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克鲁泡特金自传时，很想往他在俄罗斯边疆西伯利亚考察时梦想建立远东共和国的经历。读完《不被统治的艺术：山地东南亚的安那祺史观》[1]，我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在此书中研究的Zomia“茁密阿” 山地（见图。第17页。包括几乎所有缅甸和老挝、大部分泰国和越南、印度东部、柬埔寨的东北角和中国的云南、贵州、部分四川和重庆和广西）度过的岁月。

       1970年夏天，外祖母带着我离开北京，到远在贵州毕节（云贵川交界处）的父母身边上学。我们乘三天的火车经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到达贵州的贵阳，再转乘一天的汽车到达毕节的专区城里，见到从山里的师范学校步行一个多小时赶来接我们的母亲。

       我父母大学毕业后自愿从北京和重庆来到贵州工作，到毕节创建师范学校，为山区培养中小学教师。我也随着大人们修过公路，学校有一辆马车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城里。马车夫是“工人贵族”，耀武扬威，因为人们免不了要请他在城里买些油盐酱醋的，我们小孩更巴不得有机会能坐上一趟马车，好像自己也进入《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的脚色了。

       我到了以后，学校为我们这些教职员子弟开办附小，也招收附近的农民子弟。虽然到处可见夏天也穿戴浓妆厚帽的苗族妇女，来读书的都是汉族或汉化的农民子弟。有些农民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就带来米、鸡蛋等。因为山民孩子没有出生纪录，报名时只要左手过头能摸到右耳，就算合格了。开学不到几天，班上一个大女孩就退学了：她出嫁了。我的山民同学几乎没有连草鞋也不穿，终年只有一套衣裤。有时候，我的雨鞋陷进雪地里，还得靠光着脚的同学为我拔出来。

       师范学校有不少苗族学生，都非常纯朴。有一次冬天清扫校园，我和小孩同伴们烧掉草木。一个衣着单薄的学生过来烤火取暖，被我臭骂一通：“老子点的火，让你来烤？”没想到这个20来岁的男子竟然向我这个7、8岁的毛头小孩道歉，使我突然良心发现，赶快赔罪请他烤火。这倒是一个“北京文明”与贵州山民的遭遇经历。其实，许多苗族人天生会讲三种语言（我为了学习中日英文，不知费了多少精力！），他们在越南的同族（Hmong），那时正在茁密阿的最南端与超级大国美军“并肩作战”呢！

有一个留校的苗族年轻教师，在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和批斗会上少不了他。在批斗会上，学校里的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和一个“土匪”分子非常老实，但那个右派分子（一个名校物理系的毕业生）从来不肯低头认罪，一般老师们都“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有这个鲁莽的苗族汉子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上阵，强行按下右派分子的头。这是吹到贵州山沟的北京政治文明。

学校没有围墙，在教学楼、教师住宅和食堂之间就是农田，也有几户农民。有一个叫王老五的农民因为偷盗经常出入公安局，恶名远扬，我们小孩都不敢靠近他。不过，有一天冬晚，我去热水房打开水，看见他光着脚也来接开水，被烧水工大骂一通。他可怜地哀求道：“张大爷，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从来没有偷过学校的东西。天这么冷，我家又没有火，老婆叫我来，请让我接一点开水回家吧！”但张大爷立场坚定，就是不肯。我很想让一点开水给他，但没有那个勇气。这与我刚学到的“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农民阶级自发势力严重”等政治教育很不合拍。还有另一件事也显出贵州人的开化程度：毕节地区有一个很穷的赫章县，出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他去北京开会时，连发给他的铅笔、本子也还给大会，以为是国家财产不可贪污。他回来给我们作报告时炫耀他如何学聪明了：把人民大会堂的碗筷也带回贵州！

1974年，我们家搬回父亲的老家四川重庆。我的班上同学每人送给我一样最好的小礼物（铅笔、橡皮擦等），有几个同学还逃课到汽车站来告别。但我在新的环境里，刚开始不被接纳，因为同学们歧视我是“贵州山儿”，我理解到为什么贵州人普遍恨四川人“奸得狠”。这是人类学所指的“内殖民化”（汉化）经历的后遗症。此书中引用的数据（p.138）显示，四川在960年（“十国”时期）之前和1279年（元朝）以后很少起义纪录，但在这之间爆发了46次起义，可以说在此期间完成了汉化的过程。而贵州在1368年（明朝开始）以前没有起义的纪录，在明朝期间（到1644年明朝灭亡）爆发了91次起义，这同时也是汉化过程的见证。还没有完成（或还在抵抗）汉化过程的藏族因为形成了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不在具有安那祺特征的茁密阿圈内。茁密阿山民主要是动物崇拜，近代以来开始接受基督教，以抵抗平原的各种宗教入侵。[2]

我二十多年前在大阪大学人间科学部社会学专业学习时，就觉得隔壁的人类学专业不是一门“科学”。 日本的人类学实际上是东南亚研究，与我到日本研究“先进社会”相反。因为日本的经济奇迹，依靠从东南亚进口原料，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ODA(政府开发援助)给这些过去侵略战争的受害国，招收了不少东南亚学生，培养亲日派。当我刚从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杂志2011夏季第56期读到Graham Purchase对此书的书评时，觉得人类学者把贵州、云南等中国的国土与东南亚并为一个新的版图茁密阿（印藏发音“遥远民”之意），涵括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大约1亿人口，大概是为了证明人类学的存在合理性。不过，由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学者提倡安那祺史观，至少值得一读。读完以后，我感到这是一部力作，值得向中文读者介绍和推荐。

即使对茁密阿山地了解不多的中文读者，也会感到这主要是对中国平原/汉文明的对照：如果没有山地，这里早被汉族征服/同化了。除了来自北方的汉文明外，印度（以及近代的越南、缅甸）的以平原水稻为基础的朝廷政权、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欧美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也从东南西方向向茁密阿山地合围，使茁密阿具有日内瓦高地和哥萨克山谷的“自由”、“平等”、“松散临时的联盟”、“多样化”等安那祺主义特征。

成为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发祥地的阿尔皮斯山脉一直被梵蒂冈视为异端的摇篮，而只有瑞士的平等社会结构、自由精神和高地山谷条件才保证了加尔文派、茨温利（Ulrich Zwingli）派和门诺兄弟会等把个人心灵自由置于世俗教会权威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持续下去。正如我在“我理解的门诺教派以及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神学政治”（2007年）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再洗礼派的起源并不是单纯的神学教义之争，也不是逆来顺受的非暴力、非抵抗主义，而是发源于早期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潮流。……正如敌视德意志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早期历史学者Josef Jäkel所断言：叛乱农民是社会渣滓，再洗礼派就是社会安那祺主义者。”实际上，与茁密阿山地一样，处于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包围中的瑞士，在经历宗教改革之后，又成为自由社会主义（近代安那祺主义）的摇篮。刚受到启蒙洗礼的俄罗斯青年（特别是无法进入俄罗斯大学的女子）聚集在这里学习科学、医学等；巴枯宁等革命家在这里学习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与法国、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团体找到了不同于以马克思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原理；而克鲁泡特金正是在以富有独立精神的钟表匠为主的汝拉联盟的活动中确立了终生不易的平等、自由的安那祺主义信念。只有几百万人口却有4种官方语言的瑞士以federation[3]精神建国，独立以来保持中立，幸免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灾难。当联合国也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时，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瑞士反而成为美苏超级大国会谈、国际裁军会议、联合国科教文机构、“世界经济论坛”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4]如果茁密阿能够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理想的“模式”。不过，此书试图说明的是：茁密阿更像哥萨克山谷的命运。

哥萨克作为俄罗斯边疆也以平等、自由著称，同时也是异端派“旧教徒”的温床。几乎动摇了沙皇统治的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以“旧教徒”教义为号召的。列宾的油画“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回复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来信”（插图，１８８１年作）是一个典型的写照。扎波罗热是１６至１８世纪时期哥萨克在“南俄”（乌克兰）的自治组织，主要是由逃亡至扎波罗热来的农奴组成，自行武装。土耳其苏丹要这批哥萨克人脱离俄国而归附于他，惹恼了这些视自由为生命的哥萨克人。画上描写这些性格豪迈的扎波罗热人在领袖赛尔柯的授意下，正写信痛骂土耳其苏丹的情景，人物众多，特征鲜明又饶有趣味，散发着哥萨克的自由平等、勇敢无畏的豪情。只是在普加乔夫起义（1773-74年）被彻底镇压后，哥萨克的原初的民主自治才被领主式的农奴制取代，被纳入沙皇的专制体制。

俄罗斯内战主要也是在乌克兰以东的哥萨克山谷展开，这里更诞生了安那祺主义的武装起义传奇----马赫诺运动。“这里是俄罗斯的粮仓，除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连接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铁路，也是从欧洲通向顿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的必经之地。”“亲身遭遇过马克诺运动的南乌克兰住民（包括门诺教派和犹太人）对马克诺的评价各有不同，但远离马克诺运动的乌克兰民众却一致视马克诺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Peters甚至用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绝对道德命令）来理想化马克诺运动：‘对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马克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绝对道德命令’。”[5]

除了上面提及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茁密阿的广西（以及邻接的广州的一部分）更是明朝期间起义最频繁（218次）的山地，而所谓“壮族”实际上是逃离苛捐杂税的“脱汉化”的汉族。贵州的苗族、具有“种族博物馆”之称的云南，都同时进行着汉化和脱汉化的双向过程。太平天国发源于广西，它的主力在石达开的带领下，也避难到贵州（石达开本人束手就擒，但保全了部下遁入茁密阿深处）。直到在内战后战败的国民党军队、在文革期间逃越中国边境的山民，都幸亏有茁密阿这块巨大“梁山泊”可以让108个部族（而不止108将）“聚义”。所以，茁密阿既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又是逃避集权专制王朝的“桃源乡”，构成了与中国、印度等平原文明相对应的山地文明，互相补充。此书作者总结道：“山地社会逃避统制的本能——消失、移动、种族杂居、小规模砍伐组织和平等性——都鼓励分散，妨碍公司型组织和集体行动。……所有山地社会都表现出逃避国家的行为。……对于某些组织，逃避国家是靠一种被称为阻止建立自己内部国家的实践来实现的。象Akha、Lahu、Lisu和佤族这样的具有强烈的平等和反固定阶层传统的无领袖型组织，就属于这样的分类。……他们通过婚姻联盟阻止固定的家族等级的出现；他们有除掉或排除有过分权势的首领的传说；最后，当不平等固定下来后，他们就把村落或家族分散得更小、更平等。”（第331页）。我们从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看到如此高度的罗马文明因为除掉了凯撒引发内战悲剧，不由得惊叹茁密阿这块不毛之地的山民们还有如此高超的政治艺术！逃避国家、不被统治的集体智慧，只有在巴黎公社（187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1921年）、西班牙革命（1936年）、天安门运动民主（1989年）等安那祺主义历史的短暂期间才显示出来，应该被联合国确定为人类的最珍贵精神遗产。

不幸的是，自从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缅甸，各国对茁密阿这块人类“公共财产”的“圈地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在茁密阿这个远处的、原初的、平等自由的、可供1亿人口共同移动生息的公共山地这个概念刚被人们提出、理解时，它的几乎每一个山头都被各个国家（特别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先进技术）瓜分、私有商业化了（此书也介绍越南起劲推行的同化运动）。缅甸除了海岸线，几乎全国都属于茁密阿山地，具有特殊含义。1947年2月12日，缅族（Burmans，约占全国人口的60%）的缅甸本部（Burma Proper）代表昂山将军（昂山素姬之父）与掸族（人口的8%）的掸邦、钦族的钦区、克钦族（景颇族）的克钦邦等众土族领袖签订了各邦各族拥有自主自决权的彬龙协议（Panglong Agreement），共同向英国争取独立。书中介绍Edmund Leach对克钦族、Thomas Kirsch对钦族如何在反抗低地国家入侵的同时，也学会了在内部防范山谷的部族建立国家（第304页）。可惜，1948年元月4日独立实现后，却由大缅族主义单独掌权，尤其1962年军政府非法上台后，废除了联邦宪法，拒绝考虑各邦各族自主自决权，在全国进行暴力统治，通过战争推行英帝国殖民主义者失败了的同化管理政策。非缅族地区从此被军事占领，众土族遭到残酷的民族压迫，引起掸族、克钦族等武装反抗，至今没有平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和出卖后，我在大阪见到1988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的缅甸民主政府“外交部长”。他为我们展示在丛林里“延安”根据地生活的幻灯，希望得到日本民众和政府的援助。我深知日本企业和政府不会同情亚洲民众的民主事业，很遗憾不能帮助他们。“通过几十年的武装与非武装斗争,缅甸各族人民都看清楚缅族与135非缅族,合则两利,分则全亡, 几乎所有原住民族群, 现在无不主张在缅甸联邦大家庭内,各族寻求最大的自治邦自治权。大家要借鉴瑞士、德国的真正联邦制。”[6]但缅甸的前途，更主要地决定于中国、印度和东盟、美国、日本、欧洲在茁密阿的利益关系。2010年5月，我在与缅甸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美国公司雪佛龙（世界第2大石油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推动人权提案：“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在出售和使用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的国家从事的所有与人权相关的政策和行动。这个委员会将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包括公司的高级官员和受尊敬的外部人权专家以帮助公司了解公司海外业务的人权影响”[7]，在耶稣会等人权团体的帮助下，获得7%的赞同。雪佛龙公司董事会虽然发表了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毕竟也部分听取了我和耶稣会的意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制定了人权政策。

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上不管是有上亿人口的中国、印度等，还是只有几万人口的（如瑙鲁）等诸多微小部族，都纷纷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唯一的政治模式竞争发展，那些没能“建国”的库尔特人、巴勒斯坦人、鞑靼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Pushtan人（还有藏人、台湾）等，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出路。茁密阿的非国家、反国家、逃避国家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模式。让我们大家以各种形式，帮助缅甸等茁密阿山地，摆脱全球化“圈地运动”的厄运，谱写当代茁密阿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史。

[赵京， 2011年8月8日，纪念缅甸民主运动反抗国家统治23周年。引用请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