗教，其用意和价值是很值得深思的。事实证明，国家和宗教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马克思在谈到美国政教分离制度时曾指出，美国完成了“政治解放”，但“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所以，他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宗教是国家世俗力量的表现，只有消灭“世俗桎梏”，即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12]（P424—427）。 这一分析不但切中了美国政教关系的实质，而且说明了美国宗教的价值。美国政教分离的成功，表现的是基督教不断世俗化的过程，美国基督教世俗化的实质是宗教与政治日益走向融合，而这种融合的产物就是美国公民宗教。

所谓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 Bellah ）在1967年发表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又译为“国民宗教”、“共和国宗教”、“民间宗教”、“大众宗教”“市民宗教”等等。在英语中还有，“Public Religion ”，“Religion of the Republic”，“Folk Religion”，“Civil Faith”，“National Religion”， “Civic Piety”，“Civic Religion”等不同说法）。 美国学者给公民宗教的定义说法不一[13]，归结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1 ）美国公民宗教信仰上帝，它认为是上帝缔造了人，选择了美国和美国民族，赋予美国以历史的责任，“美国是现代历史中的上帝的主要代言人”；美国的最终主权属于上帝，不但个人的命运和事务要由上帝裁决，美国事业的正确与否也要由上帝来判断。（2 ）总统是美国公民宗教的中心代表，上帝与国家、心灵的虔敬与爱国主义、神的慈爱与国家幸福、宗教与政治等神圣与世俗观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核心人物就是总统；神秘化了的领导人是人格化的神。（3）《独立宣言》、 《宪法》等政治文献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圣经。（4）圣诞节、感恩节、 阵亡将士纪念日等神圣节日是对公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使美国这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国家同一化和统一化的重要途径。（5 ）美国民主和新教伦理是公民宗教的统一道德标准。（6）宗教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和利他主义是美国公民宗教不必可少的内容。（7 ）学校是美国公民宗教的特殊组织形式，美国公民宗教的社会载体是社会体制本身。（8 ）服务于社会政治是美国公民宗教的根本任务。从这些内容可以总结出美国公民宗教的三大社会功能：一是使美国人集聚在一个共同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使美国社会中各种宗教被改造、修正和美国化的适应力；三是排除那些无法被同化的“例外”形式的排除力[14]（P86,94）。由此看来，美国公民宗教是一种世俗宗教、政治宗教，或称准宗教。它是美国人民的共同信仰，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它是美国文明的核心，美国文化中的政治，是维系美国存在的根基；它是宗教复兴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它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纽带、民族一体化和信仰多样性之间的桥梁。问题很清楚：在政教分离制度下，美国公民宗教在发挥民族凝聚力、政治判定力作用的同时，又在道德标准同一化和统一化上起到了教会宗教应起的作用。

美国的个人宗教信仰是多样性的，公民宗教使之归一。宗教信仰是个人的，公民宗教使之归公。于是，宗教神学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美国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同时，也证实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三

科学和神学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美两国关系日益改善，也日益重要。必须承认，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中美两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谅解。加之两国仍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中美友好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十分艰难。这就要求我们两国人民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以促进这种友谊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通常较为注重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而对于美国文化，特别是美国宗教神学，不但了解的人少，甚至存在某种偏见。

其次，从文明研究角度看，充分认识科学和神学在美国的意义就更为重要。每当谈起西方文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德赛二先生”，而忘记了上帝和《圣经》。早在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言，西方文明将渡过它的“生命周期”而走向没落。50—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又在《历史研究》等著作中提出了文明衰落的“规律”，并预言西方文明将面临重新崛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不但追述了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理论观点，而且特别说明了中国儒教在未来的21世纪将对西方基督教的威胁和挑战。但是，亨廷顿在论述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时，更多的是考虑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考虑中国以及伊斯兰国家物质实力的增强，而不是精神力量，特别是宗教神学力量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世界性宗教复兴主要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而韩国和拉丁美洲接受基督新教的事实则证明了西方宗教的可行性[15]（P93—101）。显然，亨廷顿并没有把美国信仰危机作为西方文明衰落的主要表象。也就是说，亨廷顿还不认为美国神学这个精神支柱会有问题。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多年以前就提出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下一个世纪必将是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将在世界占主导。季先生的是从西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道德败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出发，确认“文化整合”的结果必将向东方思维方式发展[16]（P19—23）。 这里同样没有注意宗教神学的意义。

但是，近年来，高坐在世界第一强国宝座之上的美国已经感到现代美国文明大厦的两大支柱都在颤动。在宗教神学方面尤为突出。贝拉在本世纪60年代提出美国公民宗教问题并引发一场讨论并不是偶然的。首先，50—60年代以来，美国又面临一场道德危机，特别是越南战争使美国不能自拔，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水门事件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克林顿总统虽然没有因桃色新闻而被弹劾，但这件事有损于美国总统的形象却是无法否认的。其次，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加，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格局发生了变化，不但新教的统治地位丧失，连新教—犹太教—天主教三位一体的神学体制也受到挑战。人们担扰，传统的美国公民宗教还能不能作为超然信仰起到一种象征性的中心作用，还能不能起到维护美国这个大家庭的作用[17]（P19）。用贝拉的话说，当前， 美国正面临第三次“考验”（第一次指独立战争，第二次指内战和奴隶制问题），这次考验“已经导致第三次危机，它不但涉及世俗，而且涉及精神问题”[18]（P38）。贝拉等美国学者之所以提出公民宗教的问题，是他们感到美国公民宗教已今不如昔，他惊呼美国公民宗教已经成为一个“崩溃了的空壳”[14]（P105—106）。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60 年代以来道德危机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也说明美国民族精神支柱发生动摇。人们担心的不是美国公民宗教原则是否能够实行，而是美国文明的大厦会不会倾覆。既然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公民宗教的危机当然也就是美国文化的危机；既然宗教神学是现代美国文明的支柱之一，人们的担心就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对美国文明来说，即使存在亨廷顿等人所担心的东方文明的威胁，这种威胁也不会有致命的危险，历史上“西学东渐”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决定力量是科学技术，将来可能发生的“东学西渐”的决定力量也将是物质力量。所以，美国人所关注的不应该是东方文明的威胁，而应该是美国文明精神支柱的破损如何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