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雪下个不停。下了车，我快步向移民局走去。不大的移民局大厅里坐满了人，有的人站着排队等待领取号码。大厅看上去象是旧式火车站的候车室，不过室内的温暖一下子将室外的寒冷挡住了。

　　一位硕状的黑人警察把我叫住。我瞧了他一眼，他黑色的警帽压得很低，戴着一副厚得象玻璃瓶底的眼镜，满脸横肉，油光发亮。腰前的皮带上挂着一支手枪，手里拿着一根短棍。一看便知道他是检查是否携带危险物品的。我把钥匙放到旁边的一个盒子里，走过安全门，突然我的身上发出“嘟、嘟”的响声。警察把我叫到一边，我赶忙解释说：“我穿的是安全鞋。”他弯下腰去，用手中的短棍在我的鞋上反复探测，鞋子不停地发出响声。警察要我张开双臂继续在我全身探测。然后说：“ＯＫ，你可以进去了。”

　　在大厅里，我将Ｉ４８５的批准信放到了指定的盒子里。我不敢去找空位坐下，只是靠在盒子旁边的一根柱子上，两只眼睛盯着那个盒子，以防别人拿走了或搞错了。过了一会，一位黑女人拿走了我的信，然后通过广播叫起我的名字。我走到柜台前，将护照递给她。她看了看护照，又瞟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问：“你是龙舟吗？”我赶紧答道：“是。”她飞快地翻着护照，找到一张空页，拿起一块方形印章，在护照上轻轻地盖了个章，然后说：“到这边来盖个手印。”盖完手印，她说：“好了。”我问：“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收到绿卡？”她答：“过半年到一年，我们将把绿卡寄给你。”

　　走出移民局大厅。在走道上，我翻开护照，仔细看了看那页上的红色印章。上面写着：“合法永久居民的临时证明。”那红色的印章飘着一股淡淡的怪味，似乎又涩又香，好像就是在等待绿卡过程中那种焦虑和盼望的心情。手续就这么简单，可在等待这个印章的漫长的日子里，人的身心却经历了无数的煎熬和望眼欲穿的盼望。面对着这个印章，我没有丝毫的激动，只是感到压在心里一块沉重的石块落地了。绿卡呀，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在美国生存下去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我们卸下了心灵的重负。我们盼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印章、一张小小的卡片，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安全感和心灵的轻松，那才是我们盼望着的心灵的绿卡。

　　回到办公室，一位中国同事对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没有去温莎？”温莎在底特律河的东边，与底特律隔江相望，但那里已经是加拿大了。同事说：“我认识的朋友一拿到绿卡就顺道穿过隧道去温莎，然后再回到美国，看看这个印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可以回来。”

　　周末，到温莎转了一圈。回到美国海关时，我把护照拿在手上。海关官员问：“去温莎干什么？”我答：“去吃饭了。”我准备等她检查我的证件。她又问：“带什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她摇晃了一下脑袋，说：“可以走了。”我走了，可护照她牙根都没有看。嘿，我等待多年的再次进入美国就这么简单。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出国、绿卡在我脑海中又翻滚起来。

　　（二）

　　在交大校园的东北角，耸立着两栋十八层的研究生楼。在八十年代高楼并不多的上海，它与二十层的包兆龙图书馆也构成了上海一景。走进每个房间，几乎每个书架上都会摆放几本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书。可我的书架上连一本最基本的ＴＯＥＦＬ词典都没有，那里却充溢着诗、散文、哲学和音乐这类虚无飘渺的东西。同学们在热火朝天地谈论着前进ＴＯＥＦＬ班、考试、护照、签证和侨属关系，可我对这些索然无味，这些现实的东西好像离我万丈遥远。有时，我会有意离开人群，拿着竹笛到走廊上，吹上一曲《一剪梅》，让思绪在梅花盛开的乡野里自由的驰骋。有些好心得同学劝我：你应该生活得现实点，你得有个人把你拉回到现实中来，否则你完了。我一直在想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和心灵的平静，就够了。出国也罢不出国也吧，那都不过是一种种生命的轨迹罢了。我想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小窝就足以。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自己当初这般麻木，我惊讶不已。

　　在一次主题为《英语和我》全校研究生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以《我讨厌学英语》为题获得第二名。我充满激情地说：“我讨厌学英语，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用这个时间去学别的东西、去工作，我们一定会做出更多更出色的事……，但我们又不得不去学。有着几千年文明并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落后了，我们要学习西方现代科学，要到图书馆查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要到国际会议上去介绍我们的成就，想到美国来求学……。我盼望着有一天，全世界都来学中文，就像我们今天学英文一样……”那天我赢得了最大的掌声。会后，一位研究生院的领导用欣赏而又关心的口气对我说：“你的演讲不错。不过你的观点会让那几位白人外教评委害怕，他们会感到黄祸的威胁。以后说话不要过激。”

　　我时常漫步在包兆龙图书馆宽敞的走道上，有时会在墙壁上悬挂的一群学部委员的大幅油画像前伫立许久。钱学森的画像最引我注意。他相貌端正，前额饱满，面容慈祥，绿色的军装泽着光彩。这位中国首席科学家在我心中占有崇高的位子。这位加州理工的博士，三十五岁就是麻省理工的正教授，在他事业达到辉煌顶点的时候，毅然离开了麦卡锡主义蔓延的美国，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他再也不愿踏上美利坚一步。他的伟大不仅是作为一名科学巨匠的伟大，更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伟大。在这里就请我们原谅他做的一些象为“大跃进”推波助澜这样的蠢事吧。今天当我们对美国眷念不舍的时候，就更觉得他和他那个时代学者的伟大，自己的渺小。

　　出国是别人的梦。毕业了，有的人踏上了去洛杉矶的班机，有的人到深圳去掏金，有的人使劲地留在上海。我却非常平静地回到了故乡，又找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船舶研究所，因为我喜欢那里近乎于世外桃源的生活。夏天，茂密的树叶遮盖着宽敞的道路，阳光照进来只在路上留下几块小小的亮点。傍晚十分，人们摇着芭蕉扇，在宽阔如茵的操场上幽闲地散步。每个研究室又有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矮小的灌木和五彩的花卉。洁白的枝枝花的香味会随着微风飘到实验室来。我们还时常到海上去做实验，那清亮得近乎于透明的海水经常让我激动不已。外面的世界在变，可这座大院好象与世隔绝。我对生活并没有太多什么奢望，这种近乎于陶渊明笔下的生活对我足以。为什么要颠沛流离，飘流异乡呢？什么要把青春的才华献给别人呢？

　　一位同学从深圳出差到我这里。在宿舍里，我们海阔天空，畅叙着各自的生活和爱情故事。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说：“走吧，到我们招待所去吃饭。”我们起身，他望着我，我也望了他一眼，补充说：“我们招待所的小炒挺不错的。”他淡淡地笑道：“到外面去吃吧。”我何尝不想请朋友到外面去，但每个月不到两百的收入让我却步，这时一股穷秀才的寒酸略过周身。朋友见我不语，就拍拍我的肩说：“走吧，到外面去吧，我请客。”我赶紧说：“怎么能叫你请客呢？我是主人。我们招待所真的不错。”朋友笑道：“你干吗呀？咱们谁跟谁。我现在的收入是你的十几倍，以后你有钱了，再请我吧。”我肩膀松弛下来，摊开双手，叹了口气：“那好吧。”

　　钱，多么实在的东西！我要生活，要去花前月下，要面对着结婚。在女友的生日和圣诞这样的日子里，我只能买几枝鲜红的玫瑰和几个色彩斑斓的轻气球，在一张精美的卡片上写上一首空中楼阁般的诗。我实在没有钱去一个装璜华丽的餐馆，没有钱去买戒指项链，没有钱去为她绝佳的身材添置漂亮的衣衫。作为男人，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惭愧。

　　梦破了，现实就在眼前。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路：红路、黄路和黑路。察言观色的红道和布满陷阱的黄道不适合于我这样儒腐的书生，国内博士的黑袍似乎又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路可以走了。为了生活为了挣钱，只好走吧，到美国去。当到书店去买托福和ＧＲＥ书籍时，我对自己的麻木感到惊讶，就问自己：这几年，干什么去了？

　　两年半以后，当我再次到上海准备从虹桥机场蹬机的时候，同学惊讶了：“你也出国了！”“这么快！”“你还找了个台湾奶奶，办了直系！”

　　正巧，交大的一位老师同机到美国出差。她问我：“到美国留学，激动吗？”我摇摇头：“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跟你一样，就好像出一倘长差。”真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对于生活，只充满了无奈。只盼望着将来买东西时候不再想口袋里的钱够不够。出国只是一个目标，有了目标就向前走吧，达到了就松下一口气。

　　飞机在淡淡的白云中穿梭。隐隐约约能看见下面的大海和岛屿。祖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眷念吗？我也说不清楚。面对出国前繁杂手续的煎熬，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又有什么眷念的呢？听人讲，美国人际关系简单，美国人的性格直率，那就去吧，去追求绿卡吧。也许在那里能重新拾起梦中的世外桃源。

　　（三）

　　本来想工作以后才去办绿卡。周围的人工作一两年后都拿到了绿卡。如果办杰出人才或国家利益豁免，那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只要有工作，绿卡应该人人都会得到的，而且并不需要太多的盼望。

　　不过我还是在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星期，找了当地的律师。律师看了我的简历和介绍，就马上开始以我导师的名义起草推荐信。律师口叙，秘书记录。不一会，一封五页长而充实的推荐信就写好了。信写得天花乱坠：我俨然成了汽车座椅的权威，桥梁结构分析和控制的专家，振动分析方面无人可比的泰斗。我对着旁边的镜子，嘲笑道：“这信中讲的是我吗？”不，不是。律师就是这种人，能将一根稻草说成是金条。看看周围的人都是这样，似乎个个杰出，都对美国国家利益重大，我也只能对自己一笑了之罢了。

　　来到南方的一家生产军用卡车的公司做汽车结构分析。公司的节奏非常满，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干很长时间。同事聚在一起聊天一聊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公司是拿军方的钱，而生产中型卡车的公司就独此一家。公司从来没有裁过人。同事都说在这里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却绝对稳定。

　　习惯了学校里紧张高压的生活，一下子松弛下来反到不习惯。一到公司不知道干什么。老板布置的任务几天就干完了，接下来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一点事都没有。不能上网，在古老的机械行业里，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了。人不干事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漫而且无聊。于是就带些中文到公司里读，后来乾脆写写东西，留学生的故事不是很精彩吗？

　　工作了一年，也算是混了一年。这时公司生产的卡车出了许多问题，好多车的传动轴在运行不久就断了，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公司大院里停满了漆成草绿色和迷彩色的卡车，一排排整齐地停放着，站在高处眺望，颇为壮观。过了两个月，军方还是不要汽车。这时每天走进公司，心里就开始不踏实。又过了半年，公司和军方还在不停地争论，互相推卸责任。而这半年我几乎无事可干。不干事而白拿钱的日子特别难过。这样下去公司要裁人的。跟同事聊天，他们安慰说：“不会有事的。军方要是再找别的公司，花的时间会更长花的钱更多。这个公司从来都没有裁人，现在也不会。”我说：“你们不用担心，可我还没有绿卡呢。”绿卡，我并没有要公司出任何证明，但还是盼望着等拿到绿卡后再走，哪怕是被裁掉，那时我都会非常坦然。我的心被悬在空中，忐忑不安。

　　又过了两个月，公司终于开始裁人了，不过裁的是工人。周围的同事还是安慰我说公司不会裁技术人员的，除非公司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是以一种侥幸的心里来对待每一天，等待着，等待着绿卡能早点下来。可是移民局排队的移动就象蜗牛一样漫。

　　我羡慕哪些有绿卡的人，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即使失业了，也不会担心身份的问题。他们可以在这块他们追求的土地上呆下去，所损失的只是几个月的工作。

　　公司裁了人，我问律师：“如果我换工作，绿卡会有问题吗？”律师说：“只要你做的事情跟你申请的时候一样就没有问题。”我并没有急于去找工作，侥幸公司不会裁工程师。但我还是去办了工卡，以防万一。

　　等到星期五，公司和部门的头们都出差了。同事聊天说：“这个星期又过去了，头们不在，又可以生存一个星期。要裁人也是下个星期的事了。”到十点，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把我叫到一个会议室，我预感到将发生什么。他表情沉重，对我说：“对不起，你也知道公司的情况。你在裁员之列。公司的领导都外出了，他们委托我来通知你，这是信件。”我接过信，点了点头。尽管知道这件事迟早会发生，我并不吃惊。当真正面对它的时候，一种失落感突然地涌上心头。我毕竟是没有绿卡的人，尽管我办的绿卡并没有要公司为我做任何事情。

　　同事告诉我除了抓紧找工作外，赶快去领失业救济金。我犹豫着，假如领了救济金，万一移民局知道了我不就完了吗？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人还是个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人吗？还是所谓的杰出人才吗？移民局知道了，肯定一脚把我踢出国门。别人告诉我移民局跟放救济金是两个部门，互不相干；失业可以领原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可以领六个月。这样就打电话到救济金部门去登记了。当我知道所领的钱只有一点点，而且他们要了我的绿卡申请号码时，我紧张起来了。赶快给当地的一个律师打电话查询，律师没有给我肯定的答复，只是说最好不要领。于是我又打电话取消了领救济金申请，但却一直担心着，担心他们的计算机里还有我的记录。

　　回到家里，把准备好的简历发出去。几天后就有人打电话来，再过几天就去面试，上班。这期间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到了北方，我担心着申请的材料会从一个移民中心转到另一个移民中心吗？Ｉ—４８５排队会重新开始吗？多少人在为Ｉ—４８５的排队而焦急！

　　来到“福特”，喷泉、鸭子、草坪、绿树，一下子被这里悠雅的工作环境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有两个人工湖，喷泉不停地喷着水花，野鸭在湖中嘻戏着，有的还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印象中底特律是个破烂不堪的城市，可在这个大院里，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变了。但却总感到这不是自己的家，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合同工罢了，只是被合同公司卖到这里。

　　合同工和正式工有不少差别。“福特”正式工的工资比合同工高，而且年终分红很多，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去担心失业。而合同工连医疗保险还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扣出。尽管老板一再说：“我对合同工和正式工都是一样的。”但我会体查到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那不是属于我的世界，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只是到这里来干活的。在这样的大公司里，合同工就象一个大户人家的妾，而且是排在中间的妾，既没有大老婆的尊严也没有新取进门的小妾那般受宠。

　　“福特”需要人，需要有经验的人。合同工有许多人够格，有的人在“福特”干了四五年，经验丰富，但却缺少最重要的东西：绿卡。“福特”不聘用没有绿卡的人。他们只能叹息：绿卡！

　　老板找我要了简历。过了几天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的工作业绩不错，而且有很大潜力，我们决定把你转成‘福特’员工。”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说：“我没有绿卡。”他吃惊地望着我：“什么？你没有绿卡？我以为你有绿卡。你不是面试一完就来上班的吗？”我说：“我有工卡。绿卡还在等。”他叹息一声：“那我就不能做什么了。你的绿卡要等多长时间？”我说：“可能还要几个月吧，但我不知道，现在移民局处理速度非常漫。”他说：“等你拿到绿卡再告诉我吧。”

　　一个项目从超前部门转移到产品部门，有两个人从超前部门随着项目转过来，那么我们部门就得有两个人交换到超前部门去。似乎没有人愿意到超前部门去。我刚来不久，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听人讲，那里工作ＢＯＵＮＳ会少一些。最后，主管决定把我和另一位换过去。我们是没有绿卡的合同工，没有选择。实际上去那里对我们都一样，因为合同工本来就没有一分钱的ＢＯＵＮＳ，那是“福特”员工的事。

　　我等待着绿卡，经常打移民局自动查询电话。有一天，电话里说：“我们找不到你输入的号码。”心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担心申请材料被弄掉或者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移民中心。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不停地打电话，得到的还是那句回答。于是赶紧问朋友和律师，他们告诉我移民局的电脑出故障了。悬着的心稍稍地放下来一点，心想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又过了一个月，无精打采地随手拿起电话，拨通了移民局的自动查询电话。电话里说：“你的Ｉ４８５已经批准了。”我象是被别人泼了一盆凉水，突然从昏昏沉沉中醒过来，下意识地再听了一遍，然后挂上电话，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四）

　　绿卡呀，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多少创伤，我们盼望的不仅仅是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更重要的是卸掉了压在我们的心灵的重负。

　　一位朋友告诉我，没有拿到绿卡的时候，晚上做梦时经常梦见是与绿卡有关的事，梦见回到中国再也进不了美国，等拿到绿卡之后再也没有做这样的梦了。有位朋友经常上网去查关于移民的情况，越查越紧张。一位朋友向打查询电话。电话里说Ｉ—４８５的批准时间是四百二十天，等到了四百二十天，自动查询电话里又说要等四百五十天，等到了四百五十天，电话里又说要四百八十天。他万般无奈，只好自嘲：这是移民局在跟他赛跑。等到了五百多天，他拿起电话，当知道Ｉ４８５批准时，兴奋地猛地击了一下桌子，说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怕老板了。”

　　今天有多少人为绿卡而望眼欲穿。我们在苦苦地等待着，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有的人的Ｈ１六年到期而不得不离开美国。有的人等了五年多，眼看Ｈ１就要过期了，只好无奈地说：“我们迟早会离开这个国家。”

　　绿卡是多少人的梦。有了绿卡，就成了自由人，可以换工作；有了绿卡，就可以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去看望年迈的双亲、朋友和老师，到曾经生活过的故土上去寻找往日的梦；有了绿卡，可以轻松地在这块净洁的美利坚大地上生存下去；可以开车在德克萨斯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尽情地驰骋；可以到佛吉尼亚群山起伏的峡谷去仰望两侧的山脉，路灯前方，火红的太阳象颗明珠镶嵌在峡谷之中；可以到密西根的雪地里慢慢地驱车而行，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季节，走出门就可以踏青而不仅仅在春天。

　　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了绿卡，留在美国，最主要的是这里生活舒适、收入丰厚、空气清新、人际关系简单。至于民主、自由、逃避一胎化政策多半是某些人想留在美国而装着的“扰抱琵琶半遮面”的托词罢了。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大放厥词：“即使回国付给同样的工资，也不会有人回去。”我对此君的言论十分诧异。我相信有这种不愿意回国的人但那只是很小一部份。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要说是同样的工资，就是回国能拿在美国一半的工资，相当一部份人会驱之若骛的。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文化根基所在。在我认识的拿Ｆ１签证人中只有一个人回国，他在美国学了机械和计算机两个专业，然后回上海去了。在他看来国内的发展机会多。周围有不少人在叫喊要回国，可真正行动的极少。主要还是收入的问题。看看来自韩国、台湾这些比较富裕但与美国仍然有不少距离的地区的学生，在他们拿到学位后，很多人都回去了。再看看象来自马来西亚这样并不富裕国家的华裔学生，他们一大半多回去了。几位马来西亚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回去也只能拿一千多美元一个月而且还要面临种族的矛盾。要知道他们在美国工作一个月可以拿到四五千美元，但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故土，可那里是他们从小就生活的家园。只有像我们这样来自中国、印度的学生才会拼命地想着绿卡，因为我们回去，我们的收入比在美国所挣的少得多，所以我们盼望着绿卡，等待着绿卡，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心灵上备受煎熬。

　　拿到了绿卡，可是我们却常常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的矛盾中徘徊着。我们生活舒适，收入丰厚，可是在美国，我们只是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而回国我们可能会成为一台台机器。在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大多数人一辈子就是做个工程师、程序员，在小公司里或许被提升的机会大些。可在象“福特”这样的大公司里，要被提升成主管都是很难很难的事情。而主管又算什么呢？按中国的对比，充其量只是个科长罢了。前几天，从网上看到中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是八四年同济大学毕业的，不到四十。我还知道国内许多三十多岁的人成了统帅千军的干将或卓有成就的人才，我情不自禁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而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同龄人呢？也许在没有出国前我们中的相当一部份可以划归最优秀之列，而今天我们只能为别人打工而已。这是我们个人的悲哀还是民族的悲哀呢？不少人又迷茫了：我们的青春就是为了一张绿卡吗？

　　为了绿卡，我们的情感经常在痛苦中挣扎着。我们热爱绿卡、热爱这块如诗如画的大地。但同时对张牙舞抓的美国充满了仇恨，痛恨它轰炸中国住南斯垃夫大使馆，痛恨它象一个畸形的怪兽主宰着世界，痛恨一个平庸的美国人过份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我们又拼命地赖在人家的土地上不愿离开。我们心中充满了矛盾，对美国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有时我想我们是不是那种既想立牌坊又要做“某某”的人呢？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似乎没有了理想，只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生活。每当我想起钱学森这一代人时，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惭愧。

　　在我们追求绿卡的时候，有另外一些人却去了中国。在俄克拉荷马，我认识一位美国朋友Ｊ。他并不富裕，住在一个条件比较差的公寓，靠修理房屋为生，圣诞节前的几个月到ＭＡＬＬ里摆个摊位。他去了中国，我原以为他会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教英文，有机会挣钱。可令我吃惊的是他去了贵州，在那块贫脊的土地上一边教英文一边教种地。Ｊ曾经去过贵州，回来的时候给我们讲了许多贵州的故事。他是第一个到那个地区的外国人。他放映了幻灯片，照片上，山青水秀，淡淡的薄务环绕着山半腰，人们红彤彤的脸上透着纯朴、憨厚和呆板。那里的一贫如洗留给他深刻印象，他想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学英语、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帮助他们种地的技术（Ｊ在一个农场长大）、更要让这些贫穷的人们了解上帝的福音。而我们呢？从一个贫穷的地方，来到一片富裕的土地上，拿了学位，有了工作，有了名车华屋。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呢？与Ｊ相比，我心中充满了惭愧，而对Ｊ充满了敬意。我们就是为了绿卡吗？

　　夏天，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当在高速公路上眺望上海成群的摩天大楼大楼和现代都市的气派时，我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大地。中国在高速度地发展着，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份人会回去，就象台湾人和韩国人。那一天绿卡不再对我们有重要意义，我们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也为祖国而活着。也许当我们去面对许多“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时也会充满烦恼，也许当我们走进祖国时，没有了远离时思念的亲切感，但我们是在向前走着，不再是绿卡的奴隶。绿卡只是一张小小的纸片，让它随风飘吧，我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