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文化侵略”
老洛克菲勒从无产阶级队伍里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一位10亿富翁之后，他的生活仍旧保持简朴，但却为日益增加的财富发愁。由于他笃信“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情”，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却未能使别人满足。于是他决定改变方向，专注地捐助教育。第一件事便是捐建芝加哥大学，好友盖茨牧师劝他“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洛克菲勒父子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立非赢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其宗旨只有简单的一句：“在全世界造福人类。”

洛氏基金会确实这样做了。成立后不久便取得成效：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症、黄热病以及梅毒研究均获突破性进展，成功分离出疫苗，致使人类不再在它们面前束手无策；1928年，该会资助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明青霉素，这使人类医学获得飞跃；还有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医疗设备也是在洛氏基金会资助下取得突破的。对于原子能科学，洛氏基金会更是成就斐然：“曼哈顿计划”中，因接受洛氏基金资助而获重大成果的科学家竟然达到23名！资助农业项目的“绿色革命”洛氏基金更是功不可没，乃至于它资助的农业科学家诺.博劳格（Nrman Borlaug）1970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有人提议该奖项应授予洛氏基金会！

1908年洛克菲勒就赞助芝加哥大学组成“东方教育考察组”来华考察，打算在中国办一所类似芝加哥大学规模的大学。1913年洛氏基金会成立会议刚开过，第一批行动就派出“中国医药调查小组”。经三个调查组考察后，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并于1915年筹备建立合乎美国一流标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鉴于洛克菲勒要求不惜工本建造中国宫殿式建筑，1921年落成的协和医学院富丽非常。到1947年移交中国，基金会投入资金4465.2万美元，约占其总资本额的15％，是洛氏基金会在海外最大的项目。

除协和医学院之外，洛氏基金会还资助其他组织在中国所建立的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十余所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之初就成为洛氏基金会在亚洲的资助重点，这项资助使该所获得稳定的科研保证，从而在与中国实际密切相关的课题上取得重要成果。

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也是在洛氏基金会资助下进行的，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没有这笔资助根本不可能进行这项延续十年的发掘和研究。洛氏基金会还向中国国家地质部捐款成立“新生代研究所”，使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得以奠基。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贾兰坡等，均因此项目建立得以卓有成效。

中国的遗传学、农作物品种改良也因洛氏基金会提倡并资助，于1920年代得以建立。从1925年到1945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得到基金会资助。基金会还应美国的有关大学的要求，资助他们与中国的燕京、南京、东吴等大学建立联系，接受中国学生、学者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大学都参加了这项洛氏基金会资助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遗传学、农学的先驱如谈家桢、陈桢、陈子英、吴经甫、李先闻、王绶等均得以研究有成。基金会还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到中国与中国学人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及教学中心，奠定了中国植物学的基础，涌现出陈焕镛、胡先驌、钟心煊等著名植物学家。

洛氏基金会于30年代初得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在政府的支持下发起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运动以后，马上抓住这个信息并积极介入，投入的资金仅次于协和医科大学项目。从1934－1939年投入资金便达150万美元。利用这个运动，洛氏基金会又大力推进中国的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向前发展。它首先在燕京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为平民运动培养人才，还培养出我国最初的社会学家。基金会还资助学人对中国社会作广泛的乡野考察并出资聘请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帕克、马林诺夫斯基等来华讲学，帮助中国学人赴英美学习。如吴文藻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便是基金会一手安排的，还资助费孝通等赴美进修、研究，费教授在美完成名著《乡土中国》。

基金会在中国经济学发展方面也给予大力资助。如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到1946年便获资助达20万美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大受援项目。基金会会要求所资助之经济研究项目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如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国际经济政策等。

洛氏基金会对于美国各教会在华所办大、中学均给予不同额度的资助，如抗战时期紧急援助9所大学42.5万美元，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回迁拨款50万美元。在抗战最艰苦时，它还通过美国外交机构给予中国有成就的教授、学者特殊援款6万美元。该援款以邀请赴美讲学方式支付，另外还出资给美国国务院文化司邀请几位著名教授赴美讲学一年。为照顾这些学者、教授的自尊心，基金会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在这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梁思成、冯友兰、罗常培、费孝通等十几名教授。

如果说以上这些都属于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话，那么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出资协助中国对美国进行“文化侵略”。

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中国是唯一保存独立地位的文明古国，代表着东方文明，而美国是新兴国家，代表着西方文明。两大文明应该交流促进，共同发展。美国学术界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始于1920年代末，1928年12月1日，在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促进中国学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十分无知，决定建立常设的中国学委员会（即后来的“远东委员会”），“中国学”正式列入美国学术研究领域。

对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作出的贡献是巨大而且具有开创性的。它直接资助并推动美国十余所名牌大学设立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图书馆，到1947年为止，美国有十所大学至少保持3名以上教授远东学课程的全职教师，15年来全部得到洛氏基金会的赞助。基金会还资助国会图书馆设立东亚藏书部分；普林斯顿、哈佛都设立中文图书库。除给予经常性预算拨款外，还出资举办会议和讲习班，仅与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合作每年暑期讲习班就持续十年之久。此项捐款为的是引起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兴趣，培养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专门人才，并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洛氏基金会还资助耶鲁、芝加哥大学编制中文教科书，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学习中文需要。它于1936年购进全套中文铅字，建立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出版有注释的中国经典著作选读，如《孝经》、《论语》、《孟子》等著作。1939－1947年它还出资18.7万美元，选择出版秦、汉、辽、金、清史，实际完成的只有《辽史》。影响较大的是翻译出版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思想史》以及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恒幕义编撰了十年的《清代名人传略》。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美中之间文化交流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它在1946年的年度报告中称：“在分裂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并决定继续在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事业上慷慨拨款。直至1949年，基金会认定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决定暂时撤出中国，待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出现再继续中国的事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而在1951年8月，美国众议员科克斯提出一项决议案：调查某些教育和慈善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他在随后的调查中罗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系列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基金会32年来在中国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培养了中国的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大多投靠中共，成为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青年作战的对手等。这个调查直至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

有意义的是，非但协和医学院培养了数百名中国西医精英，而且这些人基本上成为中国医学院校和大医院的校长、院长、专家，更奠定了中国的西医基础。1979年邓小平访美，堪称中国精英的21名代表团成员竟有7名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的学生！

还有，中国的院士队伍基本上是美国培养的，即便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们，也几乎全部是美国培养的。我们无妨数几位：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陈能宽、朱光亚、杨承宗、彭恒武、程开甲、张文裕……。1955年我国装配完成的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赵忠尧学部委员归国前从美国购置并寄回国的。正是这台加速器以及操作它的赵教授，对我国首次核试验功不可没；1956年美国同事送别王承书归国时说：“你们一回去，就是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他也许不知道，王教授已经把两吨多重的书籍资料邮寄到北京了！她回国后也隐姓埋名为中国的原子弹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