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科学大师，科学大师的童年需要游戏的教育。

文摘：

胡守钧：中国出不了科学大师，和中国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我认为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传承文化，二是创新文化。中国教育在传承方面做得不错，但在鼓励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从小学开始，学生就像军训一样，书要摆好，不可以玩铅笔、不可以出去上厕所、不可以讲话、不可以互相开开玩笑。我最近在呼吁，小学教育要引进游戏这一部分，动物教小动物都是靠游戏，小猫、小狗、老虎它们都是通过玩耍、打闹来学本领。小学教育应该把游戏作为很重要的一块放进去。我们中学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高考使得应试教育的问题非常严重，一考定终生。

资料来源：《文汇报》（上海）2004年2月8日第5版
http://www.whb.com.cn/20040208/kjwz/200402080011.htm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尤其需要一批能引领研究方向的科学大师。今天与其说我们欠缺的是大师级的科学家，不如说更欠缺产生这种科学大师的土壤和条件。日前，在本刊和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到会的专家探讨了成就科学大师的内外部环境，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思考。

　　一流科研离不开宽松稳定的环境

　　杨福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近年来，有机会与一些俄罗斯科学家接触，深感他们中有一批相当杰出的学者，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为世界瞩目。其原因并不是俄罗斯人特别聪明，而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有一个静心搞学问的环境，而不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事实上，要出大成果必须要有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宽松的环境。比如说1998年获得数学最高奖———费尔兹特别奖的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他为证明费尔马大定理花费了9年的时间，9年没出一篇文章，9年没有拿到一个奖，他处在一个非常宽松的研究环境中安心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个大定理攻下来了。因此，我认为好的环境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很重要的，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除了科研人员自己要勤奋，要有才能，还需要有机会和安定的科研环境。

　　陈蓉霞（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科学大师》这本书介绍的第一位科学家就是亚里斯多德。从严格意义上讲，亚里斯多德跟现代的自然科学家还不太一样，但他的思想对后来自然科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知识出于闲暇与好奇。也就是说科学家必须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一个总是为生活而奔波的人很难有所成就。另一点是好奇心，我看国外的一本书，说希腊有一批好奇的人，但东方没有。应该说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不缺少好奇心。只是西方人认为东方的传统力量太强大了，压抑了个人的灵感和好奇心，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大师的成才都有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而且他们取得成就的时候都非常年轻。最近，我看了200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苏尔斯顿和别人合著的一本书《生命的线索》。苏尔斯顿在这本书中讲到，他研究线虫的时候已经好几年没有发表文章了。但是他的导师告诉他不用着急发表论文，只要你觉得研究线虫有价值你就研究下去，所以他很安定地在那里做了10年的研究，根本就没有像现在中国年轻教师这么大的压力。从那些国际上成功的实验室来看，一些重大成果往往就是在没有论文、经费等压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时下中国很多大学缺的就是这种真正鼓励年轻教师创新研究的氛围；同时，年轻教师的待遇也有待提高。

　　要有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赵君亮（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科研环境问题的实质是政策问题。比如，有关部门曾经有过规定，科学院系统内单位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的比例要达到1：1甚至1：1.5。也就是说，有100个正式编制就要招150个研究生，因此每年不管生源如何都要招很多研究生，这就造成研究生的质量有所下降。我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比例，是不是研究生多了就会多出人才呢？我看不一定，这些多少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此外，科学研究的评估体系也有问题，我们现在不停地定计划，不停地搞评估，要求一年要出多少文章，然后还有年终总结，应付这些事，要花掉科研人员很多精力。有些地方还订出被SCI收录一篇文章就奖励1万元的奖励措施，驱使一些人为了多得奖金，把1篇文章拆成3篇发表。这不是搞科学的态度。

　　前段时间传出一个消息，说中国科技界要搞一个冲击诺贝尔奖的计划。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是挺荒唐的，哪有为得诺贝尔奖定计划的？科学上的突破是在平时科学积累的基础上发现的，怎能定计划呢？我认为提出这一想法的某些行政领导本身就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科学大师》这本书上谈到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过程：他首先观测到行星的位置和哥白尼理论的位置要差8～9分，他没有放过这一点点差异，开始潜心研究，终于得出了椭圆轨道定律，证明行星的轨迹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哥白尼所说的圆形；后来又进一步引出了等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正是这些发现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础。

　　鼓励最好的学生留在大学

　　胡守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们的政策应该让教师在搞科研的时候没有柴米油盐的后顾之忧。我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让一流的学生能争先恐后地想留在大学。因为大学是创新的基地、科学的龙头，应该把最好的学生留在学校。在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愿意留在高校。但我们的大学，优秀的学生大都想出国，不肯留下来做教师，那么以后谁来做学科带头人，又怎么能教出一流的学生呢？中国如果能把优秀的人才聚集在大学，这样的教育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这样，中国的科学振兴就有希望。

　　傅继梁（第二军医大学遗传学教授，同济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我们不但要给老师解除后顾之忧，而且还要解除研究生的后顾之忧。只要他考上研究生了，就要给他相应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要为生活担忧，能安心好好读书。

　　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谈现在的研究生究竟应该怎么做。一些学生下来对我讲，“傅老师，你讲得很好，但不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外面的现实生活并不像你所讲的那样，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做，我们出去就找不到饭吃了。”现在学校和导师给研究生的生活费只够他们吃饭，其它的费用就要靠他自己的奖学金和打工的钱。比如有的研究生为了买书和相机等学习用品，就利用暑假去给外国人当翻译挣钱，这样肯定要分散学生读书搞科研的精力。另外，学生还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毕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得忙于找工作。如果让他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科研，他怎么可能找到较理想的工作？其实读研究生时期是做学问的一个黄金时代，很多新的思想都是在学生时代出来的，因此我认为给学生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是很重要的。

　　独创精神———成就科学大师的必备条件

　　胡守钧：我认为科学思想最重要的是独立、独创的精神，如果总是人云亦云，你就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永远成不了大师。一个人应该跨越传统的范式，拥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独特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这样才能创新。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科学家很难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敢思考。开始是不敢，后来就是不能，由于不敢，造成了后来的不能。因此我认为应该营造一种氛围，让每一个学者都能独立发表他的观点，不管他的话是对还是错，听上去是荒唐的还是稀奇古怪的。当然别人也可以批评他，他也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

　　思维的自由是科学大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自由探索，就不会有新的突破。内在的自由是非常困难的，你能超越自我吗？能够打破先入之见吗？能突破自己狭隘的经验吗？所以想获得内在的自由已经不容易，那么获得外在发表的自由就更困难了。因此要鼓励科学上各种观点自由探讨，给科学家包括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提供畅所欲言的环境，鼓励建立各种学派。没有学派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我认为，没有学派就没有科学。因为科学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每个学派都有其独特的视角、话语和方法。面对世界我们都是摸象的瞎子。不同的人对世界的感受不一样，这样我们共同得出的东西可能就和世界的关系同构度高一点。

　　没有学派，就不可能有大师

　　胡守钧：很多年前，一位哲学家到复旦哲学系和我们一起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哲学学派。实际上，自然科学在中国也是相同的境遇。没有学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在立法方面应进行某些调整，要保护各种学派，包括要保护另类观点，如果不保护另类观点，我们就不可能有学派，没有学派，我们就不可能有大师，没有大师就不可能得诺贝尔奖。在科学史上任何一次突破都是“异端”战胜传统，新的发现取代旧的理论的结果。按照我的说法，这就是“异端”的功勋。因此，要允许异端的存在。中国有一个对异端进行讨伐的传统，谁敢提异端的观点，谁就会倒霉。我们知道在中国，基因论还是毛主席讲话来保护它的，它本不需任何人保护，但为什么在中国还要通过政治才能保护一个学派，让它存在呢？

　　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有学派。有学派才有争鸣，才有观点的碰撞，才会产生思想的火花。自然科学学派的形成需要两个最重要的载体，第一，它要有出版物，有学术杂志，如果不能自由发表研究论文，就不可能传播，包括孟德尔学派的出现就和皇家学报等学术期刊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就是科学社团，因为学派要以社团作为组织载体，而社团是独立的，它不是官方的，民间社团的发展非常重要，它会建立很多通道，通过这些通道就会募集到很多科研资金。

　　傅继梁：我们的环境应该允许那些主流不认同的东西存在，因为真正重大的创新不一定是冲着主流的方向来的，它一定有脱离传统的奇思怪想。美国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上世纪40年代发现，某些基因可以跳跃，她的这一发现与当时的主流是背离的，不久她所有的学术职务都没有了。但美国这个社会还是很宽容，麦克林托克仍然可以衣食无忧，在玉米地里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做大家不认同的东西。终于在1983年她80多岁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奖。

　　尊重人才，以人为本

　　傅继梁：我认为，只有尊重人才，以人为本，才有科学发展，才有大师；如果不尊重人，就谈不上学派，谈不上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是很正确的。以人为本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不能解决。人是第一位的，人是目的，不能成为工具，这些本来是基本的道理，但是一直难以做到。如果霍金出生在中国，他还能不能成为科学大师？恐怕一做产前检查就被流产掉了。因此一定要宽容。

　　我曾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大楼看到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画的是很多学生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下解剖尸体。那里的老师介绍说，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解剖尸体以前，都要到这幅画面前来想一想，被解剖的人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这个人在为我们培养医生作贡献，大家应该向他致敬，即便他现在只是一具无名的尸体也应该敬重他。这种人文情怀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学科之间加强交流

　　傅继梁：我们应当提倡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大家的思想一交流、一碰撞也许就会相互启发，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举一个例子。在上世纪40年代，科学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控制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谈到他提出这个概念是受到一名心脏病医生的启发。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维纳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用炮弹打飞机的时候，炮弹打出的时候，飞机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如果要炮弹到达目标的时候，飞机也刚到这个地方，就必须知道飞机下一个时段的运动轨迹。一个周六，他和几位朋友又像以往一样聚在一起吃午饭，在闲聊时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旁边的一个心脏外科医生说这有什么难呀，我就知道心脏下一瞬间的状态，血压多少，收缩至多少，舒张度是多少，我全都清楚。所以飞机和炮弹一定也是有运动规律的，只要把规律找到，下一时间点的位置肯定能知道。维纳正是受这位外科大夫的启发，创建了控制论。这是一种很随意的交流，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但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交流。现在的学术会议总是集中在很狭隘的一个领域，比如组织一个专业性很高的学术会议，那么全国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去开会了，这样跨学科的交流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强调大师个人作用和重视团队效应

　　姚诗煌（文汇报高级记者）：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和团队的作用，但不太注重提倡个人的作用，尽管这些年比文革的时候有很大的好转，但还是不够。因此当我们看到《科学大师》这本书时，感慨颇深。这本书通过40多位科学大师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来反映科学大事和科学史，这充分反映了在科学的发展中个人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科学大师个人起的作用不仅仅是解决了某个难关，获得某项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智慧和方法对整个人类和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关于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团队的关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说得很清楚了；在政治上我们也很强调领袖的作用，但在科学上，却对科学领军人物和科学大师的作用强调得不够，在谈到个人的作用时总是羞羞答答。

　　反过来说，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团队、一帮人和一个环境。我们需要科学大师，而科学大师下面还要有一批能做事的人。最近两年，我们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缺乏一流的人才和领军人物，怎么办呢？———引进！一些科研单位要用100万的年薪吸引人才。这个情况很像我们的足球。中国足球踢不好，就请洋教练和外援。以为洋教练来了，外援来了，中国足球就会马上上去，但是还是上不去。因为中国足球的基础，足球运动的氛围、作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来几个洋教练和外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现在引进人才，一定要避免犯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技术时犯的毛病。我们那时候关门多少年，技术落后了，提出要引进技术，这是对的，但只是引进，甚至只是买进，没有像日本那样把引进的东西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使得我们的技术在多年以后，与国外的差距不但没有缩短，甚至还愈来愈大。所以，这几年强调要创新。当然，人才的引进比引进某一项技术作用要大得多了，但是光靠引进人才，而不注重我们整个周围环境的改善，这不是一个长远之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同意前面几位教授讲的，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土壤，在这方面下功夫，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大师级的人才。

　　胡守钧：这就像我们跑马拉松一样，马拉松的冠军肯定产生在第一方阵里面，我们在第一方阵没有人，你就别想得冠军。如果第一方阵有20、30个人，那么冠军肯定在这个方阵产生。

　　杨福家：现在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突破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而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一个诺贝尔奖的背后是一帮人在拼命干活。我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些研究生接触过，有很多研究生一周工作100多个小时以上。斯坦福、剑桥都有上千人像这样在拼命干活的，获得诺贝尔奖都是经过多年奋斗的。因此，仅靠100万元引进一两个人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一支年轻、优秀的博士、博士后组成的研究队伍，就很难出大成果。

　　改革应试教育，鼓励创新

　　胡守钧：中国出不了科学大师，和中国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我认为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传承文化，二是创新文化。中国教育在传承方面做得不错，但在鼓励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从小学开始，学生就像军训一样，书要摆好，不可以玩铅笔、不可以出去上厕所、不可以讲话、不可以互相开开玩笑。我最近在呼吁，小学教育要引进游戏这一部分，动物教小动物都是靠游戏，小猫、小狗、老虎它们都是通过玩耍、打闹来学本领。小学教育应该把游戏作为很重要的一块放进去。我们中学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高考使得应试教育的问题非常严重，一考定终生，使一些高能低分的人不能进大学继续学习。而大学教育要加强学术的创造性，就要结合不同的学科，参加不同的研讨会，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所以我觉得大学教育要把通识和专才结合起来。但目前我国更重视专才教育，更注重考试，忽视创新。教育抓得不好，就会扼杀创造性。爱因斯坦针对教育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现代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夭折。”为了创新，请给学生一些自由。

　　杨福家：中国的考试有时还不是一考定终生，有时甚至是一分定终生。如果北大录取分数线是600分，复旦是580分，而一位以北大为第一志愿，以复旦为第二志愿的学生，他只有599分，那么他不仅进不了北大，也往往进不了复旦。因此，家长与学生都非常重视“一分”！中国学生回家后家长一般问：今天考试成绩怎样？听到学生考了99分，往往很不高兴，非要他拿100分不可。而在英美国家，家长问孩子的是你今天又提了几个问题？因为家长认为，勤于思考的孩子才善于提问。中国的孩子回到家都要做很多家庭作业，而美国的学校是不留家庭作业的，这些孩子回家后经常参加一些益智的有趣活动。美国更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和思维的锻炼。因此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也和中国不一样。我们复旦大学近20年来毕业的最杰出的一个人叫沈志勋，当年他在中美物理教育合作项目选拔赴美国深造的资格考试中成绩并不理想，如果仅凭考分他根本没有资格考上，但美国人并不只看成绩，还要看能力。后来加上他的面试成绩他才以124名入选人员中的第122名勉强通过。那时他是复旦大学14名赴美留学学生中的最后一名，但到仅美国2年，他就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如果他把目前的课题攻下的话，将成为最有希望拿到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傅继梁：培养人才不能靠统编教材。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统编教材，一本书往往有十几个单位的人员参与编写，因为你不叫这个人写，他们的学校就不用你们的教材，他们不用这个教材，这个教材就销不出去。我们年轻时候读书用的教材都是一个人写的。这个书有作者个人的思想、观点，把什么问题都分析得很透，你还可以同时看几本书，每本书都有作者各自的主旨思想。在国外，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也会开出很多书作为参考书而不是教材。当然不排斥请相关领域的权威合写一本教材。比如沃森在编写《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的第四版时，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已经不足以编写整本教材，于是就请相关领域的权威来写，这样能够让学生对这个学科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本版图片选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科学大师》一书；本版文字由周小玲整理）

资料来源：《文汇报》（上海）2004年2月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