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零代科大人
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民族复兴发展，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同时也构成了评价中国人物特别是人物群体的坐标。中国科大，作为新中国创办的一所大学，在创办之初就以上述坐标给自己确定了任务："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历代科大人通过前赴后继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年轻科大人已忘记了历史，或者说，不能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科大的历史。我郑重地建议这些人，不妨认真地了解一下科大的历史，科大人的历史。
中国科大成立于1958年，但是科大人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远。不熟悉的人，请阅读一下这些辉煌的名字：郭沫若、竺可祯、钱三强、华罗庚、钱学森、赵九章……他们，是第零代科大人。
第零代科大人永远是后来者仰止的高标。他们是开山的宗师，是传说中的大侠，是云端里的神仙。他们的名字和新中国科研事业紧密相连。他们不仅在业务上，也在精神上为中国科大定下了标准。
什么是科大精神？大概100个科大人有100个不同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科大精神就是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顽强拼搏的精神，敬业奉献的精神，勇于牺牲的精神。"不要命的上科大"，但是，人为了什么才可以不要命？科大人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要命？在第零代科大人那里，答案很明白：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
第零代科大人大多具有留洋的经历，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毅然返回百费待兴的祖国，是他们的共同抉择，也是他们共同的爱国精神的体现。在那个年代，回国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擅长的方向去从事祖国需要的方向，就意味着要放弃学术交流去隐姓埋名，就意味着疾病乃至死亡。但是第零代科大人都认了，于是有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起步，有了中国科大。
由于杰出的贡献，第零代科大人今天享受着巨大的荣耀。但是比起当年那些没有回国的人，他们牺牲得实在太多。他们没有杨振宁名声大，没有李政道活得好，他们中间早逝的，例如郭永怀赵九章，在今天的科大学生中间知名度都很成问题。这就是牺牲。正是由于这种牺牲，才有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艰难起步和蓬勃发展。第零代科大人用他们的行动为科大精神定标：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不要命的上科大"。
二、第一代科大人
科大北京时期的学生，大致可以算作第一代科大人。说大致，是因为这种几代几代的分期，本来就是模糊的。
第一代科大人直接受教于第零代科大人，从知识到精神都接受了第零代的衣钵。他们同样具有不要命的牺牲精神，同样具有辉煌的业绩，同样具有火热的爱国情怀。
曾听一位58级的校友说过一件事：某次在航天基地发射某型号，出了问题，各单位总师开会会诊。结果到了会场一看，所有的总师，都是他们班的！这是何等的成就，这是何等的辉煌！在这里对"80年代的辉煌"津津乐道的诸位，你们可能举出80年代的哪个班，有这样的辉煌？
说到第一代科大人的爱国情怀，我们的朱校长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一有机会作报告，就要向大家宣扬爱国主义，就要讲他的青年时代，就要讲那一对老夫妻的拮据晚年和中国的光明前景。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想他还会讲很多次的。
但是朱校长的这些事例，逻辑上是有很大问题的。首先不是所有象他那样去了西北的青年大学生最后都有他那样的成就的；其次就是那一对老夫妇，一个拮据的晚年固然不是让人向往，但是考虑到早年的优裕生活，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政治风波的侵扰，自己选择研究方向和生活方式，比较起他们那些回国的同学，是不是就一定更不值得选择呢？我个人觉得，从个人利益的角度看，很难说。
朱校长的逻辑缺陷，其实反映的是第一代科大人和他的听众(第四代、第五代科大人)之间价值观念上的鸿沟。为了迎合他的听众，朱校长必须用年轻一代科大人普遍理解并能接受的个人利益分析范式来重新解释这两种选择，仿佛第零代科大人是如此远见卓识，看到四五十年后自己能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而不回国的同学要陷入经济拮据才回国的。但是，华罗庚、郭永怀、钱学森，真是因为如此的个人利益分析回国的吗？
第四代、第五代科大人很多只能理解利益分析，但是第零代和第一代科大人，在选择人生道路时，却基本没有使用个人利益分析。在他们那里，爱国是无条件的，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拼搏奉献牺牲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作为第一代科大人的朱清时校长，在用利益分析范式重新解释爱国选择的时候就会出逻辑问题，因为在他那里，爱国难道还需要解释需要理由需要条件吗？爱上自己的祖国，就象爱上一个人，本来就是理性和逻辑失效的领域。
三、第二代科大人
科大从南迁到恢复高考前，是个困难时期。这中间的科大学生，大致是第二代科大人。
第二代科大人是幸运的，因为比较起同龄人他们可以上科大；但不幸的，因为当时科大很困难，整个中国都很困难，他们的基础，他们接受的教育，比第一代科大人和以后的科大人，要差很多。他们中离开科大进入工厂部队行政机关的相对比较幸运，而留在科大的就显得特别，低调。
每个系都有这样的第二代科大人，特别低调。在他们前面，是雄风犹在、老当益壮的第一代；在他们身后，是迎头赶上的新一代科大学术正规军，他们夹在中间，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水平，都显得有差距。常常只能承担一般的科研工作，讲些不是很关键的课程，学生还不怎么买帐。于是提职称，长工资什么的，都只能一等再
等，于是被岁月逐渐染白了头发。
但他们都是真正的科大人。是他们和科大一起走过了南迁和南迁后的艰难岁月，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才使得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可以腾出手来从事更尖端更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他们是默默耕耘的一代，是薪火相传的一代，他们理应受到我们的尊敬。
四、第三代科大人
从恢复高考到1989年夏，是科大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入学的学生，大致可以划分为第三代科大
人。
这是如今最活跃的一代科大人，也是最被如今的科大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代。但个人认为，“80年代的辉煌”，根本就是个虚假的神话。这一代科大人，比起他们的前辈，不仅没什么辉煌可言，反而是总体上看来最不成气候的一代。
80年代的科大学生有什么辉煌？最有力的证据是当时考进来的学生成绩最好。但成绩好丝毫不能成为辉煌的理由，就如同任何企业都不会用原材料质量好而不是产品质量好来说自己牛一样。好汉不提当年勇，进校成绩
高一点，就值得牛一辈子吗？辉煌不辉煌，要看这些人离开学校后干了什么。
而这一代科大人，有很大比例，乃至有的整个班在国外。当然在国外生活也不错，但仅仅是不错，而决不是辉煌。科大有三位数的校友在华尔街，但是可能不可能哪一天，华尔街的头头，绝大部分是科大的，就象在那个发射场总师都出自科大一样？我看不出这个希望。
从对中国的贡献来讲，这一代科大人就不仅仅是不辉煌了。这一代对中国的贡献，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要差得多。而一个对中国如此贡献的科大，又能有什么资格奢望中国社会给予它巨大的回报呢？一个大学，本质上是为社会提供人才的地方。她为社会提供的人才为社会的贡献越大，则社会的回报也越大。当清华毕业生在国内的厂矿企业占据者厂长经理总工程师职位的时候，一个清华的小组和一个科大的小组去该单位
争取科研项目，清华小组当然是要占很大便宜的，这就是社会的回报。而当科大学生成建制地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奢望我们在国内和清华的项目竞争中占优势呢？
更严重的是，这代科大人基本放弃了科大的爱国奉献的传统。当然这中间有他们的政治遭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未加鉴别地接受了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从而主动割断了和老一代科大人的精神纽带。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主流。一个落后而发展极不均衡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作为社会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老一代科大人给出的答案是：多干、多奉献、多牺牲，把自己干出来的那一份与整个国家民族分享，这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选择。
但80年代的科大人从整体上放弃了这种奉献和牺牲的信念，放弃了对国家和民族应当承担的义务。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中国西南西北乡村农民的未来，与他们似乎再也不相干。这实在没什么可“辉煌”的。毕竟，USTC的正确汉语意思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不是“美国训练中心”。
五、第四代科大人
从89年秋到99年夏，又是十年。科大和中国在这中间，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而这期间入学的科大学生，作为第四代科大人，又具有他们的前辈所不具有的一些新特点。
首先是多元化。89年的夏天固然发生了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其对于科大的影响，显然没有象取消和恢复高考那样使科大学生的构成产生一刀切的变化（从66年取消高考到科大南迁，大概正是一届学生，所以第二代科大人其实是不经历高考入学的一代，也正是经历南迁和南迁后艰难岁月的一代）。决大多数89年在校的非毕业生都在89年秋以后继续在科大待了段时间，因而也就把第三代的一些特点和观念加诸于第四代。但是第四代科大人和他们前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真正实现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而无论是第零、一、二代的全面坚定爱国，和第三代的整体亲美全盘西化，方向固然不同，但是价值取向的结构单一却是相同的。但是到了第四代科大人身上，价值取向就不存在这种单一性了。出国的仍然很多，但是留在国内也成为一种完全对等的选择；继续深造希望从事科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高的比例，但毕业了就工作乃至白手创业都不会被看作异类。这代科大人在各种问题上都充满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答案，例如在爱国问题上从鄙人的“强国是种信仰”到某些人对世界公民的全面认同。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是科大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其次是低调。和第三代科大人的自信高调相比，第四代科大人要低调得多。其实论实力，个人认为，第四代完全不比第三代有任何逊色，最多就是高考时平均分差几分而已（换句话说，鄙人对第三代因为多了几分就很高调很不以为然，呵呵）。但从进入科大起，很多第四代科大人就常常遭到老师甚至学长“一届不如一届”的感叹乃至呵斥，日子久了就信以为真。而90年到95年确实是科大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物质上也很困难，西区图书馆一停就是好几年，这种艰难时世下面，第四代科大人就变得更加低调了。
第三是理性。相对于前几代科大人，第四代要更成熟更理性，这是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步调相一致的，同时也是前几代科大人宝贵经验教训的结果。利益分析作为一种工具，被这一代熟练掌握，成为通用的甚至是唯一的思维范式，以至于朱清时校长必须用这种范式来重新诠释老科大人的爱国主义抉择。这一代科大人思考问题比他们的前辈要更全面，更深刻，从总体上他们对任何一种价值取向都不会简单接受，都要质疑一下。他们更少偏见，更不愿意接受空洞的口号，无论这口号上写的是“爱国”还是“民主自由”。他们接受的教育甚至比第一、二、三代都更全面更正规，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合理有序，一板一眼的理性推导已经成为他们大脑的一部分。
从总体上说，第四代科大人最大的特点恰恰是没有特点。他们更多地是迷惘的一代，思索的一代，正是这种迷惘和思索导致了多元化。两个第四代科大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比一个第一代和一个第三代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第四代科大人有的还没有从出学堂，走出学堂的也才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他们都还年轻，还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判断他们的成就实在为时尚早。但是从总体上看，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坐标下，他们难以取得第一代科大人那样的辉煌成果，但超过第三代是必然的，因为第四代选择留在国内的无论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高得多。也许他们的最终成就，可以作为评价一代科大人国家民族利益坐标下成就的一个及格标准。
六、第五代科大人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后世历史学家在谈论这一事件，必然会加上这么一句：这是中国主流思想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青年爱国主义复兴的起点。
在科大也一样。1999年以后，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新一代科大人思想的主线。当然这更多地是一种预言，其正确性有待历史的检验，但我愿意出一个月的薪水来为这一预言下注：爱国主义的复兴，将是21世纪头十年科大思潮的主流。
1999年秋季后入学的科大学生，是科大的第五代。他们将比我们第四代更理性、自信、朝气蓬勃、有成就。任何“新生素质怎样怎样”的评论，诸位第五代完全不用搭理。你们的行动和成就将证明这些荒谬言论的破产。
第五代将仍然保留科大的传统，在专业方面依旧强大。事实上除了第零代和第二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专业水平方面比较特殊以外，第一、第三、第四、第五代科大人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同时在横向上他们的专业能力也没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高考那一点平均分名次上的差距，早给科大严格扎实的专业训练给平滑掉了。
但第五代将具有他们自身的特点。他们更自信，因为他们生长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历史时期。所有的民族，在经济起飞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是自信的，因为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在这个民族发展道路上，困难是
可以克服的。他们自身没有经历过艰难时世，因而对“被打回60年代”并不存在特别的恐惧。这种无畏固然有点浅薄，却也珍贵。
第五代所受的思维训练，使得他们将比第三代和第四代更现实，更理性。他们在价值观领域将彻底抛弃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洞口号，而代之以理工科式的科学论证。他们在思维方式上和同时代的美国、日本、欧洲青年将不存在什么差别。那么既然美国、日本、欧洲青年中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主流，那么在第五代科大人中间，爱国主义也将成为主流思潮。
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科大将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历程，在经历了第三代的全面背弃，第四代的迷惘与思考以后，科大的第五代将重建科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重建当然不是向第零代第一代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全面的升华：第零、一代是因为亲身经历国破家亡而自发选择了爱国主义，第五代将在民族国家利益坐标下通过利益分析自觉地选择爱国主义；第零代和第一代的爱国主义的背景是价值观念的一元化，而第五代的爱国主义将是价值观念多元化下的主流思潮。
在民族国家时代，一个大学，第一位的任务是为本国家输送人才。科学固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科学家必然首先属于他的祖国然后才能属于世界，科学成果特别作为科学成果应用是技术成果，首先必须服务于祖国然后才是造福世界。只造福世界而不让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首先受益的科学成果，好象还不曾有过。因此，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慕尼黑大学，苏联和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这些世界顶级学府，他们固然会为有一个学生在其他国家成为科学大师而自豪，但是倘若这些学府的学生成建制地移民美国，那么这些学府的头头大概就没什么可自豪的了：纳税人投入了如此多的教育经费，你们都为谁培养人才去了？那么，把目标定在世界有影响大学的中国科大，同样也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拿哪个国家纳税人的经费，你又为哪个国家培养人才？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科大必须首先成为为中国现代化输送人才的教育基地，然后才能成为为人类文明输送大师的世界性学府。六代科大人通过艰难探索重新找回了爱国主义，于是，中国科大在21世纪的重新崛起，将和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一样，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