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Emily Dickenson，一个十足的家庭妇女，将她每天洗衣、做饭、买菜、走路之类的琐事写成了美妙的诗歌和哲学的思考。生活是创作的最佳、甚至唯一的源泉。因此，我用日记的形式将一件日常琐事记录下来供诸友赏析。从中可以看到行政人员的霸道与愚昧、行政干部的低水平、低效率和没骨头。而从法学院的现状，我们又可以窥知学校、全国高校乃至整个中国。

朱锦清

2012年6月8日星期五深夜

今天中午，我将我教的法学知识产权专业10级商法（一）（即公司法）的考卷A、B送到办公室教学秘书季礼处。其中A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闭卷40分钟，第二部分开卷80分钟。季礼要我填写送印单（这类事情本来应该由她填写的），我照办了，并且在上面注明要印两张试卷：闭卷部分两页刚好一张纸；开卷题目占1页，另1页刚好答题用，也是一张纸。季礼觉得这样麻烦，太复杂，说她很忙、很累，要我体谅她，不要又开又闭，要么全开卷，要么全闭卷，“闭卷我要安排两个人监考，开卷我只要安排一个人。你这样又开又闭，叫我安排几个人？”我说“两个人，按闭卷安排就是了。”她不高兴，说：不行，教务处规定不可以又开又闭。我请她把规定拿出来。她没有，但说她印了要受处分的。我说“你被扣了钱我如数补偿你，你受处分我替你打官司。”她说“我可不想跟你打官司。”看到我的B卷是闭卷的，她就问为什么？我说第一次开新课，我想不出这么多的考题，找不到好的开卷案例，所以只好闭卷。“而且闭卷相对容易一些，正好给那些不及格的人补考。”她说“补考必须一样难度的，你这样不是不公平吗？”我说“我要求够严格了，别人都是放一马的，你们不是也嫌补考麻烦吗？”她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你们。我们不怕麻烦。”（就在上个星期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她还和徐彤一起抱怨学校的制度不合理，学生补考了一次又一次，找她们麻烦。）她一转念又说“我选B卷也可以么。”我说不要，因为A卷的质量好，能够考出真实的水平，我要测量一下一学期的教学效果和学生掌握情况。她很不高兴。我回到民商法办公室后不久，又回去把B卷拿走了，免得她真的选B卷。我本想说明：是根据她的意见回去修改B卷；但是她推说忙，不愿意和我说话；我看卷子在她的的桌子旁边，就径直拿走了。

晚上我去上课时在电梯口碰到她，她说教务处不同意，楼伯坤（法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也不同意。要我找楼伯坤。

晚上我3节课上完后，看到朱建农也在上课（他拖堂了），就等他一起去乘班车。但是他自己开车，要我搭车。我嫌他开车慢，想乘校车。他说“慢不了你多少时间。”于是我搭车。路上跟他说了季礼的事情，因为他是教研室主任，此事与教学有关。他很不屑，说“干教学秘书的人水平都很低。”我说“那李蕾好象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啊。”他说“李蕾稍微好一点。”又说“开闭卷结合又不是你第一次，学校里早有这种做法，英语系就这样做。这是完全可以的。”我问：“这么说，教研室是支持我这样做的，对吗？”他说：“对。”我问：“如果打起官司来，你敢担当吗？”他说“那不行，我不管。”我问：“但是你有没有态度呢？如果领导来问你，你敢不敢说刚才的话——这样做是可以的，学校里早有先例，教研室也是同意的。”他说“这个可以。”我说：“一言为定？”他说“好的”。

回到家里，我给楼伯坤打了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同意。他问学期初的授课提纲是怎么写的。我说授课提纲没有写。他说按规定要么开，要么闭，不能又开又闭。我问“是谁规定的，教研室同意，教务处也同意，哪来这样的规定？一个教学秘书肆意干涉教师的教学，这正常吗？怎么考试根据教学内容而定，是教师的权力。”他问谁同意的。我说是朱建农和华就昆（教务处主管教学的副处长）。他说他要去问。（他是个弯弯绕，7、8分钟内说了很多无关的话，不赘述了。上述几句关键的话都是我逼问出来的。后面的对话同。）

几分钟后，朱建农打来电话，说是楼伯坤已经和他谈过了，试卷还是要改过来，要么开，要么闭。“像你这样又开又闭，监考也困难，学生容易作弊。”我骂“放屁，学生作弊跟开闭卷有什么关系？”他说那是楼伯坤说的。我问“你作为教研室主任到底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刚才在车上说的全部不算数了，现在你正式代表教研室要我修改考卷了，是不是？”他说“是是是，我主要是转告楼伯坤的意见，反正我已经转告到了。”我说：“那好，我也请你转告楼伯坤：试卷我一个字也不会改的，必须按照我送交的原样给我印出来，否则到时候考试没有试卷责任你们自负。”

几分钟后楼伯坤又打来电话，先是对我表扬了一番，工作怎么负责等等，极罗嗦，我耐着性子听他说完。最后他无非是要我改试卷。我说：“卷子一个字都不能改，不行可以到校长那里去打官司，校长叫我改我才改。”他说“你要这样做也行。”又说“你这样做在监考的时候可要格外负责，如果发现问题可得承担一切后果啊。”建农关于监考之说属实，楼真的用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威胁我。我问：“哪一个监考教师可以不负责任？难道我又开又闭要负责，别的监考教师就可以不负责？或者我负的责任要比他们重？”他无语。我说：“你也是老杭商院的人了，学校对监考教师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也是一贯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说这种毫无用处的话干什么呢？”我告诉他我已经听烦了（因为楼说话绕来绕去，实在太罗嗦了）：“屁大的事用得着这么烦吗？你让季礼把试卷印出来不就完了？纠缠什么东西呢？时间都耗费在这些屁事上，还怎么干正事呢？”他绕了一会儿说“这事他星期一还要跟教务处联系。”我说“你这是自找麻烦。爱问就问去吧。”说完我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