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的魔力——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三人谈

郭　铭 　纪秀君

　　人类的发展，世界的进程都是在交叉融合中实现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养应该具有更强的开放交叉意识，更多的导向鼓励措施。前不久从国内某著名高校传出一个怪论：研究生选课时，“只能选课而不能旁听”，理由是旁听生太多，影响正式选课生的听课质量，将旁听生置于难堪的境地。这与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学习与研究的交叉是解密自然、人类与社会的金钥匙，是通达经济、科技、教育彼岸的“万丈虹桥”。诺斯教授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交叉中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派；Yin教授在哲学、工学、生物医学的山野河流中徜徉，诞生了一个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师；Pike教授更是大力鼓吹交叉学习和跨学科培养，交叉的特殊功力造就了特殊的人才，这些都值得借鉴!

　　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位于美国中部，已有将近150年的历史，它在美国享有的声誉使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是一所拥有1.2万名在校生的私立高等学府。其运营预算总额约为12亿美元，每年40亿美元的受赠金额在美国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同时是受美国政府、工业和基础研究资助最多的大学之一。此外，每年还有逾4亿多美元来自其他的捐赠。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联系，最近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派出了十多位院长、教授来中国进行访问交流和开展合作研究。记者近日采访了其中三位教授。三位教授所谈涉及经济、生物医学、艺术教育，并都涉及了学习的交叉、研究的交叉、现实发展的交叉。交叉、融合、渗透、借鉴在今天的教育、经济、科技活动中须臾不可背离，是现实状态的聚合，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一概念、这类行为、这种方式对推进教育、经济、科技的发展，推动事件的变化，改进岁月的流程，甚至历史移动的脚步都至关重要，尤其在今天人们格外关注“创新力”的时候!

　　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年获得了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学士学位，1952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诺斯教授开创了新经济史学派，重点研究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理论、制度的形成、变迁和变迁的轨迹以及这些制度在各个时期对经济指标的影响。目前，他正在深入研究经济学领域一个新兴并不断发展的分支——制度学派经济学。

　　记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您如何评价?　　答：中国需要的是结构改革和各方面机构改革，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这种改革的需要会越来越大。入世后，有些工业门类会得到发展，有些则会因为竞争力不强而退出市场。总体来说，中国入世后，是有很多机遇可把握的，但前提是一定要加速对中国各项制度的改革。　　我很荣幸地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接待，谈到有关中国改革的进程和变化。我想谈几点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的问题：首先，随着知识量的增加，知识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每个人知道得越多越细，他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就越来越少。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周围的世界能联系起来，使交易以较低的成本进行。举例说，我想买电脑，但我不必成为电脑专家，我知道有人生产电脑，有人会在电脑出现问题时帮我维修。但这样一种机制不会自动生成，我们必须用人为的办法去建立这种机制。　　记者：您现在正进行经济制度学的研究，请谈一下这一全新的领域。　　答：目前我们还没有在宏观经济领域找到很好的经济理论来解决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汇率方面，什么样的汇率对两种货币比较合适等。大部分的经济理论都是静态的，而经济活动是动态的，我们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里来解决出现的问题。我是一个经济学的叛逆者，我认为政治学比经济学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政府的决策机构直接进行改革的话，直接改变它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那么将会对经济运行模式发生直接的、明显的影响。我在欧洲、南美旅行时，发现许多经济上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因制定政策不当。所以，政府机制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极重要的。

　　Jeff Pike 教授是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包括数字革命对艺术、设计教育领域的影响，多学科和跨学科教育等。他积极倡导在艺术院校中推广数字多媒体的应用，鼓励艺术院校的学生进行跨院系的研究，以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扩大学生的视野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记者：您认为数字多媒体对艺术教育领域带来了哪些影响?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否弱化了艺术的人性化方面?　　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我们学校，数字媒体对艺术教育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并将继续进行下去。一方面，我们继续从事传统的艺术教育，比如二维、三维的图像设计和人物艺术画的创作；另一方面，数字媒体对我们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在使用数字媒体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更好的艺术创作，在设计和摄影这两门学科里能深刻地感受到数字媒体的重要性。事实上，艺术家们能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媒体受众，拓展艺术家们的选择和创作范围，能创造更多的合作机遇。　　我本人并不相信数字媒体会影响艺术中的人性化方面。数字媒体只是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创作的手段，艺术家创作的灵感还是蕴含在作品中的。　　记者：艺术专业的学生在进行跨学科和跨院系的学习研究中，对学生的培养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数字媒体鼓励我们将更多的信息视觉化。随着更多的信息视觉化之后，就为艺术人员提供了一种使他们的作品更为快捷和艺术化地展现的机遇。　　我们艺术院校里有1/3的本科生参与了其他院校里一些课程的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得花5年的时间来获得第二个学位，或者花4年的时间学习第二个专业。比如：历史学、哲学、化学、心理学等等。这是学生一种自由的选择，学校在管理上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对学生进行毕业评估。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在这一点上是走在美国其他大学的前面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Frank Chi－PongYin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师。Yin教授出生在中国昆明，1948年随父母前往美国。他的临床专业是心脏病学，尤其在心导管插入方面的研究颇为深入。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从血流动力学到软组织生物机械学到细胞机械学均有涉猎。他曾通过著名的流动性动力学论证了膀胱感染可导致肾脏感染而一举成名。不仅如此，他还在描述不同心肌组织的机械学特征及其受年龄老化和高血压影响所导致的变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记者：你对中国的生物医学和高校的教育可能有一定的了解，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答：中国的学生，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出来的学生在数学方面都非常好，这是优点。缺点是中国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强。如果给他题目，告诉他一步一步怎样做，他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让他想一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却很难想出办法。这可能和传统教育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应试教育的压力往往阻碍了学生某些方面的发展，这是教育部门应该深思的问题。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留学生不善于与人沟通，这可能和中国人传统上比较内向有关，在美国与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对学生，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让他们练习上台演讲，积累经验。演讲时，由另外两个学生提批评意见，把学生演讲的过程录制下来，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中国学生不习惯面对面的讲话，这在美国社会是很吃亏的，因为他们会认为你有所隐藏。而且这种习惯到了20、30岁时很难改变。　　记者：中国的医学教育可以从美国的医学教育借鉴哪些经验?　　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鼓励他们提出有创见的想法。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做课题是不行的。另外，要防止人才的外流。中国的人才很多，人才外流也很多。受利益的驱动，一些好学生出国留学了，另外一些好学生自己开公司。最好的人才从这两方面都跑掉了，学校的教育就缺了一个大洞。　　记者：美国是怎样防止学校教育和社会脱节的呢?　　答：我常常鼓励学生，虽然你在读生物工程，但是数学、物理等其他行业在研究什么也要看一看，交叉学习的魔力是巨大的。在教育中，我们既交给他们基础知识，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一些实验。这样一来，他们的学习就很有目的性。比如，一年级的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实验室都在做什么实验，启发他们头脑中的兴趣和想法，而且，学生在假期还可以到实验室去参与研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